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恩来自幼聪颖好学，早在童年时代，就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写出来的字清新、秀丽、耐看。遵周家祖训，男孩子5岁起入家塾馆读书。蒙童入学起开始练习颜体，世代相袭。所以，周恩来很小时候就能写出一手不错的颜体字。1908年周恩来在淮安（今淮安市楚州区）东门内表舅龚荫荪的

周恩来自幼聪颖好学，早在童年时代，就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写出来的字清新、秀丽、耐看。遵周家祖训，男孩子5岁起入家塾馆读书。蒙童入学起开始练习颜体，世代相袭。所以，周恩来很小时候就能写出一手不错的颜体字。1908年周恩来在淮安（今淮安市楚州区）东门内表舅龚荫荪的龚家塾馆寄读时，塾馆周先生又让他在颜体的基础上再加练魏碑，使其写出来的字既有颜体的刚正不阿的气势，又具有魏碑的阳刚之锋，所以他后来写出的字娟秀、大方、柔中见刚，令人赏心悦目。

周恩来字写得虽好，但他却一贯谦虚谨慎，从来不显山露水，很少给有关人或有关单位题书写字。他自20世纪20年代起就已进入中共中央的领导核心，历经半个多世纪，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可是留下的题词、题字却并不多，而其中有不少却是给过世的人题写的墓碑。

为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

1934年，周恩来在江西中央苏区遭到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斥，连1月15日至18日在瑞金召开的中央六届五中全会的准备工作都不让他参加。但在会上他仍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

1月21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逝世十周年纪念日，而中央苏区正在进行第五次反“围剿”。因受“左”倾路线影响，战场上不断失利，大批优秀红军指战员牺牲，这使周恩来忧心如焚。当有关方面请他为刚落成的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题词时，他挥毫题下了：

红军烈士们的英勇血迹，凝结成铁的红军之不可战胜的力量，写下了国内战争光荣的历史。现在我们正处在革命战斗的烈火当中，我们要继续烈士们牺牲精神，为苏维埃在中国的胜利，奋斗到底，为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一九三四年列宁逝世纪念日周恩来于瑞京

周恩来把瑞金的“金”写成“京”，是因为瑞金当时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国民党军占领瑞金后拆毁了红军烈士纪念塔，直至新中国成立后，该塔才重新按原样修复，并刻上周恩来当年题词的手迹至今。

为才女胡杏芬题碑

1937年，北平清华大学女学生胡杏芬因病住院，认识了同房病友李知凡太太。李知凡太太见小胡家人不常来照看她，就对她特别关照。小胡非常感激和敬重李太太，于是两人便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知凡太太出院，转移到重庆治疗。北平沦陷后，小胡也辗转来到了重庆。她到重庆后才知道，原来她在北平的同室病友李太太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女士。邓颖超是因长征途中染上肺结核病，到延安后没有医疗条件而潜往北平治病的。李知凡、李杨逸是当时周恩来、邓颖超夫妻的化名。

胡杏芬经过努力，终于找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她日夜想念的“李知凡太太”，向邓大姐讲述了自己别后的情况，并表示了她追求革命的决心。邓颖超知道小胡身体比较差，就亲切地叮嘱她一定要继续治病，先养好身体。胡杏芬一边疗养，一边写作。她写的一篇散文《李知凡太太》，在当时的《新华日报》上登载。文章写得生动形象，文笔流畅优美。周恩来看了后，对邓颖超说：“胡杏芬才华横溢，我们要好好培养教育，将来会成为一个很有前途的青年女作家。”

打那以后，周恩来和邓颖超更加关心和爱护小胡，一再要她好好治病，养好身体，又常请她到红岩村和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做客，鼓励她努力写作，把才华贡献给祖国和人民。胡杏芬牢记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教诲，即使在病中还坚持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散文和诗歌。

后来小胡病情加重，周恩来和邓颖超知道后，又专程到磁器口她的新住所看望她……

1944年，尚未实现加入中国共产党夙愿的胡杏芬不幸被病魔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周恩来得知后，痛心地说：“我们对胡杏芬同志关心得不够呀!”遵照周恩来的嘱咐，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把她的遗体运回来，安葬在红岩的后山上。为了怀念这位才女，周恩来亲笔为小胡题写了墓碑：“胡杏芬之墓”。因时局不稳，为避免特务捣乱，落款没有直书周恩来、邓颖超，而是署了只有胡杏芬才知道的“李知凡、李杨逸”。当时这块碑已经刻好，但因抗战胜利，周恩来等很快就离开重庆转赴南京了，那块刻制好的石碑最终未能竖立到小胡墓前。笔者于1999年曾前往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访晤有关同志，被告知这块碑已下落不明。碑虽未找到，但周恩来为青年才女胡杏芬题碑的事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他爱惜人才、关心他人的一段佳话。

