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采用多维分析法和语料库批评译学视角，以莫言小说《红高粱》母语译者译作和非母语译者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两本译作在词汇、句法、篇章、文本类型上的异同，归纳出二者在风格上的差异，并探究了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非母语译者的译作风格谨慎保守，流畅明快，简明易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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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程程 胡加圣
摘要：本文采用多维分析法和语料库批评译学视角，以莫言小说《红高粱》母语译者译作和非母语译者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两本译作在词汇、句法、篇章、文本类型上的异同，归纳出二者在风格上的差异，并探究了差异的成因。研究发现，非母语译者的译作风格谨慎保守，流畅明快，简明易读；母语译者译作风格结构精简，生动鲜活，节奏交替错落，修辞和创造性丰富，文学表现力强。这些差异是由于社会意识形态和译者个人意识形态的不同造成的。
关键词：译作风格；母语译者；非母语译者；《红高粱》；多维分析法
1 引言
翻译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国文化由谁来译？是母语译者、非母语译者，还是中外合译？近年来，这些问题受到学者的关注。在国外，翻译界长久以来遵循的传统观念认为，译者只有在译入自己习惯使用的语言时，才能确保翻译表达自然、准确，获得最佳翻译效果（Newmark, 2001:3）。国际会议笔译工作者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onference Translators, AITC）也明确规定了译员应限于将外语译成本族语，因为没有人能够如同掌握母语那样精通外语（斯蒂芬·康格拉特·巴特勒，1986:113）。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开始挑战这一传统准则。耐克·K·波科恩（Pokorn,2005）通过对斯洛文尼亚作家伊万·坎卡尔（Ivan Cankar）作品的翻译分析，挑战了母语翻译优于非母语翻译的传统观点。波科恩的研究显示，母语译者的身份并不能保障译文的质量，母语译者的译文并不总是优于非母语译者的译文。在“非母语翻译及其团队翻译实践”一节中，波科恩回顾了历史上非母语翻译的一些案例，并引用了安德烈·列斐弗尔（Andre Lefevere）的观点：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非母语翻译”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是十分必要的，中国的译者们正试图纠正之前诗歌翻译所造成的扭曲形象（Pokorn,2005:34-35）。
莫娜·贝克（Mona Baker）和加布里埃拉·萨尔丹哈（Gabriela Saldanha）在其主编的《翻译研究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中，对“翻译方向”（directionality）这一词条做了较为详尽的评述：早期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轻描淡写，并对这种实践持否定态度。然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认识到非母语翻译是一种普遍的实践，其质量可以与母语翻译相媲美。研究者们还探讨了影响翻译的因素，如认知负荷、决策制定、质量以及教育培训等。研究表明，非母语翻译是一种普遍现象，应该被更加客观地对待和研究，以满足社会的需要（Baker&Saldanha,2020:152-156）。
在国内，有学者从宏观上探讨了中国文化对外传译的任务该如何分配。马士奎（2012）从史学角度对国外的非母语翻译实践和理论进行梳理，认为非母语翻译研究的边缘地位理应有所改变；王建开（2016）分析了中外译者各自的长短，认为中国译者在语言理解和文化把握上具有双重优势。也有学者从语用角度展开研究，比如王建国和何自然（2014）发现汉语为母语的英译者，其英译文本的语用取向往往着重事态的过程，而英语为母语的英译者，其语用取向则着重行为的结果。此外，更多研究聚焦于两者在具体语言特征上的区别。
例如，刘爱军（2020,2022）以朱自清散文和《三国演义》的英译为例，发现母语译者译文中的形符数和类符数以一定幅度高于非母语译者的译文，母语译者较高频率使用and、it和that，增强了译文句式结构的复杂性和层次感，也增强了语篇的衔接性和流畅性；吴建（2021）通过对比多部汉英小说翻译，从副形搭配的角度比较了母语译者与非母语译者的系统性差异。总体来说，目前大多数相关量化研究通过一项或个别参数，使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比较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的译作风格，浅谈或者不谈其差异成因。目前，较少学者从译者的角度，以语料库驱动范式，系统考察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的译作风格差异并探究背后成因。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语料
