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宋两代是封建与郡县之议较为集中的时期。唐代之议主要在太宗与宪宗两个时代，太宗意欲吸收西周以降封建的经验，进行宗室与功臣的同时分封。最终失败表面上是群臣反对的结果，实际上是“化家为国”背后政府形态转型的必然。宪宗时期柳宗元、白居易等人的论述，进一步证明了郡县制

历史政治学研究公众号专栏

———中国之治的历史结构———

封建与郡县：唐宋时期地方治理模式之议

原载于《政治学研究》2024年第1期。

唐宋两代是封建与郡县之议较为集中的时期。唐代之议主要在太宗与宪宗两个时代，太宗意欲吸收西周以降封建的经验，进行宗室与功臣的同时分封。最终失败表面上是群臣反对的结果，实际上是“化家为国”背后政府形态转型的必然。宪宗时期柳宗元、白居易等人的论述，进一步证明了郡县制的优势。宋代之议贯穿两宋。北宋之初，面临辽人威胁，廖偁等人就呼吁封建。两宋之交，金人南牧，认为封建有利于危乱之世的声音越来越多，及至南宋稳定，倡议郡县才逐渐复兴。从内容上看，唐代之议，催生了关于地方官吏选拔的论题；宋代之议，则将地方官员选拔与“朋党之论”和“君子小人之辩”相联系。唐人论封建常与井田、肉刑合观。宋人在此基础上增设学校、乡射、军制。唐宋两代的讨论都围绕“大一统”框架下如何进行地方治理而展开。从结果而论，唐宋之议，皆以实行郡县制而终。史实证明：“大一统”是历史必然，郡县制是不可逆的历史潮流。

作者简介

秦中亮，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治理并非现代国家的产物，而是自古有之。以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为视野，“百代都行秦政法”“恒以县为最低级行政区，二千余年迄今不变”,郡县制是中国古今地方治理最为核心的一环。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既涉及皇室内部的政治博弈、君臣之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也关系地方官员任免、财税征收、军队管理，甚至还旁涉与邻国的关系，因而是古代中国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重要内容。

唐宋足以合观，是因为宋对于唐在制度上的继承，且二者共同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宋承唐制，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实亡，无补于事”。关于这一点，清人论述得最为详尽，“唐、宋诸王拥虚名居京师，故无同姓之祸”,“唐、宋以降，大都有封无建，最为善制。盖不吝爵赏，所以酬元勋；不裂土地，所以遏乱萌。其道实万世行之而无妨”。本文聚焦于唐宋时期，以不同阶段对封建与郡县之议为考察，在梳理争议的不同历史背景的基础上，论述争议带来的结果和影响。

一、化家为国：唐初关于封建与郡县之议

贞观初年，关于地方上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的争论，直接参与者有太宗、萧瑀、李百药、颜师古、马周等人，波及以荆王李元景为代表的皇室群体及长孙无忌为首的功臣集团。这次争论不仅是对西周以降封建制与郡县制得失的总结，而且还是唐之后诸多封建与郡县之议的发端。

此次争论的表面原因是皇室群体与功臣集团的矛盾。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册封功臣，以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并为第一等，食邑实封一千三百户”。这一举措遭到淮安王李神通的反对，他说：“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玄龄等刀笔之人，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试图通过同时分封皇室与功臣来改变“诸将争功，纷纭不已”的局面。

然而，内在动因则是太宗对于历代政治得失的总结，特别是隋二世而亡的教训。在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就与群臣“论周、秦修短”,总结周、秦的政治得失。贞观二年(628年），太宗与侍臣探讨隋炀帝为何亡国，并表示“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贞观四年(630年），太宗与房玄龄、萧瑀检视隋文帝的政治能力，并总结出隋朝“所以二世而亡”的诸多原因。

这次争议之中，认为应恢复封建的代表是萧瑀，他说：“三代有天下所以能长久者，类封建诸侯以为藩屏”,“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盘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萧瑀根据三代、汉实行封建而享国长，秦、魏、晋实行郡县而国祚短，得出封建要优于郡县。

