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11月29日，是马积高先生诞生100周年的日子。2001年5月20日马先生去世，也整整24年了。马老师生前赠送我的《赋史》《宋明理学与文学》《荀学源流》，跟随我从黄河边到嘉陵江边，也十年了。1998年，新一版的《赋史》出版了，作者只有五册样书，马老师

马积高教授（1925-2001）。

2025年11月29日，是马积高先生诞生100周年的日子。2001年5月20日马先生去世，也整整24年了。马老师生前赠送我的《赋史》《宋明理学与文学》《荀学源流》，跟随我从黄河边到嘉陵江边，也十年了。1998年，新一版的《赋史》出版了，作者只有五册样书，马老师也没有忘记给我一本。记得1990年，我和先师郭晋稀先生一同读《赋史》，郭师对《赋史》“唐赋是中国赋的高峰”的观点不同意，曾让我认真读《赋史》，看看马先生这样说的根据是否充分。《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是马老师去世后家人遵遗嘱寄给郭师母和我的，《历代辞赋总汇》是他去世后我购得的。2008年，马先生的高足廖可斌教授寄来一册《风雨楼晚年诗钞》，线装，竖排，素雅大方。现在，摩挲这些遗著，马老师的音容笑貌清晰浮现在眼前。他刚离世时，我就想写一段悼念的文字，但断断续续，直到他九十冥寿之时，才写成一篇短文。时光如梭，一晃又是十年，现在我把这篇旧稿重新整理一番，以纪念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杰出学者、诗人马积高先生。

在湖南文史界，马积高教授的名字家喻户晓；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他集研究、创作于一身，是最有实力最具个性的学者之一。他是中国赋学会的创建者，也是20世纪研究中国赋学最有成就的学者。他渊博的学识，敏锐的学术眼光，执着的精神，还有湖南式的傲气，都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的老师郭晋稀教授（1916-1998），湖南湘潭人。他和马积高先生出于同门，学问在伯仲之间，又是非常好的朋友。我的这篇短文就从两位先生说起。

一、马积高、郭晋稀与骆鸿凯

1985年，我考入郭晋稀先生门下，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郭师给我们授课，经常提到马积高教授。马老师比郭师小10岁。1943年下半年，郭师在国立师范学院附中任教，当时马老师是该校的学生，而且与郭师的小弟是同学。所以，马老师经常说他和郭师在师友之间。他们之间还有另一层关系：都是著名学者骆鸿凯（1892-1955）先生厚爱的学生，马老师还是骆先生的乘龙快婿。

郭师在湖南大学读书期间，深得骆鸿凯教授的奖掖。晚年的郭师回忆骆先生时说：“后来骆绍宾（骆鸿凯字绍宾）师从湖南大学移教国立师范学院，和钱老师（基博）谈到我在湖大的治学情况，来信即云：‘骆先生来院一谈，道及贤问学精进，为诸师所重，闻之喜欢。’又云：‘贤天性肫挚而不文其过，最为入道之器。’再云：‘贤论《易》以阴阳动静消息世变，而不在象数图书，最是通人之论。’‘顷阅湖大期刊，说《庄》数则，极见心思。’‘所寄校《庄》数十则，当为不易。’‘岂真士别三日，便当刮目邪？’绍宾师从来喜欢揄扬后进，于我尤过其实。在当时我既没有多大的长进，到今天也樗朽犹昔，辜负了老师的期望。”（郭晋稀《心丹而颅则雪，容老而意未衰——纪念钱子泉师诞生百周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增刊，1987）1945年，在桂林师范学院任教的郭师把他的新作《邪母古读考》寄给骆先生。这篇论文突破了有清一代声类学家毫不区分地从谐声声符的声纽系统来考证文字古读的方法，而将谐声声符分为正例和变例。以此为基本方法，又证之以经传异文异读，旁参联词变化，证明《广韵》中所收并见于《说文解字》的全部邪纽字，上古都读定母。这是继他的老师曾运乾《喻母古读考》（1927年）之后，上古声纽研究的一大贡献（1931年，钱玄同即提出“邪母古读定”，但钱文简明，只提出了观点，未详细论证。就如同清人邹汉勋在古韵界提出“娘日二纽归泥”，后来章太炎进行了详细论证，证成了此说）。骆先生读了这篇论文，欣喜异常，他回信说：“顷奉手札，并大著《邪母古读考》，均悉，甚佩。喻邪定三母相通，乃凯研求语根积十馀年所悟得者。惟以囿于方音，疑邪从两音，古读亦通，是以牵制未能写定。今得足下是篇，以为邪与从无预，论自不刊。”

