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安门城楼上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刚落音，28响礼炮的硝烟还没散，毛泽东案头的三份急电就带着火药味堆了上来：西南剿匪部队在黔北遇袭，上海粮行的大米价三天涨十倍，美国白宫发言人对着话筒念：“对中共实施全面禁运，包括煤油、药品和机床”。
天安门城楼上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刚落音，28响礼炮的硝烟还没散，毛泽东案头的三份急电就带着火药味堆了上来：西南剿匪部队在黔北遇袭，上海粮行的大米价三天涨十倍，美国白宫发言人对着话筒念：“对中共实施全面禁运，包括煤油、药品和机床”。
那会儿中国穷到根子里，人均GDP不足50美元，全国工业产值才占国民经济7%，钢产量15.8万吨——不够修一条京沪铁路，连家家户户钉木板的钉子都叫“洋钉”，因为自己造不出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私下跟莫洛托夫说：“这个政权能撑10年就谢天谢地”，杜鲁门在椭圆形办公室拍着桌子对国务卿喊：“中国？永远是个农业国，成不了气候”。
可谁也没料到，28年后，罗布泊会升起蘑菇云，“东方红”卫星会从太空传回《东方红》乐曲，联合国大厅会为五星红旗响起23秒掌声。毛泽东攥着那三份急电时，手里捏的到底是死棋还是活棋？
那会儿中国像间漏雨的破屋，外头下大雨，里头下小雨。
屋里头，全国工业产值才占国民经济9%，上海工厂开工不足三成，机床大多是日本投降留下的旧货，工人拿榔头敲敲打打，一天造不出十个零件；文盲率超80%，扫盲班黑板上写“毛主席万岁”，底下老乡用树枝在地上画，半天写不对“席”字；西南深山里更乱，国民党残部和土匪混在一起，手里有枪有鸦片，贵州一个县就查出罂粟田两千亩，剿匪部队进山搜，时常踩着埋在土里的手榴弹。
门外头更没好脸色。
美国从朝鲜半岛到台湾海峡拉了条锁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那天，福州渔民看见美国军舰比渔船还多；英国军舰在长江口游弋，炮口对着上海外滩；苏联专家倒是来了，带着图纸也带着条件，援建的工厂要优先用苏联设备，连螺丝钉都得从莫斯科运，有专家私下跟中方技术员说：“核心数据，你们别问。”
毛泽东站在地图前，手指从西南剿匪区划到台湾海峡，又停在东北边境——屋里要扫干净，门外的狼也得顶住，哪头都松不得。
哪头都松不得，可危机偏扎堆来。
1950年秋，朝鲜半岛炮声传到北京，美军仁川登陆后直逼鸭绿江，飞机炸弹扔到中国边境，东北边防军电报雪片似的飞来，总参谋部会议室里，不少将领盯着地图叹气：“咱钢产量才60万吨，美军是8700万吨，这仗怎么打？”主张“避战保国”的人拍着桌子争，说“刚建国，经不起折腾”。
消停没几年，1960年夏天，苏联专家宿舍突然人去楼空，墙上留着没擦完的公式，援建项目图纸被卷走，有专家临走前对翻译冷笑：“中国人？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那会儿兰州铀浓缩厂刚搭起架子，离心机转不起来，科研人员蹲在厂房地上，拿粉笔头算数据。
到1965年，南边又炸了锅。美国把越南战争往北方扩，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侦察机天天在福建上空转圈，白宫发言人对着记者喊：“要让中国永远停在农业国，别想碰工业！”那会儿全国拖拉机才5万台，化肥产量不够给农田塞牙缝，真要被按住，这辈子别想抬头。
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手指在朝鲜地图上敲出声响：“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多数将领攥着美军钢产量数据倒抽冷气时，他盯着窗外说：“美军装备是钢多气少，我们是钢少气多，这气，就是不怕死的劲头。”
罗布泊的风刮了整整五年，科研人员蹲在帐篷里喝盐碱水，用算盘计算核爆冲击波数据，有人边算边咳血，铅笔头磨短了三根。会议桌上摆着两种声音：“先解决吃饭问题”和“没有核弹腰杆硬不起来”，最后实验室墙上多了行字：“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
1971年联合国席位投票前，美国特使挨家挨户找亚非拉代表，威胁“投赞成票就断援助”。中国代表团却带着非洲国家提案在走廊里奔走，有坦桑尼亚代表拍着桌子喊：“中国必须进来！”投票前夜，毛泽东在书房对周恩来说：“让他们去争，我们只讲一个道理——中国不是清政府。”