相形于萧瑀简单的历史经验总结，颜师古既不认同纯粹蹈袭三代的封建，认为“今古异俗”，同时又提出有条件的封建，“量其远近，分置王国，均其户邑，强弱相济，画野分疆，不得过大。间以州县，杂错而居，互相维持，永无倾夺”。这一观点是对汉代以降，主父偃所言“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丁恭之论“古帝王封诸侯不过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于雷，强干弱枝，所以为治也”的吸收。

反对封建的主要是魏徵和李百药。魏徵认为当时并不具备实行封建的条件，“若封建诸侯，则卿大夫咸资俸禄，必致厚敛。又，京畿赋税不多，所资畿外，若尽以封国邑，经费顿阙。又，燕、秦、赵、代俱带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内地，难以奔赴”。针对萧瑀所谓的封建有利于国祚延长，李百药作《封建论》认为，“知祚之长短，必在于天时，政或兴衰，有关于人事”。

由于群臣的反对，封建之事被搁置，直到贞观十一年(637年），太宗重拾旧事，正式开始全面封建，“诏荆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王所任刺史，咸令子孙世袭。戊辰，又以功臣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为刺史，亦令世袭”。然而，此举再次遭到廷臣的坚决抵制，于志宁认为“古今事殊”,马周则从封建制的人治缺陷出发，认为“倘有孩童嗣职，万一骄逸，则兆庶被其殃而国家受其败”。长孙无忌的抗章不仅从古今得失出发否定封建，而且“无忌又因子妇长乐公主固请于上”,最终太宗只能“诏停世封刺史”。

在贞观年间两次大的争论之中，太宗要借鉴前朝得失，特别是隋二世而亡的教训，而隋朝则是实行彻底的郡县制，这就意味着太宗在地方治理上，欲有别于隋制，有条件地利用分封。太宗在继位之初，“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在贞观十年(636年），太宗进行宗室的大面积徙封，同时以元景、元昌等为都督,为次年的全面封建而做准备，这足以说明太宗的全面封建不只是政治操演，更有付诸实践的筹划。

太宗实施封建效法的主要对象是晋武帝。晋武帝一生三次封建，通过不断调整来强化帝系与弱化宗室旁支。太宗在贞观元年(627年）就始议封建，而当时诸子尚幼，长子李承乾也不过八岁，而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则已经具备了封建的人事条件，太宗不需要像晋武帝一样通过三次封建，他一次就可以达到强化帝系的目的。在封建的设想中，太宗的诸子和诸弟分别主政荆、梁、幽、齐等最为重要的几个州，宗室旁系和功臣集团则主政次要的州，这一分布和晋武帝设想一致。对皇室与功臣同时封建，明显带有援例西周的痕迹。就地理空间而言，长安附近的关内之地实行郡县，而关外则是封建制，带有蹈袭汉代故事的痕迹。可以说，这种设计是以晋武帝封建为蓝本，参考西周、西汉封建得失的综合体，一定程度上吸纳了颜师古的理论。

值得注意的是，唐初几次关于封建与郡县的议论都伴随着对地方选官的探讨。贞观十一年(637年），在试图进行封建之时，太宗与马周也探讨了地方上的选官问题，马周上疏，“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县令，苟选用得人，则陛下可以端拱无为”，太宗决定“刺史，朕当自选；县令，宜诏京官五品已上各举一人”。吴兢作《贞观政要》将择官与封建并置一卷，足以看出二者的联系性。徐霖在《太宗治人之本论》中就将太宗意欲封建与地方刺史选任视为一体，“当时都督、刺史之建……而封建之意也”。

《贞观政要》《资治通鉴》中关于唐初封建与郡县之议，他人观点只是少许撮引，而对李百药与马周之言则大段迻录，这主要是因为李、马之论奠定了“唐初宗姓诸王，有战功而无分土”的局面，自此以后对于王室封赏皆以“有封建而无国邑”为原则。在思想上，李百药、马周、魏徵、长孙无忌的郡县制思想成为主流观点，“是今者贤郡县之理”也成为唐初士人的政治共识。