左起：羊春秋、郭晋稀、石声淮、颜克述、马积高。

郭师在《读骆鸿凯先生〈语原〉所想起的》一文中写道：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在湖南辰溪，在安化县蓝天镇，常从骆先生问学。先生每举《文始》为言，或举其《文始笺》说。因为晋稀承先生厚爱，加以年轻气盛，虽未究文字语言原委，累有驳难，先生并不以为忤，反以为独得薪传，每为赞许。我本来从曾运乾师受声韵，服膺曾氏之学，后来初解文字，爱读许书（编者注：指《说文》），则是受到先生和杨树达师的启发。

国难益深，寇祸日亟，于是避地到淑浦，这时，我即与先生赁屋比邻而居；抗战胜利以后，回到南岳，宿舍又前后相接。所以听先生论学解字，朝夕无间。甚至夜深人静，一灯相对，讨论《文始》中的疑滞。先生常说：“章书（按：即太炎的《文始》）虽为创作，疏舛良多”。“义有不安，并为驳正之，发凡起例，实多馀杭所未道及者。”（今见《语原》卷一）。并每举其《文始笺》中胜义，口读而笔画之。前后近十年，只知道以学问为事，虽寒暑变化，人世沧桑，都忘记了。于时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多宿学，胜利后虽星散，陈大倪、刘通叔诸先生尚在南岳，见此情状，莫不太息余师生情谊诚笃也。

解放以后，我转道北京，再来西北。先生改易《文始笺》为《语原》，写成一卷，邮寄兰州。在这个时候，我正参与各项社会运动，没有闲暇详细读它。先生在此后不久，也就溘然长逝了。噩耗是辗转传来的，传到时坟上的宿草已经萎萎。道阻且长，既无法奔丧，内心悲痛，也只好在梦中发泄。至于遗著，陈置架上，早已尘封，即不忍捧读，也无心捧读了。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我在文末加了后记：“本文是为了纪念骆鸿凯先生诞生100周年而作。文章写成后，郭师寄给马积高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本来计划是要出版纪念文集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1998年6月6日，接马积高先生信：‘俊琏同志：久不通讯，一向可好！郭先生的文章，一向珍藏，现将原稿寄上，另复印一份存我处，以作纪念。近作何事，有大著问世否？企望！’当时，郭师已住院治疗，7月28日，郭师遽归道山。此稿放在我处，一晃已是十年。郭晋稀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字学家、音韵学家、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先后在国立师范学院、桂林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大学任教半个世纪，出版有《声类疏证》《诗辨新探》《剪韭轩述学》《文心雕龙注译》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临近郭师逝世十周年的时候，我一直想写些文字，纪念我的老师。但多次提起笔，都没有终篇。几个月又过去了，世事茫茫，生者碌碌，没有想到在不能忘却的思念和追怀中，时间照样过得这样快！现将先生遗作整理发表，以资纪念。”

1975年春，郭师曾和马积高先生一同瞻仰骆鸿凯先生的墓地，郭师写道：

十年浩劫末期，我专程去拜访了先生的墓地，同行的是先生的令婿马积高同志。由于十年浩劫的经历，数十百次批判的教训，本来身如槁木心如死灰了。但是，我们走到墓地的时候，只见四周荆棘丛生，荒草凄迷，墓上既无碑碣封题，墓下大半已犁为菜地。这便是一代学人的葬身之地，一位语言文字学家魂归之所！只要不是太上忘情、最下不及情，自然悲从中来，不可抑制。我终于竭尽了自己的毅力，遏制了自己的感情，注视良久，内心里想：十年教泽，生死恩情，也就只好“目击道存”而已。从此以后，我常常梦见先生在丛林古寺之中和我一灯相对，淹忽又化为荒草凄凉之地和我班荆相坐，先生所穿的依旧是那件褪色的长衫，所戴的还是那顶水獭毛帽，这就是“目击道存”那一瞬刻间思想活动的升华反映吧。

