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周总理的使者伍学文先生问我想不想回到丈夫身边以来，已经整整两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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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三十六年(一九六一年)五月，我重返中国，回到了丈夫身旁。

自周总理的使者伍学文先生问我想不想回到丈夫身边以来，已经整整两年了。

丈夫于昭和三十四年(一九五九年)获得特赦，十二月被批准返回故乡北京。

他回到北京以后，我们书信往来频繁。

丈夫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可能浩也听说了，回国的事情已经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这里迎接你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毕……回国时，如果有人希望一起来，不限数目，多少人都可以……”

我曾于昭和三十四年春(一九五九年)，风和日丽的一天，在惠比寿办事处见到了伍学文先生。

从那以后，我望眼欲穿，焦急地等待着回国。

行李早就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离开东京。

随我和嫮生回国的有母亲和最小的妹妹，还有丈夫满洲时代的部下宫下明浩先生。

他现在在长野县饭田市经营一家药店。

他说:“我一定要见见溥杰中校。”

要求与我们同行。

“浩，又要过流浪生活啦……”

东京的朋友们知道我即将启程，这样对我说。

但我以为，这次去北京不是重新开始流浪生活，而是长期流浪生活的结束。

与丈夫天各一方的漫长岁月即将过去。

一家人将欢聚一堂，共同生活。

如果慧生活着……

我不知多少次在心里默默念叨着这句话。

我与她在中国的父亲见面时，慧生早已变为冰冷的白骨。

一想到这里，我就悲痛欲绝。

为了死去的慧生，我要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丈夫和活着的女儿嫮生。

我们一行五人从羽田机场出发，先飞香港。

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在东京无法办理去中国的签证。

那时候，做梦也没有想到东京和北京之间会有直飞班机往来。

去中国只有经香港从广州入境这一条通道。

一到香港，马上办理了入境手续。

但到了预定的期限签证还没有批下来。

据说从日本回中国，我是第一个，所以很费事。

英国领事也为我们担心。

第三天，签证终于下来了。

我们坐上了开往边境城镇深圳的火车。

从香港的九龙车站到深圳只有一个多小时。

过了深圳河就是中国的领土了。

我们下了火车，走出站台，过了小桥。

桥的尽头是中国出入境管理事务所和海关。

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一月，在战后最混乱的时期，我带着年幼的嫮生从上海乘难民船回国。

现在嫮生已经是二十一岁的大姑娘了。

十四年过去了……

女儿好奇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战士、四周的田园风光。

看着她的身影，我深深感到岁月象流水一样匆匆流逝了。

同时，重新踏上了丈夫的祖国的土地，喜悦之情也充满了我的心房。

办完入境手续，我们继续坐火车北上。

从香港到深圳的火车上，小贩们在车厢里进进出出，大声叫卖饮料、食品、礼品，还有日本货，热闹非凡。

然而，中国的火车上，只免费提供茶水，十分恬静。

在宽敞、明亮，挂着美丽窗帘的豪华的软席列车上，我们可以尽情浏览沿途的风光。

一望无际的农田从车窗闪过，水牛慢悠悠地翻耕着土地。

“这样广阔，用拖拉机耕种多好。”

宫下先生自言自语地说。

也许因为他住在长野县，此刻头脑中正在将眼前的景象与自己家乡的农村相比吧。

我们乘坐的是特快列车，中途几乎没停。

但看见小站的月台上，西瓜堆得象小山，人们正在卖西瓜。

火车驶近一个小车站时，母亲指着一块很大的广告牌说:

“喂，浩，快看看，就连这样的地方也有札幌啤酒的广告呀！"

我看了一眼贴着标语的广告牌，不禁笑了起来: “那是新中国的标记啊！妈妈。"

“噢，是吗？我还觉得奇怪呢。”

妈妈虽然这样说，但看上去还是没有完全理解。

妈妈出生于明治年代，嫁到公卿华族之家为媳，对她来说，也许新的人民中国的诞生这件事，已经超过了她的理解程度。

列车行驶了大约四个小时，窗外的农村风光渐渐变成了绿树如荫的街道。

过一会儿，列车将驶进终点站广州。

丈夫肯定会从北京到广州来迎接我们。

再过十几分钟，我们就将重逢了。

我恨不得一下子扑进丈夫的怀抱。

但长久的分离，又使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胆怯感。

这两种感情交织在一起，使我一刻也不能平静。

我紧紧抱着放在膝上的慧生的遗骨，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第一句话应该对丈夫讲什么？

列车减慢了速度，缓缓地滑进广州车站。

“爸爸会认得我们吗？"