为“妈妈同志”任锐题碑

任锐是周恩来的好友、早期著名共产党员孙炳文的妻子。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下令在上海龙华腰斩了孙炳文烈士。烈士身后遗下最大12岁、最小3岁的5个孩子。任锐在白色恐怖的威胁下坚定信念，继续革命斗争。她先后将长子孙宁世（后改名孙泱）、三女孙维世、四子孙名世等送进革命队伍。只有最小的3岁女儿孙新世送给了自己的亲姐姐抚养，自己则坚定地于抗战年间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和女儿维世一起先在“抗大”读书，后又一起上延安马列学院。母女俩两度成为同学，在延安一时被传为佳话。在当时的延安，无论老幼，凡是认识任锐的人见了她都亲热地称她为“妈妈同志”。

后来，在人民解放战争顺利推进的时候，任锐为了鼓舞子女的革命斗志，特意写诗给已经当上人民解放军指挥员的儿子孙名世和也在革命队伍里的儿子孙宁世、女儿孙维世：“儿父临刑曾大呼：‘我今就义亦从容’。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这首后来被人们收入《革命烈士诗钞》的诗，写得气贯长虹、荡气回肠，既激人奋进，又催人泪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她的儿女们没有忘记母亲的教诲，更没有忘记父亲流淌掉的一腔热血，他们有的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优秀指挥员，有的成长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辽沈战役中，四子孙名世倒在了敌人炮火之中；三女孙维世后来随周恩来赴苏联，进入了莫斯科东方艺术学院导演系和表演系学习，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孙维世在学习期间还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不仅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是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1949年天津解放后，任锐到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她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49年4月11日病逝。在临终前，任锐满怀必胜的革命信心，为子女留下遗书：“我在病中念念不忘的就是你们在前线的指战员们，我希望你们坚决地打到广州，打到台湾去，活捉战争罪犯，为千千万万牺牲了的烈士复仇。我寄予你们无穷的希望。”

1949年4月13日，任锐的灵柩由天津市委负责人黄敬等护送，运抵北平， 安葬于北平西郊万安公墓。应任锐三女儿，后来也是周恩来养女的孙维世的请求，周恩来为任锐题写了墓碑：

一九四九年八月立

任锐同志之墓周恩来敬题

周恩来题写的内容虽然很少，但一笔一画之间寄托着他对已故战友的思念之情，也是对孙炳文、任锐子女们的勉励与关怀。

为张西曼教授题写墓碑

张西曼，湖南长沙人，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他一生追求进步，1908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1月赴俄国海参崴留学。后来成为力主、并向孙中山建议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代表人物之一。在苏俄期间，他还热情地向国内传播马列主义。由于其声望和文学功底，他曾被委任为国民政府孙中山奉安专刊编辑主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蒙藏委员会委员。抗战期间，他因主张“联苏抗日”，积极促进中苏文化交流而受到周恩来的重视，二人交往颇多。

北平和平解放后，张西曼回到北平。1949年4月16日，柳亚子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南社新南社联合临时雅集”时，周恩来、叶剑英、张西曼均应邀出席，张西曼还作为来宾即席讲话。席间，他们一边共叙旧时友情，一边议论着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大家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与激动。然而，就在那次活动过后，张西曼因多年为革命奋斗而积劳成疾，竟身患肺癌，手术之后也无济于事，于1949年7月10日凌晨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后安葬在北平西郊万安公墓。临终前，张西曼还遗嘱“生不能多贡献于中国受苦的人民，死亦不愿玷污净土”，愿将自己的遗体捐赠协和医院，“以福利于后之患者”，表现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彻底奉献精神。应张西曼夫人魏希昭女士的请求，周恩来为张西曼题写了墓碑：

生于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五日

卒于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

张西曼教授之墓

一九四九年八月张魏希昭率女小曼敬立

周恩来敬题于北平

在该墓碑的背面，还留有郭沫若撰书的碑文，颂扬了张西曼一生追求革命的精神。

张希曼的墓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遭毁坏。直到1978年，应他的女儿张小曼请求，邓小平亲自批准，才按原样修复，并重新刻上周恩来题写的碑文。现仍屹立于北京西郊的万安公墓。