当时还是“文革”后期，政治形势严酷，所以二位老学生“都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默不作声，恐怕贻人口实，作为话柄”。十年之后的1985年，郭师又一次和马老师瞻仰骆先生的墓地。这一次则不同了，两位年过花甲的弟子站在先生的墓前，老泪纵横，郭师写道：“默念生前的交往，联想到几十年的白云苍狗，师友凋零，再无法压抑长期沉埋的悲痛，这才真正揭开自己的心扉，涕泗交颐，泣不成声。”郭师与骆鸿凯先生之间的师生之情由此可见。

1986年秋，应郭晋稀先生的邀请，马积高先生和羊春秋先生来兰州讲学，我有幸聆听了二位先生的授课。当时，马老师讲的是明清文学专题。他讲宋明理学与文学的关系，讲清代学术的嬗变与文学的关系。征引材料，信手拈来,尤其是清代学人文集的序跋，随手在黑板上抄写，感觉全部记在心中。马积高先生是我国文史研究的杰出学者，他对传统四部基本典籍的娴熟程度，在他的同辈学者中也是很突出的。这次讲学结束后，马老师曾有《呈郭晋稀教授》一诗：

少年轻离合，老来重旧交。不辞千里远，来赴故人招。故人多慷慨，七十气犹豪。音韵阐幽微，文心辨风骚。尤敦师友情，念往常慆慆。弟也本狂狷，亦常爱羽毛。谬承前辈奖，颇冀干云霄。迟回四十载，壮怀转寂寥。感子悠悠意，万仞起游翱。遐方各努力，岁寒期后凋。兰州与晋稀学长话旧，慨然有感，呈乞两正。马积高拜书，丁卯冬。

马老师写作古体诗非常娴熟，他的诗感情炽烈深沉，个性疏放洒脱，善于把铺陈描写、抒情、议论多种手法结合起来。1995年12月，他又有《祝晋稀学长八十寿辰》：

南楚多俊彦，近世更罕伦。吾友郭夫子，允为席上珍。少年露英特，矫矫思不群。蓝田侍坐夕，辰溪立雪晨。发言惊朋辈，老师为逡巡。遂登上庠席，弦歌漓水滨。复寻胡张迹，南岳司陶甄。时世迅雷变，直言偶遘屯。咄嗟因远扬，西行更逾秦。披沙高绛帐，履道展经纶。春风玉门远，流泽蕙兰薰。馀力事著述，博辩兼史文。精思殚声类，浊邪辨合分。匪惟光前业，直欲张国魂。孜孜数十载，荏苒今八旬。德业人皆仰，吾尤爱其真。袒怀对千古，昂首抗俗尘。仰视浮云驰，能不怀所忻。徒恨关山隔，嘉会阻良辰。沉吟西北望，遥祝寿如椿。

此诗叙写了郭师一生的主要经历，对其学术成就做了全面的总结和评价，对郭师的高尚人格和纯真性情进行了充分肯定，而字里行间流露出他们之间半个多世纪的深厚情感。吟诵其诗，我们可以明显感到其中蕴涵着的六朝诗之高古，唐诗之醇真，宋诗之学理，以及铸就而成的马老师自己明朗性灵的诗风。

二、马积高教授对我的奖掖

读研究生期间，在郭师的指导下，我读了《左传》《史记》《庄子》《孟子》《诗经》《楚辞》《文心雕龙》《文史通义》《说文段注》等几种典籍。那个时候研究生没有发表小论文的要求，学位论文选题之后没有刻意的学术史梳理。原作读了数遍后，就开始撰写。因为我对《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读过三遍，相对熟悉一些，所以选定《史记》写学位论文。

1988年初，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史记〉的悲剧性》完成了，马老师是我学位论文的外审专家。他的评语这样写道：