表面上看，唐初封建的失败是以长孙无忌为首的群臣不愿接受封地，本质上却是因为此时政府形态的转变。正如钱穆所言：“秦、汉以来，中国政治之长进，即在政府渐渐脱离王室而独立化。王室代表贵族特权之世袭，政府代表平民合理之进退，而宰相为政府领袖，君权、相权，互为节制。”唐初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一系列制度的变更，都具有进一步“化家为国”的色彩。政府形态的彻底“化家为国”使得唐以后不再具有全然封建制的土壤。

此次争论不仅对唐代产生影响，更是对后世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太宗与魏徵讨论国家治理问题，太宗有言：“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自此以后，凡是论国家治理或者论封建者，许多都引太宗之言。甚至，将太宗的概括直接视为周公乃至三代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郑獬《用古论》、华镇《问井田肉刑封建》、胡宏《建国井田》、陈藻《封建井田》、茅坤《名实》、沈尧中《封建井田》、张英《封爵总载》皆为代表。时至清代，由于历朝出现了大量关于井田、封建、肉刑的议论，甚至有《读历代井田封建论作》的文章。

二、中晚唐关于封建与郡县的讨论

至德元载（756年），安史叛军攻陷潼关，玄宗播越蜀地，在途中颁布制令，以太子、永王等分领各地“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署官属并本路郡县官，并各任自拣五品以上，署置讫闻奏”。太子李亨与诸王既有自己的封地，同时对属地内的官员有人事权，这是分封制。只是，它属于战乱的特殊状态，是唐廷的不得已之举。

安史之乱爆发，特别是玄宗用分封之策御敌的现实政治语境，使得廷臣对于太宗以降的郡县制产生反思，李泌就说：“贞观中，太宗欲复古制，大臣议论不同而止。由是赏功者多以官。夫以官赏功有二害，非才则废事，权重则难制。”在此基础之上，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向使禄山有百里之国，则亦惜之以传子孙，不反矣。为今之计，俟天下既平，莫若疏爵土以赏功臣，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岂难制哉！”之后，杜甫撰政论诗《有感》，也认为要实行封建，“授钺亲贤往，卑宫制诏遥。终依古封建，岂独听箫韶”。

隋因郡县制而亡，太宗试图吸取经验而实行封建。中唐因郡县制而无法抵挡安史叛军南下，李泌、杜甫皆认为要有封建，这都呈现了经验政治的特色。颜师古提出“画野分疆，不得过大”，太宗让诸多皇室与功臣只有一州之地，李泌所谓“则虽大国，不过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三者是统一的，都认为封建不宜过大，就可以规避西汉初年封建过大而导致的七国之乱。不难看出，即便三者都认为要进行封建制，州已经是封建设想的基础，县也是分封制下地方治理的基本单位。

中晚唐关于封建与郡县的讨论，最为集中的时期是元和年间，代表人物是白居易与柳宗元。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作《议封建论郡县》，他在文中认为封建与郡县各有利弊，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兴衰与封建、郡县联系，“周之衰灭者，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之覆亡者，君流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但是，他又认为，“以敦睦亲族为先，不以封王为急；以优劝劳逸为念，不以建侯为思；以尊贤宠德为心，不以开国为意；以安抚黎元为事，不以废郡为谋”,这些表述明显带有偏向郡县制的感情色彩。该文写作的政治背景，正值中央全力平叛西川节度使刘辟之际。白居易被罢校书郎之后，在上都华阳观闭门准备制举，“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在此背景之下，白居易预测制举考封建与郡县就很容易理解。在他预测的多道试题中，除了封建与郡县，还有谈选将帅、议兵等问题，皆与时事相合。

