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戴笠已敏锐察觉到局势危急，亲自赶赴上海指挥军统人员执行秘密军火抢夺行动，从日军严密监控下成功获取五六千件武器装备，为即将组建的武装力量奠定了物质基础。

1937年淞沪抗战前夕，戴笠与国民党元老吴稚辉曾有过一段对话。吴稚辉说："武器经济都差得那么远，拿什么打呢？"

戴笠以坚定语气回应："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而戴笠在抗战期间，也是这么做的。

据军统核心成员沈醉的权威回忆，抗日战争期间军统系统牺牲者达18,000人，占当时全部注册人员（45,000余人）的40%。

在人们印象中，戴笠就是国民党的特工之王，他带领的军统竟有如此血性?事实确实如此，在轰轰烈烈的抗战时期，戴笠带领的军统，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戴笠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戴笠已敏锐察觉到局势危急，亲自赶赴上海指挥军统人员执行秘密军火抢夺行动，从日军严密监控下成功获取五六千件武器装备，为即将组建的武装力量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上海，戴笠迅速联络上海青帮领袖杜月笙，依托其在苏浙地区的社会动员能力，仅用一个月便完成万人规模的"苏浙别动队"组建。

这支仓促编成的武装力量随即投入淞沪会战的尾声阶段，在掩护国民党正规军战略撤退的战斗中付出惨重代价，一万人最终仅两千人生还，用血肉之躯阻滞了日军追击锋芒。
苏浙别动队以军统骨干为核心，吸纳爱国青年、帮会成员及地方武装组成，尽管装备简陋且训练不足，但该部在敌后开展的游击袭扰与情报搜集工作，成为正面战场的重要补充。

而在淞沪会战时期，戴笠本人他白天在上海统筹对日情报战与别动队作战部署，夜晚则冒险穿越日军封锁线，乘车从上海赶赴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

当时京沪铁路已遭日军破坏，汽车只能熄灯在黑夜中潜行，沿途不断遭遇日军飞机的轰炸扫射，即便如此，戴笠仍坚持每日往返两地，其座车曾多次在空袭中受损却侥幸脱险。

在前方战场的别动队浴血奋战的同时，戴笠也在后方展开了整肃军纪的行动。

戴笠

1938年1月，针对抗日战争初期出现的高级将领抗命问题，戴笠执行了关键处置行动，展现了其在军事纪律维护的执行力。

奉蒋中正手令，戴笠以诱捕方式将敌前抗命退兵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从山东押送汉口，经军事法庭审判后枪决。这一行动成为抗战时期军法处置高级将领的标志性事件。

在完成后方整肃后，戴笠领导的别动队于当年7月7日及8月13日抗战周年纪念日期间，在上海发起全市大暴动。

这一行动迫使日军不得不在上海周边留驻重兵，有效分散了日军兵力，从战略层面支援了正面战场作战。。

在军事与情报战线之外，戴笠领导的军统亦将行动延伸至经济领域。

戴笠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方物资供应日趋紧张，部分官商趁机通过走私囤积民生必需品操纵市场价格，严重威胁战时经济秩序。为遏制此类行为，戴笠的军统专门成立经济检察队，以非常规手段介入经济监管。

1940年，四川遭遇严重粮荒，成都米价暴涨至战前的20倍，引发市民抢米风潮（史称“成都抢米事件”）。时任成都市长杨全宇被指利用职权，通过大川银行关系囤积小麦数百石（约合数万斤），并勾结粮商操纵市场，成为舆论矛头所向。军法执行总监部以“妨害战时经济秩序罪”判处杨全宇死刑。12月23日，杨全宇在重庆市郊刑场枪决，成为抗战时期首个因经济犯罪被处决的省会市长。

林世良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的亲信，时任中央信托局运输科主任，负责滇缅公路物资运输（抗战时期中国唯一对外通道）。1942年，他收受华商150万贿赂，以“公家名义”走私汽车零件等战略物资，案值达3000万元（时价可购战斗机30架）。