“一定会的。嫮生的父亲怎么会不认得嫮生呢？嫮生都长这么大了，父亲准会大吃一惊的。而且，姐夫也肯定不会忘记姐姐的……”

嫮生和我妹妹在身背后交谈着。

我把脸贴在车窗上，拚命在月台上搜寻丈夫的身影。

车站上，男男女女穿着清一色人民服，看上去好象没什么差别。

列车刚一停稳，我马上打开车窗，探出头去，扫视着站台上的人群。

虽然我知道用不着这样慌张，丈夫肯定会来迎接的，但心里总觉得不马上找到他，重逢就会象幻影一样消失。

这时，人流中有两个人向我们跑来。

一个是五格格的丈夫万嘉熙，另一个是……

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

“啊，姐夫！"

“溥杰中校，是溥杰中校！"

“爸爸……”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丈夫见到我也默默无语。

下了火车，我们重新互致向候，但我早已想好的话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只好默默地低着头。

丈夫也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丈夫从我手中接过慧生的遗骨，紧紧抱在怀里。

慧生终于回到了她日夜思念的父亲的怀抱。

“对不起……”

我喃喃地说。

喉头就象被堵住了似的。

丈夫眨着眼睛，不住地点头，好象在安慰我说，“是我不好。”

我脑海中的丈夫仍然是在大栗子沟分别时的模样，但此刻站在我面前的丈夫比过去苍老多了。

他瘦了一圈儿，额头很高，已经谢顶了。

分别已经整整十六年了，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在收容所度过漫长岁月的丈夫，肯定比我倍尝辛酸，分别时我三十一岁，如今已经四十七岁了。

慧生死后，我心力交疼，脸色肯定也枯稿憔悴。

“哎，浩……”

往旅馆走的路上，丈夫开口和我说了第一句话。

他一只手紧紧抱着慧生的遗骨，一只手挎住我的臂膀。

我们结婚以后，总是习惯挽着臂膀走路。

十六年的岁月是漫长的，但是，丈夫的一句话，一下子吹散了长离久别后的隔阂。

在广州的第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三口谈起往昔的生活。

在那逝去的岁月里，无论是丈夫，还是住在东京的我们母女， 都有许多辛酸的记忆。

丈夫和我话都很少，常常沉默不语，只有嫮生一个人用年轻姑娘那特有的响亮的声音替我讲着那些难忘的往事。

战前，我生活在东北。

虽然曾经到过北京、上海，但没到过广州，所以这是第一次来到这里。

一连好几天，丈夫和老万领着我们参观古寺院、博物馆、公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等名胜古迹。

广州是中国南方的大城市，郁郁葱葱的热带树林覆盖着街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感到吃惊的是城市非常清洁，大街小巷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只苍蝇也看不见。

这对于了解战前中国情况的人来说，简直难以想象。

街上的行人穿着清一色的人民服。

我原以为自己是了解中国的，然而这一切不仅使母亲感到惊讶， 就连我们这些人也都感到有点惊异呢。

因为广州是广东菜的发源地，所以人们劝我们尝尝用猴头和蛇做的佳肴，然而我却不敢受用。

比起那些美味佳肴，我更喜欢那街头卖的荔枝。

剥掉外壳，露出乳白色的果肉，象果冻一样水灵灵的，可爱极了。

我吃了许多许多。

据说唐玄宗皇帝曾下令用骆驼将荔枝运到京城长安，让杨贵妃尝鲜。

这样珍贵的水果在这里却堆积如山，随便走到哪里都可以买到。

现在荔枝已向国外出口，即便在日本，吃到鲜荔枝也很容易。

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广州街头很少见到日本人，住在那里的只有我们一行是日本人。

虽然他们劝我，既然到了广州，就再多玩几天，但我却巴不得马上到达北京。

因为那里有我怀念的亲朋好友在等待着我们，那里有我们的家。

我是为了和丈夫一起开始新生活回来的。

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向北京飞去。

2

五月十七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我们坐快车来到了北京。

丈夫的兄弟姐妹都来到车站迎接我们。

“您好。”

“您好。”