“德宗以来姑息藩镇”，中央对地方节度使的跋扈之举往往选择忍让。因而宪宗袭位之初，是继续姑息藩镇，还是要用法度整肃诸侯，并不明确。白居易亲历了整个德宗朝的姑息之政，再将宪宗元年平藩之事相结合，他也并不明确中央对藩镇的确切态度。在内容上，对郡县制的现状抱持肯定的态度，是他对考题较为“标准”答案的预测。顺带一提，在《议封建论郡县》篇之后，是《议井田阡陌》《议肉刑》篇，封建、井田、肉刑并置，体现了上文所论的太宗对周公之治理论概括的影响。

柳宗元《封建论》是整个中国古代封建、郡县讨论中，影响最广的一篇论述。该文以三代以降特别是西周以来的史实为基础，认为之前的封建制“非圣人意也，势也”,而当下实现郡县制也是大势所趋，“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它将汉、唐的历史进行比附，汉代是郡国参建，“有叛国而无叛郡”。中晚唐是郡县和藩镇各立，“有叛将而无叛州”，因而郡县制才是符合中晚唐的地方治理模式。

之所以将柳文称为批驳封建制的集大成之作，是因为它集中指摘了西周以降，以曹囧《六代论》、陆机《五等论》为代表赞成封建制的三大观点。第一，在分封制下，诸侯会视自己的臣民为家人，有利于地方治理，而郡县制郡守在任时间短，一心升迁。柳文认为，真正爱臣民的诸侯“百不有一”，而郡守的问题“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第二，夏、商、周、西汉实行封建制，国祚长久，秦朝实行郡县制却二世而亡，因而封建制更有利于国家统治。这是《六代论》的核心思想，也是众多支持封建论之说的主要事实依据。柳文以现实为依据，指出唐朝实行郡县制，“垂二百祀，大业弥固”,唐朝两百年国祚与封建制没有任何关系。第三，商、周两代君主都运用封建制，并没有废除。柳文则重申商、周封建是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

自晚唐以降，普遍认为《封建论》的创作和当时藩镇问题相关，“柳州《封建论》，是为藩镇之害而作”。该文创作的时间大概是元和九年(814年）。和元和之初不同，经过九年的政治变革，诛镇海军节度使李琦、征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擒昭义节度使卢从史、义武节度使张茂昭举族归朝以及魏博节度使奉表归国，这一切都说明宪宗肯定要以法度整肃诸侯，唐廷已经不允许带有封建色彩的割据型藩镇出现。在这种政治语境之下，柳宗元作一篇郡县制的文章就在情理之中。另外，此时距离唐朝建国已经接近两百年，“垂二百祀，大业弥固”成为《封建论》立论的重要依据。自西周以降，唐代是唯一能在大一统王朝的框架之下实行郡县制而国祚长久的，之前无论是秦还是隋都没有做到。因而《封建论》能够成为典范之作，是因为它既符合当时的政治语境，也是政治思想服务政治现实的需要，同时又是政治实践的产物。

晚唐关于封建与郡县之论，多承袭柳宗元《封建论》之说，李溪《反五等六代论》也是以曹囧《六代论》、陆机《五等论》为辩驳对象，否定封建说，“曹陆之论，所谓藩卫者，乃篡逆之萌也；思治者，乃祸乱之萌也；定主者，乃不定也”。在诸多论述中，还有直接提及《封建论》一文，司空图在《疑经后述》中写道，“尝得柳子厚《封建论》，以为三王树置，盖势使之然”。

《封建论》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后世无论对封建制抱持什么态度，都习将柳文作为赞成与批驳的对象，胡寅《辨柳子封建论》、黄省曾《难柳宗元封建论》、徐枋《书柳宗元封建论后》、袁枚《书柳子封建论后》《再书封建论后》、龙启瑞《续柳子厚封建论》等皆为以柳宗元《封建论》为题的代表性文章。标题中没有书写，但是内容中有大量引用柳文的，更是数不胜数。