直到三把尖刀捅破了这层铁幕。
1953年板门店签字那天，美军克拉克将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时，钢笔尖把纸戳穿了——他们终于承认，中国军队能把战线从鸭绿江推回三八线，这场仗打完，西方报纸标题从“中共政权撑不过半年”，变成了“必须正视这个亚洲新力量”。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的蘑菇云升起时，科研人员趴在沙地上数着冲击波的秒数，北京收音机里播音员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天联合国安理会紧急开会，议题从“制裁中国”变成了“如何应对核俱乐部新成员”。
1970年4月24日更热闹，“东方红一号”卫星从酒泉发射场腾空，全球无线电爱好者都能听到那曲《东方红》，美国NASA的监测站报告：“轨道参数稳定，中国掌握了航天器回收技术”——他们终于明白，封锁锁不住一个民族的骨头。
屋里头要收拾干净，毛泽东让人扛着锄头先去刨地。
扫盲班的黑板刷了又刷，农民用树枝在地上画“毛主席万岁”，十年下来，1.5亿人甩掉文盲帽子；
土地改革队背着文件袋下乡，把地契钉在村口老槐树上，3亿农民攥着土地证，头回知道自己是土地的主人；
卫生部的干部背着药箱往山里钻，“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标语刷在土墙上，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村串户，针管煮沸了再用，青霉素省着打，硬是拉起百万队伍。
兴修水利的号子喊遍全国，红旗渠的石头是一锤一凿敲出来的，淮河堤坝上，农民光着膀子挑土，号子声能传三里地；
工厂烟囱多了起来，鞍钢的高炉昼夜烧，钢产量一年一个台阶往上跳。
外头的拳头来了也不能躲。
1962年中印边界，印军拿着英国时期的旧地图硬说地盘是他们的，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说“打不赢就不打，打赢了就停”，部队上去一个冲锋，连克要地，然后主动后撤，把缴获的武器擦干净送回去，印军军官看着崭新的步枪，手都抖。
1974年西沙海战，南越军舰比中国的大两倍，炮也多，中国水兵抱着炸药包准备跳帮，硬是把南越军舰打跑，舰长在电台里喊“我们胜利了”，声音都劈了。
1971年联合国第26届大会，美国代表还在台上念反对提案，底下非洲代表举着“中国必须进来”的标语牌，电子计票器跳到76票赞成时，大厅里掌声炸了锅，美国代表铁青着脸，没听完结果就夹着文件袋提前退场，中国代表乔冠华在笑声里仰着头笑，这一笑，被记者拍下来，成了第二天全世界报纸的头版。
到1976年，毛泽东留下的这盘棋已经盘活了。物质上，钢产量从15.8万吨冲到2046万吨，鞍钢、武钢的高炉能炼特种钢，长春一汽能造解放卡车，全国工业体系从无到有，机床、化肥、发电设备都能自己造；国防上，罗布泊的蘑菇云、戈壁滩的导弹尾焰、渤海湾的核潜艇，让中国成了少数能靠自己拳头说话的国家；教育医疗也没落下，扫盲班让1.5亿人认识了字，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走遍村村寨寨，农民生病不用再找“跳大神”的。
精神上更硬气。抗美援朝冻僵在阵地的战士、罗布泊喝盐碱水的科研人员、红旗渠凿山的农民，这群人用“不服输”的劲头，把“东亚病夫”的帽子扔进了太平洋。后来人说“敢斗争、能胜利”，其实就是那会儿传下来的——没枪没炮自己造，没技术就用算盘敲，饿肚子也要把腰杆挺直。
国际上，中国不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联合国五常席位稳稳当当，非洲兄弟见了中国代表就竖大拇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来北京，得提前看中国的脸色。1976年《泰晤士报》写：“这个国家用28年走完别人百年的路，现在，它有足够的力量改变世界。”
这些家底，不光让中国站稳了脚，更给后来人留了把钥匙——危机里能找机会，压力下能憋大招，骨头硬，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来源：永远高唱我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