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书写碑文

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经过一个多世纪的艰苦奋斗，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9月30日下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闭幕时，为了追念为新中国的诞生而英勇献身的人民英雄们，与会全体代表从怀仁堂乘车前往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下午6时，奠基典礼开始。周恩来在极其庄严的气氛中，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志哀，悼念死难烈士。然后，由毛泽东宣读由周恩来撰写的纪念碑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自由，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之后，代表们一起挥锹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后来，纪念碑正面碑文用的是毛泽东手书，背面碑文则由周恩来书写。周恩来除了全文书写了上述毛泽东宣读的碑文外，还在碑的右侧写上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几个大字，在碑的左侧写上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立”。

据周恩来生前卫士乔金旺1997年对笔者讲述，周恩来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的时间大概是在1953年夏天，当时他正在北戴河疗养，乔金旺当班，顺便为周恩来研墨和协助展开宣纸。“总理写得非常认真，每天写几遍，一共写了40多遍才挑出比较满意的手稿作品，也就是现在刻在纪念碑背面的碑文”。

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仅是对人民英雄的最好纪念，也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伟人之间的一次珠联璧合的体现；同时，还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书法功底、书法风格的展示。

为亚非会议死难烈士公墓题写墓碑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敌视政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并从西、南、东三个方向实施军事包围，扬言要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钳制，周恩来全方位地开展和平外交，继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之后，又于次年应邀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没有殖民主义国家代表参加的国际会议。周恩来的参会使我国的国际地位与日俱增。对此，帝国主义和已逃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既恐惧又气急败坏，特别是对周恩来的谈判能力、外交风采更是嫉恨不已。他们想方设法破坏其行程，不惜重金雇用杀手，阴谋炸毁周恩来乘坐的飞机。

1955年4月11日，我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周恩来专车司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等11人包租了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赴印尼。周恩来、陈毅等原计划也是乘坐这架飞机的，后因亚非会议5个发起国之一的缅甸联邦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先赴仰光商谈有关会议事宜而改走北京、成都、昆明、仰光、新加坡、雅加达一线，谁知这一无意中的改变，竟然避免了一场大祸。当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时，国民党特务用重金买通了机场工作人员周驹，将一枚定时炸弹特制成牙膏模样，装进洗漱用具的袋中，由周驹带着混入机场，放进克什米尔公主号的行李舱中。下午6时30分，当飞机飞到北婆罗州沙捞越左右100海里的海面上空时，定时炸弹爆炸，飞机起火栽入大海，除领航员帕塔克、机械工程师卡尼克、副驾驶狄克西特这3名机组人员被英国军舰“丹波乐”号营救脱险外，其余11名乘员和其他机组人员全部遇难。后来，因为印尼海域气温高，找回的烈士遗体均已高度腐烂，无法辨认其具体身份，就在北京西郊八宝山建了一座革命公墓，合葬这11位遇难烈士。周恩来为公墓题写了“参加亚非会议的死难烈士公墓周恩来”16个字。

在碑的正面下部还刻有经周恩来逐字审定的《殉难经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亚非会议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和随同前往采访亚非会议新闻的中国记者沈建图、黄梅、杜宏、李平、郝风格，波兰人民共和国的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等一行十一人，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自香港乘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前往雅加达转赴万隆。由于蒋介石特务分子阴谋破坏，在飞机中安置了定时炸弹，“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至北婆罗州沙捞越西北海面上空时爆炸起火，坠入海中，石志昂等十一位同志全部罹难。这一卑鄙的谋杀罪行，证明了蒋介石卖国集团为了破坏亚非各国人民争取和平，自由和独立的正义事业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不仅是中国人民敌人，也是亚非各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敌人。

石志昂等十一位烈士是为了亚非国家的和平、独立和友好，为了保卫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而牺牲的，中国人民一定要严惩蒋介石特务凶手，继承烈士遗志，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为死难烈士复仇。

为和平、独立和自由的事业而光荣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周恩来的题词和碑文，充分表达了他对遇难人员的深切悼念，以及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仇恨。

为渣滓洞两烈士题墓碑

20世纪30年代末直到40年代，在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集中营（后改名为中美合作所第二看守所），蒋介石曾关押了大批共产党员和仁人志士，并将他们或公开或秘密地杀害。著名爱国将领杨虎城、人们熟知的“江姐”（江竹筠）、“小萝卜头”等均在此牺牲。

在渣滓洞被关押的犯人中，罗世文、车耀先是中共重要领导人。二人都是四川省人，分别于1925年、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罗世文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车耀先是当时成都市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