除了批评封建制以外，《封建论》对后世的影响还体现在地方选官上，“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后世无论是支持封建还是反对封建，一般都继承柳说，认为基层管理者身系地方稳定与国家安危。马端临将柳说与地方赋役制度相联系，“然则天子之与里，胥其贵贱虽不侔，而其任长人之责则一也”,此后赋役相关的古代文献多征引柳说。在柳说的基础上，海瑞说“无里胥是无天子”,顾炎武则言“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

三、北宋关于封建与郡县探讨

晚唐五代，最为主要的问题就是地方藩镇割据，“节镇太重，君弱臣强”。为革除陈弊，宋太祖称帝之初，在地方治理上的核心内容就是削弱藩镇，对地方节度使“制其钱谷，收其精兵”。陈亮所谓：“艺祖皇帝一兴，而四方次第平定，藩镇拱手以趋约束，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就是宋初实行郡县制的写照。有基于此，太祖时代鲜有封建与郡县之议。然而，随着高梁河之役的失利，宋人逐渐认识到完全实行郡县制不足以抵御辽朝的进犯。特别是咸平二年(999年），辽圣宗南侵，再加上西夏对于边郡的侵扰，地方上实行封建制还是郡县制又被宋人所热议。

南宋胡寅有言：“蜀人范、苏二公，亦谓封建不可行”,将范祖禹、苏轼作为主张郡县制的代表。而《朱子语类》则将廖偁称为反对柳宗元《封建论》的主要人物。章如愚胪列封建论相关文章，北宋引范祖禹、苏辙之文。元人马端临称：“柳、苏二子”,将苏轼与柳宗元并称为两大反对封建的人物。明人沈一贯认为，北宋反对柳宗元封建说的代表人物是廖偁。清人刘鸿翱则说，北宋承袭柳宗元的是“苏子瞻、子由”。就笔者寓目所及，北宋论封建与郡县有数十人之多。其中，范祖禹、苏轼、苏辙、廖偁影响较大。

范祖禹在《唐鉴》中，用较大篇幅论述唐太宗年间的封建事宜，他在柳宗元论述的基础上说：“慎择守令，以治郡县，亦足以致太平。”之后，又反复申论“慎择守令”“太宗以治乱在庶官，欲进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此外，他在《转对条上四事状》等文中，又多次引用唐太宗君臣的对话，进而申论地方择官的重要性，“夫一县令不得人，则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则千里之地受其害”。范祖禹论地方治理，是将郡县与地方择官一并检视，他充分认识到唐太宗在地方治理方面的理念，就是郡县制搭配地方选官制。

苏轼《论封建》影响极大，除提出“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之外，还认为“近世无复封建，则此祸几绝”。《论封建》成为宋人论封建的代表，“自柳宗元之论一出，而诸子之论皆废，苏子瞻志林一出而柳子之论益明”。苏轼关于封建论的影响不仅继承了柳宗元的学说，同时还发展了唐太宗对于周公的论述。他在《南安军学记》中说：“古之为国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学校也”，在唐太宗所论的封建、井田、肉刑的基础上增添学校，这一点对后世影响较大。苏辙在《古史》之中，承袭苏轼《论封建》，也是从秦始皇废封建、行郡县出发，论述了秦亡不是因为郡县制，“今秦之郡县，岂非势之自至也欤？然秦得其势，而不免于灭亡，盖治天下在德不在势”。

与范氏、二苏不同，廖偁赞成封建制，他的《封建论》逐字逐句反驳柳宗元。柳宗元认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廖偁则言：“封建者，道也，非势也。”柳宗元提出“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廖偁则说：“周之乱天下，非制失也，失在政也。”在这些基础之上，廖偁总结性地概括，“子厚之论封建，知其末而不知其本也”。