本研究选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的第一部《红高粱》及其英译文本为研究语料。《红高粱》以抗日战争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原小说以“我”的回忆为线索，讲述了“我爷爷”“我奶奶”的爱情传奇和他们领导的惊心动魄的抗日故事。该小说叙事风格有传记和评论色彩。
本研究的语料为自建语料——《红高粱》汉英平行语料库（双译本），以莫言汉语小说《红高粱》为原文本，邓世午和于大波（非母语译者）的译文（简称邓、于版）和葛浩文（母语译者）的译文（简称葛版）为对比语料。译本具体信息见表1。
2.2 研究方法
语言风格是指在语言表达中个体或集体独特的语言习惯和特点。语言风格反映了作者的个性、态度和审美倾向，体现在词汇、句法结构和篇章结构等方面。道格拉斯·比伯（Douglas Biber）的多维分析法（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为探究译文风格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方法。该方法通过识别和分析文本中的语言形式与其功能维度之间的关系，实现对文本类型（text type）和典型文类（characterizing genre）的系统分类。比伯（Biber, 1988;1989）划分出67个语言形式，涉及英语中的16种主要语法范畴，经过形式共现分组后，归纳出6个实用的功能维度，再通过对6个功能维度的依次赋值，最终将文本分为8种类型。多维分析法通过量化语言特征和统计共现关系，对功能维度进行赋值，为分析译文风格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提供了精确的层级框架，确保了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对于译作风格差异的成因，我们采用语料库批评译学视角进行分析。语料库批评译学是指采用语料库方法，在观察和分析大量翻译文本的特征并进行相关数据统计的基础上，系统分析翻译文本特征、翻译过程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以及翻译对意识形态影响的研究，它促进了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由语言学视角向文化视角的转变（胡开宝、李晓倩，2015）。从原文到译作之间，人始终扮演着中介、协调、操纵的角色，而人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及携带者。因此，我们将从译者自身因素（个人意识形态）和非译者自身因素（社会意识形态）来探究译作风格差异的成因。
2.3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探究以下问题：（1）英语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译作的文本类型是否存在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差异？若有，分别对应的文本类型是什么？（2）英语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译作在功能维度上是否存在差异？若有，具体体现在哪些维度上？（3）以上差异最终形成了什么样的译作风格？不同译作风格的成因是什么？
2.4 研究工具与步骤
根据多维分析模型，本研究使用了MAT1.3.3辅助进行文本类型分析，采用U C R E L CLAWS7、AntConc(3.5.9）、WordSmith Tools(8.0）和SPSS 28.0.1用于参数检验、语料统计和数据计算。具体而言，我们采集了两组数据，这两类数据涉及词汇、句法、篇章和文本类型层面。第一组数据采用尼尼（Nini,2015）开发的多维标注与分析工具M AT 1.3.3对文本进行自动标注、特征提取、文本类型分类和数据统计，该工具依据Biber(1988,1989）的多维分析理论模型而建（赵朝永，2020；武姜生，2001）。本研究采用SPSS 28.0.1统计分析软件对MAT 1.3.3报告的维度分与标准化分数，即Z值，进行曼-惠特尼（Mann-Whitney）显著性检验，并通过逐步线性回归确定影响每个维度的因子。第二组数据借助UCREL CLAWS7、AntConc(3.5.9）、WordSmith Tools(8.0）进行其他12项语言特征采集，包括类符、形符、标准化类符形符比、短单词（少于3字母）、长单词（多于7字母）、平均词长、平均句长、平均段长、句子总数、段落总数、词频TOP15和词性统计。最后，本研究对这两类数据（67项/12项）进行统计、归类和分析。这里需要声明的是，为提高结论的可信度，在采集某些语言特征时，本研究同时使用了两种工具，得到的数据基本相同时才确认数据的准确性。
3 结果与讨论
3.1 两译本文本类型信息统计与分析
