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们体内，每秒钟，数以百万计的血细胞新生、衰老、凋零，周而复始。红细胞(Erythroid cells)像勤勉的信使，输送氧气；血小板(Platelets)是机警的卫士，封堵伤口；而各类白细胞，如B细胞(B cells)、T细胞(T cells)和髓系细胞(
在我们体内，每秒钟，数以百万计的血细胞新生、衰老、凋零，周而复始。红细胞(Erythroid cells)像勤勉的信使，输送氧气；血小板(Platelets)是机警的卫士，封堵伤口；而各类白细胞，如B细胞(B cells)、T细胞(T cells)和髓系细胞(Myeloid cells)，则组成了我们免疫系统的精锐部队。这场宏伟生产的源头，直指一群深藏于骨髓中的神秘细胞——造血干细胞(Hematopoietic Stem Cells, HSCs)。
在传统的生命科学画卷中，HSCs被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全能始祖”。它们被赋予了“多能性”(Multipotency)的光环，理论上，每一个HSC都像一位技艺全面的大师，能够分化成血液系统中的任何一种细胞。然而，这个经典的描绘，是否就是我们体内真实上演的全部剧情？在看似混沌的生命之源，是否存在着更深层的秩序与规则？一个HSC在它漫长的一生中，是始终扮演着“全能冠军”的角色，还是会悄然“偏科”，专注于某一特定的细胞谱系？这种“偏好”是一时兴起，还是伴随一生的宿命？
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血液学领域。追踪单个HSC在人体内的命运，如同在撒哈拉沙漠中追踪一粒特定的沙子，其难度超乎想象，我们体内活跃的HSC数量高达5万到20万之巨。
11月11日，《Nature Genetics》的研究报道“Stable clonal contribution of lineage-restricted stem cells to human hematopoiesi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窗口，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窥见了这些生命“源头”细胞的真实生活与宿命。研究人员们利用一种巧妙的自然“条形码”，成功地“窃听”了人体内HSC家族的百年变迁，其发现不仅颠覆了我们对造血的传统认知，更对理解衰老、血液疾病乃至癌症的起源，投下了深远的一瞥。
要理解这项研究的突破性，我们首先要直面那个核心的技术壁垒：如何在一个由数万个HSC组成的庞大群体中，精确地追踪某一个HSC及其所有后代的贡献？传统的动物模型，尤其是小鼠实验，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基础认知，但终究无法完全复刻人类独特的生命历程和衰老节奏。我们需要一个能直接在人体内进行观察的方法。
答案，竟隐藏在“衰老”这一自然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HSC在不断分裂复制的过程中，会随机积累一些基因突变，这就像一本书在反复传抄中出现的笔误。绝大多数突变无伤大雅，但偶尔，某个突变会赋予HSC一种微弱的“竞争优势”，使其比同伴分裂得更快或存活得更久。这个携带“优势突变”的HSC会不断扩张，形成一个庞大的细胞家族，其所有后代都带有这个独特的突变标记。这一现象，被称为“克隆性造血”(Clonal Hematopoiesis, CH)。
过去，CH更多地被视为一种与衰老和血液肿瘤风险相关的医学现象。但这项研究的研究人员们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由CH产生的、携带特定突变的细胞克隆，不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由大自然亲手标记的“示踪系统”吗？每一个突变，都像一个独一无二的“基因条形码”(Genetic Barcode)，标记了源自同一个“祖先HSC”的所有后代。只要能识别出这些条形码，我们就能精确地绘制出这个祖先HSC家族的“势力范围”，它到底为哪些血细胞谱系的构建做出了贡献。
这正是该研究巧妙设计的核心。研究团队招募了93名健康的中老年志愿者（中位年龄76岁），因为CH现象在这一年龄段中尤为普遍。他们通过高灵敏度的基因测序技术，在这些志愿者的骨髓样本中寻找那些被扩增的、带有突变条形码的HSC克隆。一旦锁定一个足够大的克隆（即这个家族的细胞数量多到可以被稳定检测），他们就可以像侦探一样，顺着这个条形码，追踪其在血液系统的各个“部门”：血小板、红细胞、髓系细胞、B细胞和T细胞中的分布情况。
这种方法，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追踪任务，转化为一个可行的、基于精确分子标记的谱系追踪(Lineage Tracing)分析。它不再关注单个细胞的瞬时行为，而是着眼于一个源自单个祖先HSC的整个“克隆家族”，在数十年生命历程中所展现出的整体功能蓝图。
