摘要：特朗普官宣将减肥药从每月1350美元砍至350美元时，“供应商当场晕倒”的戏剧性场景，实则是美国药价畸形体系的缩影。RAND Health Care研究显示，2022年美国药价平均是其他33个高收入国家的3倍，2024年医药总支出高达8059亿美元。这一顽疾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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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祝小同

特朗普官宣将减肥药从每月1350美元砍至350美元时，“供应商当场晕倒”的戏剧性场景，实则是美国药价畸形体系的缩影。RAND Health Care研究显示，2022年美国药价平均是其他33个高收入国家的3倍，2024年医药总支出高达8059亿美元。这一顽疾并非市场自发形成，而是专利保护过度、中间环节扭曲、医保议价缺失与政治游说固化共同编织的制度性困局。

美国对药品专利的强保护政策，为药企构筑了天然的定价壁垒。不仅20年的基础专利期远超多数国家，药企更通过“专利常青”策略延长垄断——修改剂型、调整剂量等微小改进即可申请新专利，让仿制药入市遥遥无期。诺和诺德的Ozempic核心专利到期后，通过12项衍生专利维持垄断地位，便是典型案例。这种保护虽激励研发，但也赋予药企绝对定价权，创新药美国定价普遍比欧洲高50%以上。更值得警惕的是，药企将研发成本作为提价借口，实则营销投入远超研发，某头部药企2024年营销费用达87亿美元，是研发投入的1.4倍。

药品福利管理公司（PBMs）的逆向运作，彻底扭曲了价格形成机制。作为医保与药企间的中间商，PBMs本应压低药价，却通过“事后回扣”形成利益闭环——药价越高，回扣比例越高，倒逼PBMs主动选择高价药。2025年数据显示，美国PBMs市场规模达6575.1亿美元，掌控75%的处方流转，Cigna等巨头通过“排他性上架”协议，迫使药企让利换取市场准入。即便Cigna宣布2027年取消事后回扣，但其主导的市场规则已根深蒂固，商业保险覆盖的处方药中近70%被限定为高价品种。

与欧洲国家政府集中谈判不同，美国医保体系的碎片化使其丧失议价能力。Medicaid虽能获得部分折扣，但覆盖人群有限；Medicare直至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出台，才首次获得药价谈判权，首批10种药平均降幅仅50%。商业保险因竞争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导致纳税人与患者双重承压——美国患者自付比例达13%-14%，五分之一成年人因药价放弃足量服药，这一比例是德国的两倍。更严峻的是，联邦医保长期未将肥胖等慢性病治疗药物纳入报销，进一步推高患者负担。

制药行业的强势游说，为高药价筑起“政策防护墙”。1999至2018年该行业累计花费47亿美元游说，2021年单年支出近3.9亿美元。金钱政治深度渗透国会，2024年100名参议员中72人收受药企捐款，直接导致控价法案屡屡难产。即便《通胀削减法案》通过，阿斯利康等药企仍以“违宪”为由起诉政府，试图阻挠药价谈判落地。这种利益绑定使得任何改革都举步维艰，特朗普的降价协议也仅覆盖Medicare患者，商业保险市场仍由旧规则主导。

破解美国药价困局，绝非单次“砍价秀”所能实现。特朗普的降价协议看似震撼，实则难以撼动根本。350 美元的定价仍高于英国 NHS 的采购价，且仅覆盖 Medicare 患者，商业保险市场仍由旧规则主导。药企更可能通过提价其他药品、限制供应等方式弥补损失，正如礼来在英国上调同类药物售价。历史已证明，缺乏制度支撑的行政命令难以持久，特朗普此前的 “最惠国价” 政策便因法律挑战与药企抵制不了了之。（本文为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头条号立场）

来源：董希淼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