我一下火车，大家就纷纷伸过手来。

我想念的三格格也来了。

三格格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小姑子。

从我们结婚那天开始，她就象亲姐妹一样照顾我。

她的丈夫润麒也来了，脸上带着微笑。

四格格、五格格、六格格、七格格以及四弟溥任都来了。

见到兄弟姐妹们都这样健康，我感到非常高兴。

新中国成立以后，连问候的方式也完全改变了，以前宫廷王府的问候一般都要行礼，对长辈还必须跪拜请安。

现在大家都很自然地相互握手，说声“您好”。

礼仪的改变，也使我不能不感到流逝的十六年时光是多么漫长。

北京市区盖起了许多新楼房。

道路变得宽阔而清洁。

在这里，我清晰地听到了新国家前进的脚步声。

然而，这一切并未使古都北京失去它往昔的风采。

故宫屋脊金碧辉煌，护城河畔树影婆娑。

啊！我终于回到了故乡。

我和丈夫贪婪地呼吸着北京的空气。

和广州一样，北京的街头只有中国人。

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因为中国已不是战前被列强侵略时的旧中国，而是中国人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了。

然而这对于了解旧北京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变化。

想当年，这里到处有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

在北京，穿着和服的母亲无论走到哪里都非常引人注目，过往行人都好奇地回头来看，使人感到窘迫、难堪。

我们的家是已故的公公——醇亲王的一所纯中国式住宅。

从朱红色的大门走进来，是一个院子，院子四周排列着几间宽敞的房屋，形成一个口字形。

这就是所谓的“四合院”。

据说在丈夫和大哥溥仪关押期间，爱新觉罗家的私产由政府代管。

在这期间，出租的房屋的租金全部由政府代为积存。

为了我回国，我们的房子也特地进行了修缮，把内部改装成西洋式，还给我们准备了床和化妆台等等。

家具是用卡车一次次运来的。

这一切都是周总理直接安排的。

在中国，家庭私用电话很少，但却给我们家安装了电话，还派来了一位妇女照顾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生活上没有任何不便之处。

有一点使我感到美中不足，那就是我们家的院子里，一棵树也没有，光秃秃的，只有铺成十字的石子小路。

“我们种点儿花和树吧！”

我一说，丈夫立刻响应。

“是啊，没有树和花显得怪冷清的！”

我们似乎同时想起了满洲时代，在院子中精心栽种杏树，建造花坛的日子。

“浩，我回到北京后，最初的工作单位是北海公园。” 丈夫说。

他很少主动谈起过去的事情。

我总觉得有学者风度的丈夫和公园、果树联系不起来。

但也许因为丈夫从前就喜欢种树吧，所以那里的工作使他感到称心如意。

“我剪枝技术还满不错呢！"

“是吗？那可不容易。”

我和丈夫两个人打算让这个光秃秃的院子变成绿树成荫的小花园。

十六年漫长的别离岁月已经无法追回了，但我们决心要使现在开始的新生活过得更加充实。

“北京市西城区护国寺街×××号”位于著名的京剧上演场地人民剧场的旁边。

这里就是我们开始新生活的家。

我们到达北京后不久，周总理为我们举行了午餐会。

午餐会是在中南海周总理的家里举行的。

这里过去是醇亲王因北府不便而建造的一座非常宏伟的西洋式住宅。

参加午餐会的有我们从日本来的五个人、丈夫，及以大哥为首的爱新觉罗家的兄弟姐妹、名作家老舍夫妇、名演员程砚秋的遗孀、中日间的桥梁廖承志、西园寺公一夫妇等等。

丈夫和我们五人应周总理之邀，提前三个小时来到总理家，周总理想和我们单独谈一谈。

“战争结束，满洲国崩溃之际，我们曾下达命令，爱新觉罗家族现在东北，找到他们要加以妥善保护。但命令好象没有贯彻到基层，让你们受苦了。在此，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

周总理通过翻译说，“有一段时间把你们藏在抚顺，让大家担心了。这是为了保护你们。坦率地说，老百姓对爱新觉罗家族有多深的仇恨，我们当时也并不完全清楚……不过，这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你们和我们，大家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受害者。从今以后，我们做个好朋友吧！”

周总理举止潇洒，话语亲切，知识渊博，待人热情。

周总理大略说明了一下经过之后，停住话头，转向我说:

“虽然已经晚了，但在此我要对慧生的死表示沉痛的哀悼。失去了一位令人惋惜的好姑娘，太遗撼了。她曾经直接给我写过信。我喜欢象她那样勇敢的孩子。"

因为提到了慧生，我答应总理日后送一张慧生的放大照片给他。

周总理对坐在我身旁的嫮生也关怀备至，问她在日本的生活情况以及来中国后的印象。

最后，总理亲切地对她说:

“嫮生，你的父母已经决定在北京定居，但你的未来由你自己决定。今后好好想一想，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婚事也是这样，如果喜欢日本人，那么就和日本人结婚，不必勉强找个中国人……"