根据MAT 1.3.3汇报的文本类型归类，两个译本最终都被归类到“普通叙述说明”（General Narrative Exposition）（图1）。这类文本叙述性强、交互度弱，如新闻报道、评论、传记等。两个译本的文本类型没有明显差异。
这里有三处值得关注：第一，相比邓、于的版本，葛浩文的版本在维度3上更偏向于“虚构性叙述”（Imaginative Narrative）。也就是说，在本案例研究中，母语译者更加依赖上下文提供的语言环境，我们将在3.2节展开说明体现情景依赖维度的具体语言特征。第二，葛浩文版本第五章的文本类型出现特殊情况，属于“学术说明”（Learned Exposition）。这类文本较为正式，信息性强、情境独立度高、内容表述具体，如官方文件、出版社评论和学术散文等。查看软件提供的第五章语言特征文本网页标注，我们发现在“WH-关系词作主语”（WHSUB）、“无施事被动”（PASS）、“过去分词小句”（PASTP）、“裹挟移动②”（PIRE）和“过去分词作非谓语”（WZPAST）这5项上，母语译者使用频次都比非母语译者高，而这些语言特征的高频使用促使第五章文本类型最终归类于“学术说明”。第三，维度1和2中，葛版的信息性和非叙述性均强于邓、于版，这在第二类统计数据中也得到了证实，具体表现为葛版的平均词长、平均句长、平均段长、标准化类符形符比、长单词使用频率均高于邓、于版。
3.2 显著差异维度及其具体语言特征
我们首先用SPSS 28.0.1对两个译本的6个维度数据进行正态分布分析，发现并不是所有数据都呈正态分布，所以我们采用独立样本曼-惠特尼U检验进行显著性测试，结果发现维度3和维度4存在显著性差异（表2）。具体而言，在维度3上，非母语译者译作更能表现出情境独立特征，而母语译者的译本相反，倾向于情境依赖；在维度4上，两者均未展现出显性劝说特征，但相比之下，母语译者译作显性劝说特征更低。因篇幅有限，我们重点分析差异更大的维度3。
为进一步考察参与维度计算的因子间的“共现”情况，我们对维度3和维度4对应的变量进行了逐步回归，以确定两组文本在这两个具有显著差异维度上的影响因子。维度3上共有8个变量（Biber,1988:102），旨在区分语言对于上下文的依赖程度。结果显示，非母语译者译本共有2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对维度3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调整后R2=0.931），即2个变量的“共现”能解释该维度93.1%的变异。这两个变量为“and作短语连接词”（PHC）和“裹挟移动”，且回归系数为正值，其标准化回归方程为：维度3=-3.401+5.091*PHC+11.428*PIRE（参见表3）。而母语译者的译本共有3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对维度3具有良好的预测作用（调整后R2=0.905），即3个变量的“共现”能解释该维度90.5%的变异。表3显示，“名物化”（NOMZ）“wh‐关系词作主语”与“and作短语连接词”回归系数为正值，其标准化回归方程为：维度3=-3.997+3.538*N O M Z+7.653*W H S U B+1.566*P H C（参见表3）。
对比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在维度3上的回归方程，我们发现：第一，虽然“and作短语连接词”同时出现在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的回归方程中，但两者的回归系数相差较大，即“and作短语连接词”对非母语译者译文在维度3上的影响更大，也呼应了维度3的高分值，非母语译者更偏好于使用and并列结构，这也与我们对词频TOP15统计的结果一致，非母语译者and使用频率排名第二（961次，占所有形符的3.38%），母语译者and使用频率排名第三（874次，占所有形符的2.78%）。第二，“WH‐关系词作主语”不仅进入了母语译者的回归方程，而且系数较高，说明母语译者更多利用上文提供的语境进行翻译，主要体现在常常用关系代词作主语，这与本文3.1中分析的第五章情况一致。第三，“名物化”进入了母语译者的回归方程，母语译者更倾向于“名物化”。
3.3 译本差异影响因子整体分析
3.3.1 两译本与平衡语料库对比语言特征差异及原因
MAT1.3.3以LOB和Brown语料库为参照语料库，列出了两译本中过多和过少使用的语言特征。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的共同点是：均过多使用了名词（不含名物化名词和动名词）、which引导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过去分词小句。区别是：第一，非母语译者使用各类副词较少（呼应维度3的高分值）。第二，非母语译者过多使用了“and作短语连接词”（呼应维度3的高分值）、“过去式”；而母语译者在“现在分词小句”上的使用超出常规。
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共同过多使用的语言特征可能是因为受到翻译方向的制约。汉语动词多，小句复杂，逻辑隐性；英语谓语动词出现频率有限，逻辑显性。因此，当汉语译为英语时，受语法限制，动词的内涵转换到名词表述上，或用which引导的定语从句，或用过去分词小句，来衔接汉语原文中的多重小句，同时体现逻辑关系。在第二类数据的词性统计中，非母语译者和母语译者的名词占比排名均为第一，分别为6 639词（占总形符23.33%）、7 379词（占总形符23.48%）。