罗、车两人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和其他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0年3月，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破坏中共领导和发动的群众抗日活动，由特务头子、三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康泽亲自策划，制造了成都的“抢米事件”，并故意栽赃陷害罗、车两人“发动群众抢米，破坏抗战”，公开将罗世文、车耀先逮捕。

罗、车两人被捕后，中共方面曾想方设法开展营救。当时在南方局工作的叶剑英代表中共正式向国民党方面交涉，要求立即释放罗世文等同志。后来，周恩来也曾多次当面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罗、车两人的要求。1944年9月20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公布国共两党谈判经过及双方文件时，也公布了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政府明确提出包括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等政治犯问题的有关《意见书》。1945年国共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向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提出释放罗、车等政治犯的要求。但阴险狡诈的蒋介石却先借故说他不知关押在什么地方，后来又谎称两人已被定罪处决，同时，却暗地里密令息烽监狱将罗、车改用另起的化名，使两人完全与外界隔绝。

1946年7月，息烽监狱撤销，罗世文、车耀先等72人被转移关押到重庆渣滓洞。8月18日，国民党最高当局下达了迅速秘密处死罗世文、车耀先的命令。特务欺骗说要将他们押往南京释放。罗世文当即明白了敌人的阴谋，他从容不迫地写下了“坚决面对一切困难，高扬我们的旗帜”的遗书，然后登车上路。

敌人在黎明前将罗世文、车耀先在松林坡停车场秘密杀害后，又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并就地掩埋，不留任何痕迹。

直到1956年，我公安机关捕获了原中美合作所第二看守所所长杨进兴时，根据他的交代和指认，有关部门才找到了罗、车两烈士的遗骨，并在他们牺牲的地方建墓合葬。

1957年2月11日，周恩来出访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后回国，经昆明转道重庆，参观了红岩村和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他对陪同的同志说，中美合作所要保持原貌，当作反面教材。当时，罗世文、车耀先两烈士遗骨刚找到不久，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请周恩来为烈士墓碑题字，周恩来欣然允诺。回到住地后，他展纸挥毫，深情地题写了“罗世文、车耀先两同志之墓”。

为廉维题墓碑

廉维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张瑞芳的母亲。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周恩来曾是张瑞芳与中共秘密组织关系的单线联系人。打那以后，周恩来给予张瑞芳很多的关心和支持。后来，她母亲去世时，周恩来亲笔题写了墓碑：“廉维同志之墓”。

廉维原名杜健如，1889年出生于北京密云县长城脚下古北口的一个士绅之家。她的丈夫张基（字础石）是位忠于职守的军人，北伐时屡立战功，后因一个并不是他的过错而造成的军事失误竟自戕于徐州前线，蒋介石曾亲赠一幅“精神不死”的绸幛。但廉维不愿接受蒋介石给予她一家更多的恩惠，悄然北返，深居简出，把几个儿女一一拉扯大，使他们个个学业有成，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终她自己也在抗战期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全面抗战，为全中国人民的解放，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受到周恩来等人的多次称赞。

1960年，从国家商业部离休的廉维走完了她71岁的人生旅程。张瑞芳兄妹没好意思去打扰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张瑞芳在料理完母亲丧事、即将南返上海时，才给敬爱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现有一事想请求您，我们想请您为她的墓碑题几个字——‘廉维同志之墓’。她生前得到您许多关怀和教益，您的题字定会使她得到安慰于地下。如蒙允诺，我们衷心感谢。”

张瑞芳在信末还特意提出：“请您题时不要署名。……”

后来，周恩来责怪了张瑞芳兄妹不该向他隐瞒廉维的丧讯，并很快写了好几张“廉维同志之墓”的题字，有横书的，也有直书的。周恩来反复审视琢磨后，还找来时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的王拓(张瑞芳的姐夫)到西花厅，两人一起一幅一幅、一字一字地斟酌，最后才决定选用现在的横书“廉维同志之墓”这幅题字。

1977年，张瑞芳赴京开会期间，受到邓颖超的亲切接见。见面后，两人紧紧拥抱着。松开手臂后，邓颖超连忙关切地问：“你娘的墓碑还在吧？”当听到张瑞芳肯定的回答后，邓颖超才又心情沉重地说：“那是因为在八宝山，并且恩来没有署名。维世母亲任锐同志的墓，因为恩来署了名，并且葬在万安公墓，‘文革’期间就被砸掉了。”

直到这时，张瑞芳才更加明白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艰难处境，也格外体会到他那颗对同志真诚的爱心。在她们兄弟姐妹的心中，周恩来为母亲廉维题写的墓碑使他们永远感激。

来源：近代史飙车的小号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