这是一篇很有才气的学术论文，作者所论虽仅为《史记》的悲剧性，但是涉及了广泛的历史背景和众多的理论问题。作者比较娴熟地把近现代中外有关的哲学、心理学、文艺学、历史学的理论融合起来，用以分析《史记》的悲剧性和司马迁的悲剧观，及其产生形成的原因，对许多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创之见。我并不认为，作者的看法都是无可争议的，如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学说和某些汉大赋的悲剧性的分析即尚可商榷；着重从文化思想的积淀来探讨《史记》的悲剧性而对比较忽视其现实的原因（汉武帝时期，汉帝国的声威达到极点，同时内部又酝酿着深刻的危机），似亦未能充分显示司马迁与贾谊等的异同。但作者的诸多分析确实是相当精辟的，如对萧何、曹参、李陵、万石君、李广利等的悲剧的分析，对司马迁认为人类悲剧产生的根源是“利欲”的分析即其例。就是那些可以争议之处，在论述中，也显示出作者视野开阔，笔锋恣肆，具有务于探索的精神和才力。作为硕士学位论文，我认为应属上品。记分：96

马积高为伏俊琏的硕士论文所写评语。

马老师的评语和郭师的评语相近。在我《毕业论文答辩情况表》的《指导教师对论文的学术评语》栏中，郭师是这样写的：

伏俊琏的《论史记的悲剧性》是一篇开拓性的有独创新意的优秀论文。他娴熟地运用美学、心理学、文艺学以及古代文论来分析《史记》人物传记的悲剧意义。第一部分主要放在发掘项羽、肖何、万石君、李斯等人物身上有价值的东西上，放在司马迁对他们同情心产生的根源考察上。以为以《项羽本纪》为代表的英雄悲剧，是以崇高、伟岸为其价值特征的；以《肖相国世家》《万石君列传》为代表的是含有喜剧成分的生活悲剧；以《李斯列传》为代表的是表现灵魂深处矛盾痛苦的心灵悲剧。司马迁认为人类悲剧产生的根源是“利欲”。论文以流畅的笔墨、带沉郁的情感来分析议论，既有充足的理论说服力，又有高度的文学感染力。第二部分论述《史记》悲剧产生的原因，虽有个别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论文笔力明快，论证周详，亦能使读者信服。作者理论水平既高，文辞又美，已经具有很高的研究能力。是一篇有高度学术价值的优异硕士论文。

看着马老师和郭师熟悉的笔迹，读着两位恩师因为偏爱而过誉的评语，真令我汗颜不已。其实这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学术研究，这篇论文仅仅是一种读书感受。因为我不知道，前人对这个问题是否有研究，或者研究到什么程度。至于学术研究综述，当时还是蜻蜓点水式的了解。

1989年底，我开始涉足敦煌文学，选定的题目是“敦煌赋的整理与研究”，我给马老师写信请教，马老师回信说：

来信所云《敦煌赋集》任务，不知是作校理还是作注释。如作校理，则据我所知，现存敦煌残卷，共有标明为赋者二十篇，其中王绩三篇，亦见《王无功绩》五卷本，近韩理洲校点此集时已加校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馀十七篇，叶德辉曾校过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在《双梅景闇丛书》中），王庆菽曾校其《燕子赋》（二种）、《晏子赋》、《韩朋赋》（收在向达编《敦煌变文集》中），近张锡厚复在潘重规《敦煌赋校录》的基础上将剩下的各篇加以校理（见《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及1989年第4期）。另有《茶酒论》《孔子项托相问答》《齖新妇文》，我以为也是赋体，《敦煌变文集》中也有了。这些校当然还有值得斟酌之处，如《驾行温汤赋》即当从一卷作《驾幸温汤赋》，而张锡厚本未予改正，即其著者。但此类似不甚多，恐难为功。若校之外兼作注，那又当别论了。

赋与变文有某种联系，确不易分，我在《赋史》中曾作了简要的说明。《文学遗产》1989年第1期载程毅中《敦煌俗赋的渊源与变文的关系》一文亦论及。程文与我在《赋史》中对俗赋之源的论述相同，惟我对俗赋与变文的关系讲得略，也不那么肯定（即持审慎态度），程文则说得较详也较肯定。又我在《赋史》中认为唐以后俗赋的流已断，这个结论亦尚可研究。明清小说中的某些赋可能应作俗赋看，我在《赋史》中说到的蒲松龄的赋也接近俗赋。

关于俗赋，我想到的主要是这些，因基本上已写入《赋史》，以后发现的新材料及形成的新见解均不多，故暂不拟另作专文。承下问，故尽以告。

这是马老师1990年1月18日给我的信。我的《敦煌赋校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就是根据马老师的意见完成的。

中华书局2001年4月出版的《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马老师对我的《敦煌赋校注》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评价：