当研究人员通过这些“基因条形码”对57个足够大的HSC克隆家族进行“人口普查”时，一个令人意外的图景浮现了。如果所有HSC都是功能均等的“全能冠军”，那么理论上每个克隆都应该均衡地为所有五大血细胞谱系（血小板、红细胞、髓系、B细胞和T细胞，简称PEMBT）做出贡献。然而，真实的结果远比这要结构化和有趣。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HSC克隆的“职业规划”并非五花八门、毫无规律，而是高度收敛于几种可重复的模式。它们仿佛被划分进了几个分工明确的“行会”，各自履行着不同的职责。
第一种行会：均衡的“全才” (Balanced PEMBT)
这部分HSC克隆的行为最符合传统认知。它们确实为所有五大血细胞谱系的维持都做出了贡献，是血液系统的“多面手”。在被分析的57个克隆中，有22个克隆的后代遍布所有谱系。然而，即便在这群“全才”中，真正做到“不偏不倚”、对每个谱系贡献都非常均衡的克隆也只占少数，仅有15个。这暗示着，即使是功能最全面的HSC，其内部也可能存在着微妙的功能倾向。
第二种行会：专注的“髓系-B细胞专家” (PEMB-restricted)
这是数量最多的一个群体，展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研究人员发现，多达30个HSC克隆家族，其后代能够稳定地生成血小板、红细胞、髓系细胞和B细胞，但唯独对T细胞的生成“毫无兴趣”或贡献极低。它们就像一群专注于特定领域的专家，系统性地放弃了T细胞这条生产线。这一发现极具冲击力，因为它表明，人体内相当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大部分的HSC，在功能上存在着一种深刻的、针对淋巴细胞谱系（特别是T细胞）的“偏科”。
第三种行会：纯粹的“髓系工匠” (PEM-restricted)
这一群体的“偏科”程度更甚。有5个HSC克隆家族，它们几乎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血小板、红细胞和髓系细胞的生产中，而完全不参与B细胞和T细胞这两种淋巴细胞的生成。它们是纯粹的“髓系工匠”，心无旁骛地维持着血液系统中最基础、更新最快的几个部分。
这一发现的重要性在于，它将人类HSC从一个模糊的“全能”概念，具体化为几个功能上截然不同、且可重复观察到的亚群。这不再是一个均质化的细胞群体，而是一个内部存在明确劳动分工的“社会”。血液的稳态，并非依赖于每个HSC都去做所有事，而是通过这些不同“行会”的协同合作来达成的。这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种“职业规划”是一成不变的吗？一个“髓系工匠”，有没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突然“转行”，开始生产淋巴细胞呢？
要回答HSC的“职业规划”是否稳定，我们需要引入时间维度。当前观察到的谱系偏好，究竟是HSC一种持久的内在属性，还仅仅是它在某一时刻对环境信号的随机响应？或许，一个PEMB克隆下个月就会心血来潮，开始产生T细胞？
为了检验这一点，研究团队施展了两个互为补充的“时间魔法”。
第一个魔法：回溯过去，构建细胞的“家族谱”
研究人员对来自10位捐赠者的单个HSC进行了体外培养，待其形成足够大的细胞集落后，对这些集落进行全基因组测序(Whole-Genome Sequencing, WGS)。通过比较不同集落间的基因突变差异，他们能够重建这些细胞的“演化树”或“家族谱”(Phylogenetic Tree)。这棵树的每一个分叉，都代表着一次细胞分裂和可能的基因突变事件，而树枝的长度，则对应着时间的流逝。
这个巧妙的方法，让他们能够“回溯”一个克隆家族的历史。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祖先”克隆在几十年前分裂，产生了一个“后代”亚克隆。然后，他们可以分别检测这个“祖先”和它在数十年前就已分道扬镳的“后代”，各自的谱系贡献模式是怎样的。
结果令人震撼。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后代亚克隆的谱系贡献模式与它们的祖先克隆高度一致。一个几十年前就偏向于PEMB谱系的祖先，其如今的后代们，依然坚定地行走在PEMB这条道路上。这种高度的谱系保真性，在统计学上极为显著（P = 0.0026）。这表明，HSC的谱系偏好不是随机波动的，而是一种能够跨越数十年、稳定遗传给后代的深刻烙印。他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稳定模式”(stable pattern)。
第二个魔法：展望未来，长达五年的“跟踪调查”
