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蒋介石晚年在日记中记下两人，直言无此二人，大事或可成！

1972年5月21日，台北圆山官邸的书房亮着灯。蒋介石坐在写字台前磨墨，他的手指因为帕金森不断颤抖，却还是在日记本上工工整整写下两个人名。灯光下的字体略显歪斜，但用力之深，纸页几乎被戳穿。

这不是他第一次把怨气倾泻到笔端。字迹旁边，他留下一句夹杂闽南口音的唠叨：“若无此二人，何致今日局面？”日记一合，历史的疤痕再被揭开。被写下的第一人，是桂系首脑李宗仁；第二人，是远涉重洋的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

回想二十多年前的北平会客室，1948年1月的寒风正劲。李宗仁披着呢大衣推门而入，对蒋介石拱手，嘴里却抛出一句并不客气的客套：“委员长国事繁剧，李某代劳几分，未尝不可。”一句话，把“代总统”三字说得若隐若现。蒋介石微笑不语，心里却像吞了冰渣。

两人结怨并非自此。早在1926年广州黄埔军校礼堂，初次会面时李宗仁便在心中嘀咕“此人城府极深”。而彼时的蒋介石急需桂系兵力，连夜批拨军饷二十万，又亲自提笔写信，称李为“股肱”。礼下于人，实则埋下牵制的绳索。

北伐告捷后，桂系势大。蒋介石见“柳枝”长成“梧桐”，坐立不安，暗筹削藩。密令尚未发出即被走漏风声，信任天平瞬间倾斜。1929年的中原大战，桂系联阎冯而起，炮火连天五个月，终因张学良入关而草草收场。广西军退，蒋介石得以重树威信，却也彻底与李宗仁“兄弟阔别”。

八年抗战，民族危亡压过派系嫌隙。台儿庄捷报传来，蒋介石在洛阳听完战报，对侧立的陈诚低声道：“此役，他风头又盛了。”随枣会战、枣宜会战接踵而至，李宗仁军功高涨。蒋介石暗自盘算，表面封官加爵，实则调离中枢，让李宗仁常驻汉中，远离决策核心。

抗战终了，国共谈判屡屡失焦。1948年3月李宗仁提出竞选副总统，蒋介石原以为这不过虚衔，谁知一年不到，内战惨败、金融崩溃，他不得不“被迫让位”。1949年1月，李宗仁如愿成了代总统。然而，真正的权柄全被转移至溪口老宅的密电里。金库空了，江防司令换了，大局反而更乱。李宗仁愤懑难平，1950年负气赴美，留下蒋家父子在岛上“继续奋斗”。

如果说李宗仁夺权是蒋介石眼中的“内鬼”，那马歇尔便是“外患”。1945年12月20日，这位白发将军抵达重庆。美国政府给他一纸任命：调停中国内战。马歇尔此前在二战中指挥千军万马，眼下却要在政治迷宫里周旋。他的算盘很简单——逼双方停火，组建联合政府。

马歇尔见蒋介石的第一句话相当直白：“如果战争继续，伤亡将不堪设想。”蒋介石点头，心里却断定此人“不识中土大势”。几番协商，他口头应允停火，却私下电令胡宗南加紧西安兵力集结。马歇尔察觉暗流，立即向华盛顿建议“暂缓军援”，用美元勒住蒋介石的手。

1946年6月，停战令到期。蒋介石自信东北主场在握，忽然下令大军北犯。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随之展开，结局却是山河变色。马歇尔为阻战八上庐山，疲于奔命，而蒋介石在甘岭脚下仍向参谋说：“机不可失。”结果是，良机变成险局。

待到1950年，蒋介石坐在台北郊外草山，抚着残损的陆海空军旗帜，嘴里骂“马下儿误我”，笔墨落下“诚小人之尤”。他认定若无马歇尔插手，自己至少可在1946年收拢华北，清除对手。此番责怪，听者或哂笑，或叹息。毕竟决定胜负的，从不是某一次会议的停摆，而是一支军队的士气与土地政策的得失。

有意思的是，马歇尔卸任国务卿后回忆中国经历，留下短短一句：“蒋对内战的执念，已非外力可移。”他没提自己调停失败的遗憾，更像是对那段岁月的一声无奈叹息。

蒋介石晚年的日记愈写愈碎，常常前一页骂李宗仁“野心家”，后一页又怪马歇尔“误国”。字里行间偶见自嘲：“军无纪律，党无信义，奈何！”但转瞬笔锋一转，仍把主因归咎外人。

1975年4月5日清晨，他合上最后一本日记。封底那两行字被后人翻读无数次——“政事艰危，皆由宗仁阻我，马歇尔误我；倘无二人，天下或早定。”历史固执地停留在了纸上，无法回头。

李宗仁归国已十载，此时正住在北京西郊疗养院，偶尔向来访者摇头苦笑：“彼此成败，早成过眼烟云。”这番话传入海峡另一端，无人再去回复。恨与悔，终究随春雨散落在日记墨痕间。

来源：明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