清末发现的敦煌石室所藏唐时遗书中，有标题为赋的作品共47个卷号，去其重复，共得赋26篇。……本世纪以来，我国许多学者曾对敦煌赋的某些篇分别做过传播和校勘整理的工作，其中王重民、潘重规、张锡厚、蒋礼鸿等用力尤多，他们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本书广泛地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多有补正和发挥。诚如郭晋稀教授在《序》中所云：“本书名为‘校注’，其实是集校集注，但又不是纯客观的集校集注，而是有自己的主见和判断，包含个人的创见的。”郭《序》还指出本书有三个优点：一是伏君“在校注之先，利用微缩胶卷，校勘了敦煌赋的全部原文……然后参考各家之校，辨其是非，作出自己的结论”。二是“注释的时候，既旁征博引，利用各家的研究成果，如有不厌于心，则又再加推敲，下以己意”。三是“利用赋是韵文的特点……标出了各赋的叶韵。回过头来，又从叶韵的角度，考辨行文的是非，补充了校注”。我未能细读全书校注，仅粗略地考察了一下唐赋的有疑义之处，即发现本书对前人的校刊、断句和解释上均多有补正，郭氏之言，确非虚誉和故为奖掖。可以说，本书是对近九十年来敦煌赋的整理研究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

当然，好的总结也不等于研究的终结。由于敦煌赋本是写本，俗书、通假字及讹字、脱字均较多，故仅就校点来说，也还有不少地方尚待考证、推寻，如本书释失题赋（《不知名赋》）之“刀彝”的“刀”为“错刀”、“彝”为“祭器”，即欠当。此赋“贫者无立椎之地，刀彝则田逾万顷；饥者无担石之贮，李衡则木号千奴”，两两相对成文（“顷”字非失韵）。“刀彝”当是刁彝之讹。刁彝，晋人。《晋书》卷六九载：刁彝三子逵、畅、宏“并历显职……兄弟子侄并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即此赋之所本。但此书胜义络绎，二三小失，殊不足道。其余疑而未明者则稍多，伏君在《后记》中即补订了数处，也有些缺而未注（如《子灵赋》之“子灵”，诸家皆未注），或只做谨慎的拟测者。这些，看来不一定都能找出确切不移的答案，有的也许只能成为千古疑义，有的则尚可仔细推敲，求得更好一点的解决，这就有待于敦煌学和辞赋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了。这是题外话，因敦煌赋在赋史和文学语言学史的地位很重要，又难读，故及之。

《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出版刚一个月，马老师即与世长辞了。《敦煌赋校注》是我30岁时的习作，错误很多。马老师在他的大著中以这样的篇幅进行介绍，除了敦煌赋的特殊性之外，还有他老人家提携后学的良苦用心。我读到马老师对拙编的介绍时，他老人家已经往生。执经问难，成了永远的遗憾。

1990年春，马老师邀我参加他主编的《历代赋总汇》的项目，具体点校敦煌出土的赋。马老师来信说：

需要校点之敦煌赋，包括俗赋、律赋及白行简赋一篇，王绩赋三篇（《元正赋》《三月三日赋》《游北山赋》），因已见五卷本《王无功集》，另有人校点。

《略例》规定，所收之赋，均以一种版本作底本，以他本参校，只出异文，不加按断。这一规定用于敦煌赋是否有困难？如困难不大，则最好能与其他赋保持一致，如困难太大，可稍作变通，并将变通意见见告。

本书拟采用繁体直排，其书写格式，见寄来的谢庄赋，并另寄稿纸一本，如贵处找不到直排稿纸，请即来信，由我处寄。但寄费昂贵，寄来稿纸只作写校记、作者生平用（白行简不要写小传），原文尽可能采用复印件。

数月之后，我即按照马老师的要求交了稿。二十年后，这部古典辞赋的集大成者终于出版面世。马老师为这部书付出了艰苦异常的劳动，可以说，马老师就是因为这部两千八百多万字的巨著而累死的。

最后，我用吴龙辉教授《追忆马积高先生》一文中话结束这篇短文：“学风纯正而思想活跃，功底扎实而目光敏锐，在从容不迫的论述中流露出雄深雅健的骚心史笔。这是我对马积高学术著作的评价。在当代学人中，能够达到这个境界者不多。”（作者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伏俊琏

责编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