如果说“家族谱”是对历史的推断，那么前瞻性的纵向追踪则是对现实最直接的检验。研究团队对11位志愿者进行了长期的随访，在长达65个月（超过5年）的时间里，多次采集他们的骨髓样本。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亲眼观察同一个HSC克隆（由同一个“基因条形码”标记），在真实的人体内，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行为是否会发生改变。
这项极其珍贵的数据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答案：稳定性是压倒一切的主旋律。在所有被追踪的22个HSC克隆中，无论它们最初是均衡的“全才”，还是“偏科”的专家，其谱系贡献模式在数年的观察期内都表现出“惊人的稳定”(remarkably stable)。例如，一位捐赠者体内一个携带DNMT3A基因突变的PEMBT克隆，在初次、12个月、33个月和62个月的四次采样中，始终保持着对所有五大谱系的均衡贡献。同样，另一个捐赠者体内由TET2基因突变标记的PEMB克隆，在长达63个月的追踪中，也从未“越界”去产生T细胞。
这两个维度的证据相互印证，共同描绘出一个颠覆性的画面：人类造血干细胞的谱系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先设定的，并且这种设定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能够抵抗时间的冲刷。它不是一种短暂的状态，而是一种持久的“承诺”。那么，这个“承诺”究竟是由谁决定的？是HSC自身内在的程序，还是它所处的微环境的指令？
在生物学中，“命运”的决定往往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HSC来说，它的“内因”是其自身的基因和表观遗传状态，而“外因”则是骨髓中支持其生存和分化的“微环境”(Microenvironment)。HSC的谱系限制，到底是“本性难移”，还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为了解开这个“先天与后天”之谜，研究人员设计了一项极为优雅的关键实验——异种移植(Xenotransplantation)。
他们挑选了三位特殊的捐赠者，这些捐赠者的骨髓中同时存在着不同“职业规划”的HSC克隆。例如，某位捐赠者体内既有不产生B细胞的PEM克隆，也有能够正常产生B细胞的PEMB克隆。研究人员将这位捐赠者的骨髓细胞，移植到了一群经过特殊改造、自身免疫系统严重缺陷的NSG小鼠体内。
这种小鼠为人类细胞的植入和生长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客场环境”。重要的是，这个环境是中立的，它能够支持所有类型的人类血细胞的重建，包括B细胞的生成。现在，问题来了：当一个来自人类、原本从不制造B细胞的PEM克隆，被移植到这个完全有能力支持B细胞生成的全新环境中时，它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实验结果为我们揭示了“命运”的顽固性。研究人员在移植后的小鼠骨髓中，再次通过“基因条形码”追踪了那些特定的人类HSC克隆。他们发现，那些在捐赠者体内本就是PEM限制的克隆，在小鼠体内依然恪守本分，只产生髓系细胞，完全没有生成任何人类B细胞。与此同时，来自同一捐赠者、移植到同一只小鼠体内的其他HSC克隆，却正在这个环境中高效地生产着人类B细胞。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它表明，HSC的谱系限制并非由外部环境信号所主导，而是一种深刻的、细胞内在的(cell-intrinsic)程序。这个“命运的烙印”早已刻在了HSC自己的“记忆”中，无论环境如何变化，它都会坚定地执行这个预设的程序。这种“记忆”，最有可能的载体就是表观遗传修饰，那些不改变DNA序列，但能调控基因表达的化学标记。
既然HSC的“职业规划”如此稳定且内在，那么这些不同的“行会”是如何随着我们的生命历程而变化的呢？这项研究通过精密的“分子钟”计算，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造血系统随年龄演变的动态图景。
利用“家族谱”中突变积累的速率，研究人员可以估算出每个HSC克隆最初诞生的大致时间。这个分析揭示了一个清晰的趋势：那些功能均衡的“全才”PEMBT克隆，其起源时间普遍更早，很多可以追溯到捐赠者的青年甚至童年时期。而那些“偏科”的PEMB和PEM克隆，则在生命的中后期阶段变得越来越普遍和壮大。
更有趣的是，研究人员在“家族谱”中还观察到了一种“层级递进”(hierarchical)的演化模式。他们发现，一个起源于生命早期的PEMBT“全才”祖先，可以随着时间推移，衍生出一个失去了T细胞生成能力的PEMB“专家”后代。这表明，随着衰老，HSC的潜能似乎在经历一个从“广”到“专”的逐步限制过程。造血系统的“江湖”，也在上演着“后浪”取代“前浪”的时代更迭：年轻时由一群多才多艺的HSC主导，而年老后，则由一群分工明确的专家来维持日常运作。