我们再来看看区别。首先，非母语译者较少使用各类副词。在面对相同的原文时，我们来看看母语译者都使用了哪些副词，而非母语译者又是怎么处理的。例如，在第九章中，母语译者用到了如表4所列的动副搭配，而非母语译者在大多数情况下省略了结构中的副词，只保留动词，选取数例见表4。
其次，从整体上来看，母语译者更多使用修辞功能更强的进一步描述型副词搭配，运用时体现出更多的创造性，这和吴建（2021）的发现相似。词性统计中，非母语译者副词占比排名11，母语译者副词占比排名10，分别为629词（占总形符2.21%）、724词（占总形符2.30%）。
非母语译者过多使用了“and作短语连接词”，这再次呼应了3.2节中我们对非母语译者译文在维度3上情况的分析。马士奎（2018）认为这与他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有关，邓、于版译本属于比较典型的以源语为出发点（source language-oriented）的翻译。如下例所示：
(1） 父亲紧紧扯住余司令的衣角，双腿快速挪动。
My father gripped the jacket of Commander Yu and moved his legs quickly forward.（邓、于版）
Gripping tightly to Commander Yu’s coat, he nearly flew down the path on churning legs.（葛版）
(2） 爷爷啪啪连放三枪，两个日本兵趴到了汽车顶上，黑血涂在了车头上。随着爷爷的枪声，道路东西两边的河堤后，响起了几十响破烂不堪的枪声，又有七八个日本兵倒下了。
He shot three bullets and killed two Japanese soldiers on top of the first truck. Gunfire from the east and west of the dyke poured at the enemy and killed several of them.（邓、于版）
He pulled off three quick shots, downing two Japanese soldiers, whose bodies fell across the cab, their dark blood staining the hood. With the echo of his shots still in the air, a cacophonous burst of fire erupted from behind the dikes lining the road. Seven or eight more Japanese soldiers were cut down...（葛版）
此外，非母语译者过多使用了过去式。我们考察了过去式使用差异较大的4个章节，具体统计如图2所示。具体而言，非母语译者整个译本的时态主要为一般过去时、过去进行时和过去完成时，译者通过时态清晰体现出过去发生的动作；而母语译者在描述景色及人物细节动作时，有时倾向于用一般现在时和现在进行时，正如在新闻报刊、童话故事、普通小说和戏剧中用一般现在时一样，目的是使叙述和描绘更加生动，就像眼前正在上演鲜活的故事。第二类数据中词频TOP15和词性统计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受篇幅限制，本文不再详列）。译本比较如下：
(3） 秋风起，天气凉，一群大雁往南飞……罗汉大爷说，抓，豆官……抓！螃蟹纤巧的脚爪把细软的河泥印满花纹。
It was becoming windy and cool. A flock of wild geese were flying southward overhead, heralding the arrival of fall...The delicate claws of crabs left their prints on the river bank.（邓、于版）
The autumn winds are up, the air is chilled, a flock of wild geese is flying south...Uncle Arhat shouts, “Now, Douguan, now!” The soft, spongy mud of the bank is covered with the elaborate patterns of skittering claws.（葛版）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母语译者过多使用的语言特征——现在分词小句。通过查看母语译者现在分词小句的使用情况，我们发现母语译者倾向于用现在分词小句作伴随状语和结果状语，非母语译者偏向于另起一句，或用and连接两个动词过去式，这又契合了我们以上分析的非母语译者过多使用“and作短语连接词”和“过去式”的倾向。
3.3.2 两译本语言特征差异对比
为进一步研究母语译者和非母语译者的译本风格差异，我们用曼-惠特尼U检验，两两对比第一组数据中参与功能维度计算的67项语言形式和第二组数据中的前10个语言特征。结果显示，二者具有显著差异的因子共有15个（见表5）。其中，母语译者比非母语译者更多使用的语言特征有地点状语（呼应维度3的低分值）、句首并列连词and、逗号、让步状语从句连接词、外来词、现在式、过去分词小句、现在分词作后置定语，平均句长更长；非母语译者比母语译者更多使用的语言特征包括：表量词、感叹词、过去式、not/n’t否定词、无施事被动、and作短语连接词（呼应维度3的高分值）。
