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从“御用飞行员”没有证据的变成了“国家嫌疑人”，就这样，像被风吹走的落叶一样，消失在监狱的高墙里。直到1066天后，才重新出现在阳光下。
1966年夏天，台北松山机场并不平静。蒋介石身边飞了十年的专机机长衣复恩被突然带走。
他从“御用飞行员”没有证据的变成了“国家嫌疑人”，就这样，像被风吹走的落叶一样，消失在监狱的高墙里。直到1066天后，才重新出现在阳光下。
衣复恩到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
衣复恩不是普通飞行员。他是战火中飞出来的老兵，抗战时期就驾驶运输机穿越日军封锁线，把急救药品和电台器材运进中国。飞行记录几乎没出过错，连敌机都抓不到他。蒋介石看上的是他稳，是他准，更是他“嘴严”。
1950年代，他正式担任蒋介石专机“中美号”的机长。再后来，宋美龄亲自让人打造一架“美龄号”专机，还送了他一块表，上面四个字：安全第一。这是把自己性命绑在他身上。
衣复恩的特别，不只在飞行技术。蒋介石喜欢吃哪种润喉糖，他记得；宋美龄晕机时的偏头痛，他提前备好热毛巾。每一次飞行，他都像在演一场不出错的戏。在那架飞机上，他是最接近“权力核心”的人之一，但也是最容易变成牺牲品的角色。
这个普通的驾驶舱，其实是一个会飞的“权力黑匣子”。
在那密闭的空间里，他听见了太多不该听的内容。比如蒋经国和美方争议U-2侦察机的部署问题，再比如蒋介石对台军高层的不信任。飞行员本该只负责起降，但他被迫变成了“知情者”。
而在那个年代，“知道太多”从来不是一种安全保障。
1066天冤狱1966年，台湾局势悄然生变。蒋经国逐步接管情报系统，掌控军队，清理父亲身边的“旧人”。而衣复恩，正好被划在那一批要清算的人里。理由？没人说得清。
传闻中，他曾私下批评F-104战机军购决策太慢；也有人说，他在国外飞行任务中与陌生华人有过接触。而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这两条信息足够让人消失。
衣复恩被关押的牢房不到10平米，墙面发霉，空气里都是潮气。每天的饭菜不如军犬吃的干净，灯光24小时不关，眼睛闭久了都生疼。曾经，那架“美龄号”里有真丝窗帘、有宋美龄的香水味。而现在，只有冰冷的铁门和不说话的牢头。
他没有被审判，也没有律师。家属也不知道他在哪。他的儿子在学校被同学骂是“叛徒的种”，妻子变卖首饰讨生活。整整1066天，这一家人像被抽走了骨头一样过活。
而他，只是因为知道了一些别人不愿他知道的东西。
其实，这样的遭遇并不孤例。1988年，台湾情报人员张宪义叛逃美国，曝光了大量内部机密，引发震动。而张的经历也说明了一个逻辑：情报系统的知情者，如果不被需要了，就可能被消音。
在权力的逻辑里，忠诚从来不是终点，安全才是底线。
衣复恩从不主动打听事情，但事情自己会跑到他耳朵里。比如U-2高空侦察机——这是冷战时期美国最秘密的项目之一。台美合作后，这些飞机被部署在台湾，但控制权始终在美方。
每次侦察任务，照片都是模糊的，关键数据也不给台湾军方。衣复恩曾听到蒋经国抱怨“连自己都看不见”。这话说出来，就是政治炸弹。
其实，这种“合作”背后是实力的不对等。就像后来台湾的“汉光演习”造假事件，一边对外宣称反攻大陆准备就绪，一边连实弹都不够用。表面上威风八面，背后却是靠纸糊的信心撑着。
衣复恩看得见这一切。他在飞机上看到蒋介石咳嗽，扶着座椅喘气；他看到宋美龄落泪，抱怨自己“像影子一样活着”。这些时刻，跟政治无关，都是人性的流露。
问题是，衣复恩不是普通下人。他是那个“影子里的人”，既是观众也是布景。他的存在，提醒着人们：威权不是神圣不可侵犯，它有漏洞，有疲态。
但对权力来说，最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知道太多的朋友。
1966年，越战升级，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开始摇摆。蒋氏父子对外要依赖美国，对内却要更强的控制。在这个夹缝里，衣复恩成了一个“必须处理”的变量。他既不是政敌，也不是间谍，但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真相。
而在那个年代，真相比武器还危险。
出狱后，衣复恩什么也没说。他去了美国，甚至连采访都不接受。他唯一留下的，就是一本飞行日志。每一页都记着飞行时间、天气状况，还有一些用红笔圈起来的日期。没有解释，也没有注释。
那些红圈，可能是他被抓的日子，也可能是他听到某些“不能说”的秘密的日子。
和他命运类似的，还有作家柏杨。一样被关押，一样沉默，一样被时代吞噬。他们不是反叛者，却都成了体制的“误伤”。
后来，台湾搞了“转型正义”，也修了法，也道了歉。但对衣复恩这种人来说，时间本身就是惩罚。他的名誉无法恢复，他的青春无法重来，最关键的是，他再也不愿相信任何权力。
衣复恩的1066天，不只是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一个靠秘密维系的体制，永远在清除知情者。秘密越多，恐惧越深；知道得越多，离危险越近。
而他，不过是一枚沾了墨水的棋子，刚好落在了权力想要擦掉的那一格。
最后的故事停在他的飞行日志上。那一页页红圈，像是压住记忆的封条，也像是对权力永不言说的控诉。
来源：明月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