听说大哥和丈夫从抚顺回到北京时，周总理对他们也非常宽宏大量。

午餐会开始之后，周总理谈笑风生，愉快地与来宾一一交谈。

丰盛的菜肴中，有一盘珍贵的鲥鱼。

我是第一次吃这种鱼。

鱼有一尺五寸长，鳞很象鲤鱼，加上酒、盐、葱和生姜，然后蒸熟。

这种鱼的特点是鳞也可以吃，味道象鲷，非常鲜美。

山珍海味一道道端上来，餐桌上摆得满满的。

比美味佳肴更令人愉快的是以周总理为首的朋友们对我们新生活的衷心祝福。

中国有个古老的传说，讲的是一个妻子含辛茹苦等了丈夫十八年。

当他们重逢时，丈夫做了皇帝，妻子成了皇后。

周总理引用了这个叫做“王宝钏”的故事，笑着说:

“你们比他们还差两年呢……但你们不是为了做皇帝，而是为了做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荣公民。”

周总理兴勃勃地谈起了往事。

说他曾在日本留过一年学，当时住在东京神田，所以很喜欢吃炸大虾、荞麦面和虎屋的羊羹。

我们得到了周总理无微不至的关怀。

连日来，我们乘坐旅行车参观了许多地方。

还被邀请和外宾一起参加了在两年前建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晚宴。

晚宴上，主人将我们介绍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以及其他外国贵宾。

并让我们观看了在人民大会堂剧场演出的京剧和歌剧，留下了美好愉快的印象。

我们都很喜爱动物。

在北京动物园，向往已久的大熊猫和金丝猴使我们大声欢呼。

熊猫来到上野动物园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一个月后，母亲和宫下先生回国了。

“这里的生活习惯以后，请让浩回日本探一次亲吧。”

母亲向周总理辞行时，要求说。

周总理笑着答应了她。

母亲安心地走了。

母亲走后，我们的生活也逐步安定下来，不再为宴会、参观奔波。

终于开始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不过，生活方面以及家里的一切事情都有周总理盛情派来的人料理。

丈夫的起居饮食，也都习惯于自己动手。

到了这样年龄的男子诸事尚能自理，真叫人无法相信。

他出身于醇亲王这样的帝王之家，可能因为他年轻时离家去日本留学，后来又长期过着军队生活吧，所以一切喜欢自理。

我开始重新练习早已中断的绘画，并到什刹海游泳池游泳，打乒乓球和网球，钻研中国菜的做法。

我和丈夫一起过着安逸舒适的生活。

我可以尽情去做自已想做的一切。

甚至可以说，回到北京后，我迎来了第二个青春。

那时，中国穿着清一色的人民服，所以我穿上从日本带来的衣服，总是很显服。

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我是曾使中国人长期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日本人，但是，当我挤上满员的公共汽车时，坐着的人总会马上站起来礼貌地给我让座。

去邮局或市场买东西碰到街坊邻居，对方也总是爽快地和我打招呼，拉家常，站在马路边聊上一会儿。

这里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建设，到处充满了勃勃生机。

我深深感到自已生活在许许多多不记旧仇、心胸开阔的人们中间。

觉得自己也是这个国家千千万万人民中的一员。

然而，女儿嫮生却怎么也适应不了北京的生活。

她说: “我还是想回日本去……"

嫮生六岁回到日本，上的是日本学校，接受的是日本风俗文化的熏陶，因此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不用说别的，这里连个可以一块儿聊天的朋友也没有……

不过，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想:“如果是慧生，是绝不会想走的……”

因为慧生活着的时候天天盼望能有一天回到北京和父亲一起生活！

她刻苦学习中文，以架设中日之间的桥梁为己任。

“嫮生哪怕有她姐姐那种气质的一半也就好了……”

我深深感到遗憾。

不过，细想起来，也许是做父母的太自私了。

“我不想出人头地，只想快快活活地生活。"

嫮生中学时代就这样讲过。

自己提出来上短期大学。

嫮生有她自己的考虑，想去日本学习茶道、插花和烹调。

嫮生虽然想念自己的父亲，愿意为父亲的祖国效力。

但她语言有困难，难以适应这里的生活，硬要求她留在中国也于心不忍。

“我还是成不了中国人。我想和日本人结婚，在日本生活……”

正如周总理所说，嫮生的道路应该由她自己选择。

与自己唯一的女儿分别，是十分凄凉伤感的，但我们还是决定拜托准备三个月后回日本的妹妹将她带回日本去，满足她的愿望。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