结合上文讨论的功能维度差异，相比之下，邓、于版译本情境独立性高，叙述性和交互性强，劝诱特征明显，表述更抽象，具体表现为多使用过去式、无施事被动、not/n’t否定词。葛译本情境依赖性高，信息性更强，非叙述性程度高，劝诱特征不明显，表述更具体，具体表现为：多使用地点状语、现在式、现在分词作后置定语、各类副词，标准化类符形符比更高，平均词长、句长、段长更长。
4 译作风格归纳及差异化成因
4.1 译作风格总结
通过第三部分的统计结果与分析讨论，我们发现小说的双译本文本类型均为“普通叙述说明”，但在具体功能维度上有差异：非母语译者的译作风格谨慎保守，流畅明快，简明易读；母语译者译作风格结构精简，生动鲜活，节奏交替错落，修辞和创造性丰富，文学表现力强。
4.2 差异化成因
从非译者自身因素，即社会的意识形态来看，两组译者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包括诗学传统和翻译规范意识形态）不同。小说中文版于1985年发行，1989年邓、于版问世，1993年葛版发行。两译本发行时间接近，当时中国现代小说被西方某些国家视为单纯的政治宣传品（葛浩文，1980:106），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心存芥蒂，可能在心理上抵触这类小说，因此，“归化式”文学译本仍然是美国等西方读者的主流期待（胡安江，2010）。例如，小说曾借“我父亲”之口对任副官予以较高评价：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这样纯种的好汉（莫言，2011:27）。邓、于版译为“Father said Adjutant Ren was most probably a Communist. The Communists were pure bred heroes.”(Deng&Yu,1989:429），葛译本为“Father told me that Adjutant Ren was a rarity, a true hero.”(Goldblatt,1993:59）。母语译者删除了源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改为a true hero，源语社会的期待和目的语社会的选择会因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过滤而出现明显错位（马士奎，2018）。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处于中心地位，发挥着能动作用，译者身份和文化意识直接决定着翻译实践的各个层面。反过来，译者的译介行为无不诠释着译者身份，彰显出译者身份的个性化差异（李翼，2022）。从译者自身因素或个人意识形态来看，译作风格差异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翻译文本选择缘起、翻译目的、翻译理念和策略。具体而言，母语译者、汉学家葛浩文认为“翻译最重要的任务是挑选，不是翻译”（季进，2009）。他读到《红高粱》后，认为把《红高粱》作为“第一本与英语读者见面的作品”是更好的选择，因为这部作品迎合了美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即美国读者喜爱“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内容，因此他认为这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小说能“走向世界”（ibid.）。由此可以看出，葛浩文的翻译目的既是介绍中国历史及文化，又是服务英语读者的阅读喜好。秉承着“准确性”“可读性”以及“可接受性”的翻译美学理念（胡安江，2010），他选择了归化译法，从两译本的英文名就可以看出一二，非母语译者译为Red Sorghum，母语译者译文为Red Sorghum——A Novel of China，其归化痕迹跃然纸上。就英语世界而言，这样的书名英译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西方对于中国的所谓“东方主义”想象（ibid.）。葛浩文的翻译观是对原文和译文的忠实，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同时翻译又是一种背叛和重写（文军等，2 0 0 7）。相比之下，非母语译者邓世午、于大波的译介是新中国成立后有组织的文学外译活动，其译作刊印在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War Fiction (《中国当代军事文学作品选》)，该作品选中的小说兼具主流性、权威性和时代性，译介目的是对外宣传源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他们采取以源语为出发点的翻译，翻译过程谨慎以至趋于拘谨（马士奎，2018）。