那么，那些最初用来追踪克隆的CH突变（如DNMT3ATET2等），在这场“职业规划”的塑造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它们是决定HSC“偏科”的罪魁祸首吗？
研究数据显示，答案很大程度上是否定的。研究人员发现，各种类型的CH突变，随机地分布在PEMBT、PEMB和PEM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克隆中。例如，TET2突变既可以出现在PEMB克隆中，也可以出现在PEM克隆中。这表明，这些突变本身，似乎并不是谱系选择的“方向盘”，而更像是赋予克隆扩张能力的“油门”。
这里有一个值得玩味的例外：DNMT3A突变。它被发现显著地富集在那些均衡的PEMBT“全才”克隆中。这是否意味着DNMT3A突变能够维持HSC的“全能性”呢？研究人员提出了一个更符合逻辑的解释：根据分子钟的推算，这些携带DNMT3A突变的PEMBT克隆，恰恰是那些起源最早、诞生于青年时期的克隆。DNMT3A突变的特点是赋予细胞一种非常缓慢但持久的生长优势。因此，一个在年轻时就获得DNMT3A突变的均衡HSC，有几十年的时间慢慢扩张，最终在老年时形成一个可被检测到的大克隆。所以，我们观察到的现象，并非DNMT3A突变“导致”了均衡，而是DNMT3A突变“标记”了一个很久以前就已存在的、本身就是均衡的古老克隆。
这项研究所揭示的深刻秩序，不仅重塑了基础生物学的教科书，更在医学的殿堂里激起了层层回响。
首先，这对我们理解血液肿瘤的起源至关重要。不同的白血病有着鲜明的谱系特征，例如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过去我们认为，这些疾病可能源于任何一个HSC发生了癌变。但现在，一个新的可能性浮出水面：特定的白血病，是否更容易从那些“先天偏科”的HSC中演变而来？一个本身就专注于髓系生成的PEM克隆，是否是孕育AML的“沃土”？而一个倾向于淋巴系生成的（虽然本研究中未发现纯淋巴系偏好的克隆，但理论上可能存在）干细胞，是否更容易走向ALL的深渊？这为我们从源头上预防和干预这些致命疾病，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其次，在再生医学和干细胞移植领域，这项发现同样意义非凡。在骨髓移植中，我们能否通过筛选，为患者植入特定谱系偏好的HSC，从而实现更精准的“个性化造血重建”？例如，对于长期受血小板低下困扰的患者，移植富含髓系潜能的HSC是否会带来更好的疗效？这项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然，更多的答案也引出了更多的问题。HSC内在的“谱系记忆”究竟是通过怎样的分子机制（如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等）来编码和遗传的？这种“命运的烙印”是否有可能被擦除或重写？随着年龄增长，从“全才”到“专家”的转变，是不可逆的衰老程序，还是机体为适应变化而做出的主动调整？
这项研究并未终结探索，而是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篇章。它让我们明白，在我们身体内部看似混沌的生命之源，实则涌动着令人敬畏的内在秩序。每一个造血干细胞，或许从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独特的使命。它们不是一群面目模糊的复制品，而是一个个性格鲜明、命运各异的“生命个体”。它们以数十年的忠诚，履行着自己的谱系承诺，共同谱写了我们血液流淌、生命不息的壮丽史诗。而读懂它们的语言，将是我们未来战胜疾病、延缓衰老、乃至重塑生命的关键。
参考文献
Yoshizato T, Nilsson C, Grasso F, Högstrand K, Mazzi S, Winroth A, Lehander M, Barbosa I, Waldin G, Mortera-Blanco T, Jansson M, Widfeldt MH, Aliouat A, Brennan MS, Markljung E, Hillen A, Chari E, Hellström-Lindberg E, Kretzschmar WW, Woll PS, Jacobsen SEW. Stable clonal contribution of lineage-restricted stem cells to human hematopoiesis. Nat Genet. 2025 Nov 11. doi: 10.1038/s41588-025-02405-w. Epub ahead of print. PMID: 4121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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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生物探索一点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