戴笠联合侍从室唐纵等人向蒋施压，蒋以“抗战时期通敌牟利”为由，亲自改判林世良死刑，许性初有期徒刑5年（不得缓刑）。12月22日，林世良在重庆枪决。

而戴笠的名头不仅局限于国内，还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青睐。

1941年12月初，戴笠领导的军统情报系统成功破译日军计划偷袭珍珠港的核心密码情报，并第一时间将这一预警信息通报美国方面。然而，这份足以改变太平洋战局的关键情报未获美方足够重视，终致珍珠港事件爆发，但也让罗斯福记住了这个东方的情报头子。

1943年11月，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讨论对日作战及战后安排。罗斯福在会议期间突然向蒋介石提及戴笠，称“我想见见你的‘盖世太保’头目”戴笠先生。

蒋介石对戴笠的权力扩张本就心存警惕（戴笠当时已掌控军统局，势力渗透至军事、情报、警察等领域），而罗斯福的直接点名让他担心戴笠可能借助美国支持挑战自己的权威。并且，二战后期，美国需借助中国力量牵制日本，而戴笠掌握的军统是国民党政权中最具执行力的情报机构。罗斯福可能试图通过接触戴笠，强化中美情报合作，甚至影响中国战后格局，史迪威的日记中也提到：“罗斯福总统认为戴笠是中国唯一‘能干的人’。”

尽管这可能只是罗斯福的私人兴趣，但还是让蒋介石起了防范之心，所以，尽管蒋介石表面答应了罗斯福的请求，但事后并未向戴笠透露此事，更未安排会面。

军统内部资料（如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及蒋介石侍从室档案均提及，罗斯福通过驻华武官梅乐斯（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转达想见戴笠的意愿。开罗会议后，蒋介石曾私下对亲信表示：“罗斯福对戴笠的兴趣，是想扶植他成为中国的‘希姆莱’。”

美国国务院《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3年卷）提及罗斯福在会议期间多次询问中国情报系统的运作细节，并表示其对戴笠的关注。此外，美军将领史迪威的日记中也提到：“总统认为戴笠是中国唯一‘能干的人’。”

戴笠效仿蒋介石之于黄埔军校的角色，在日常管理中，戴笠常以"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告诫部下，强调特工必须具备"死亡临头之时，甘为事业献出生命"的牺牲精神。

l戴笠是一个复杂的人，他在抗日是有功的，但是戴笠领导的军统（及其前身）是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暴力工具，在内战方面确实有罪的，1930年代起，军统持续破坏中共地下网络，仅上海一地就有数百名党员被捕杀。1940年“皖南事变”后，戴笠下令对突围新四军将士展开“清剿”，导致大批革命志士牺牲。

1933年指挥刺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杨杏佛，1934年暗杀《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因呼吁抗日民主），1938年秘密勒死中共西北特派员宣侠父，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策划杀害杨虎城将军及其幼子杨拯中、幼女杨拯贵。

周恩来指出“戴笠之死，中国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毛泽东评价其为“披着人皮的狼”，这些论断深刻揭示了戴笠对革命事业的破坏性。

而这些评价者中，著名爱国人士，章士钊的评价，可能最具有代表性。

戴笠的抗战岁月以其复杂的历史角色留下诸多争议，而章士钊在其身后亲撰的挽联，恰成为对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总结。这副挽联既以历史观察者的中立视角，为戴笠的功过是非画上句点。

这副挽联以"国家"二字起笔收束，既肯定其抗战时期的家国立场，又以"功罪盖棺犹未定"的判断，承认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乱世行春秋事"的表述，暗合戴笠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行事特质，而"是非留待后人评"的结语，则将最终的历史评判权交还给时间与后世。

那么你呢，怎么看待戴笠这个人呢？

来源：叫我丶嘉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