(2）译者经历、语言能力和对读者的关注。葛浩文出生于1939年，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台湾学习汉语，后在印第安纳大学攻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受业于中国新文学界前辈柳无忌教授。葛氏现为美国圣母大学讲座教授（胡安江，2010）。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历史与现状十分了解，早在成为翻译家之前，他已完成多部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中文专著和撰文。对于葛浩文的语言功底，柳无忌（1980评价其犹如“凤毛麟角”。葛译莫言小说译本均具有明显的美国英语原创文本特征，它们的平均句长均较为接近美国英语原创文本（侯羽等，2014）。作为学者的他，对自己要求严苛，始终认为要把读者放在首位，而不是作者，“我认为一个做翻译的，责任可大了，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文本，对得起读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对得起读者，而不是作者”（季进，2009）。非母语译者邓世午、于大波同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与传播研究院1983级硕士，在新华社英文组工作，具备较高的英文水平和较为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但缺乏文学翻译经历，读者意识欠缺。对于小说里的习语和俚语及乡土气息浓厚的表述，邓、于版译本的处理略显平淡、简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表达效果，用词方面有时不够考究，缺少文学名著应有的张力（马士奎，2018）。
(3）对源语文本所采取的视角。葛浩文作为目标语本族语者、中国文学博士和汉学家，精通中国现当代文学，熟知中国历史文化。他和莫言是很多年的朋友，阅读、熟悉并喜爱莫言的作品。以前，西方人对英语语言有优越感，不爱看翻译的东西，而美国人又懒得学外文，现在渐渐好一点了，“因为奥运会，因为世博会，因为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响力越来越显现出来，当然也包括文学、电影方面的影响力。我相信再过几年，中国文学的地位在美国会超过日本文学。现在关于中国文学的书评还是不少的”（季进，2009）。因此，葛浩文作为学者，对原文小说理解深刻，充满了喜爱、敬畏，并深知目标读者的期待，享受着翻译过程。邓、于版非母语译者没有本族语者的先天语言优势，又缺乏文学翻译经验，在他们之前受邀的几位译者都相继拒绝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两位非母语译者临危受命，勇挑大梁，加上当时中外文化出版公司运营遭遇诸多困难和障碍，又没有先进的电脑辅助翻译技术帮助，翻译路程实属不易，所以他们对于源语文本的视角是仰视，视翻译这本小说为必须要完成的基本工作。
5 结语
本文采用多维分析法和语料库批评译学视角，以莫言小说《红高粱》母语译者译作和非母语译者译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两本译作在词汇、句法、篇章、文本类型上的异同，最终归纳了母语译者译作和非母语译者译作风格上的差异，并探究其成因。研究发现：从词汇层面看，非母语译者使用副词较少且缺乏灵活性，过多使用表量词、感叹词以及not/n’t否定词，母语译者更倾向于使用名物化，平均词长更长，标准化类符形符比、长单词使用频率均更高；在句法上，非母语译者明显更多地使用and作并列短语连接词和无施事被动；母语译者更多使用地点状语、现在分词作后置定语、分词小句、关系代词作主语，且平均句长更长；从篇章上来看，非母语译者更多使用过去式，母语译者有时使用现在时让现场感更强烈，且更多使用句首并列连词and和让步状语从句连接词来衔接；在文本类型上，两个译本均为“普通叙述说明”，但在具体功能维度上，非母语译者显示出情境独立、信息抽象、交互性和叙述性更强的特征，母语译者表现出情境依赖、信息具体、信息性和非叙述性更强、显性劝说更低的特点。概括而言，非母语译者的译作风格谨慎保守、流畅明快、简明易读；母语译者译作风格结构精简，生动鲜活，节奏交替错落，修辞和创造性丰富，文学表现力强。产生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有：两组译者所处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不同，翻译文本选择缘起、翻译目的、翻译理念和策略不同，译者经历、语言能力和对读者的关注不同，以及对源语文本所采取的视角不同。
然而，本文语料有限且局限于文学体裁，今后研究需要扩大语料体量，进一步核实结论，也可就某一具体语言特征上体现的差异及其原因进行深度挖掘。另外，本文使用的MAT 1.3.3多维分析工具中维度的命名是根据这些特征可能共同实现的某种语言功能所进行的尝试，今后可综合其他考察项对英语语言功能进行更全面、更综合的研究（胡显耀等，2020）。
基金：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研究成果。
（本文首次发表在《中国外语》2024年第4期）
来源：永大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