另一位支持封建且影响较大的是毕仲游，他从西周以降的历史出发，秦取李斯之议，最终二世而亡，主父偃“弱同姓”导致王莽篡汉，曹魏之后都实行郡县制，“未有不夺于强臣者”，得出封建制要强于郡县制。毕仲游历仕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也正是北宋外患频仍的时期。因而他的《封建郡县议》，尤其突出封建有利于防止外患，“何以知封建之可以制外患也？封建者为诸侯，诸侯者为国。国有君也，有臣也，有士民也，有邻国也。有上下相维，左右相持，畏义而不敢易动也”。

将支持封建制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代表人物是富弼、吕大钧。早在庆历四年(1044年），富弼就认为意欲抵御北狄，就要实行封建制，重用皇室。他将北宋弃用宗室与辽朝多封亲王进行对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使声名渐著，闻于北虏，亦谓南朝宗室有人，根本牢矣”。吕大钧《世守边郡议》中提出，“慎选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没则禄其子孙”,意欲仿效汉代“世为边郡守”的模式来守卫边疆。

除了支持封建或郡县，还有一些北宋士人持中立态度。陈舜俞在《说势》之中，将“势”与天下存亡相联系，“天下之势，不以诸侯存，不以郡县亡”。和他观点略有近似的是曾巩，他在同名篇《说势》中，否定了周之灭亡因为封建，“非封建罪也，地过王制也”,同时又认为秦二世而亡也不是因为郡县，“故一夫唱叛而秦灭矣，非郡县罪也，守宰亡具甚耳”。进而他得出结论：“今病封建者必曰用秦法，病郡县者必曰用周制，皆不得其理也……天下之存亡，视其大伦大法之治乱耳。”与“势”相比，华镇则强调“道”，“天下有道，封建、郡邑皆足以底平治而保无患；天下无道，封建则陵夺，郡邑则土崩。制国之势，果在建侯乎？在郡县乎？人主务隆道而已”。

除了范祖禹以外，北宋其他士人在议论封建与郡县的同时，也关注地方的选官问题，陈舜俞《说势》篇之后就是《说任》，“天下之任无有大小，惟其人之贤”。相形于唐代，北宋更加注重选官上的君子与小人之分，上文范祖禹说：“欲进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苏轼在《中庸论下》《大臣论上》《大臣论下》讨论了择官君子或小人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毕仲游在《上门下侍郎司马温公书》中，也反复申论了“君子与小人”的问题。富弼则反复申论过择官君子的重要性，“君子小人之进退，系王道之消长”。

北宋士人关于封建与郡县之议，还有一个显性的表征是继承了唐太宗的“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一些策论就是以井田、封建、肉刑为题，吕陶《三代论》、苏辙《周公》、华镇《策问井田肉刑封建》详细论述周公的封建制与井田制。具有代表性的是石介，在《汉论》中提出了井田、什一、封建、学校的国家治理四方面，“夫井田，三王之法也；什一，三王之制也；封建，三王之治也；乡射，三王之礼也；学校，三王之教也”，这一理念影响较大。

综上可知，北宋关于封建与郡县的探讨，深受唐太宗时期封建之辩与柳宗元《封建论》的影响，但其中又不乏对整个唐代封建之辩的反思。在政治背景与个体经验双重影响下，北宋士人多有倡议封建之举。然而，正如毕仲游所说“好古者喜封建，而趋时者修郡县”，赞成郡县制依然是北宋士人思想的主流。创议封建制的逐步蔓延，还要到两宋之交。

四、两宋之交与南宋时期关于封建与郡县之议

两宋之际，金人南牧，徽、钦二宗对于政权的保卫以及高宗建立南宋是最主要的政治背景。有基于此，这一时期一切政治举措皆围绕宋廷复振而展开，在《抚定中原蜡书》中就说：“今来昭大信、明大义于天下，依周汉封建诸侯，及唐立藩镇故事，抚定中原，不贪土地，不利租赋。除相度于唐、邓、海、泗等州置关隘如函谷关外，应有能据守，以北州郡归命内款者，即其所得州郡，并旁近城邑，裂土封建。”与朝廷一样，诸多士人也持封建制复国的态度。

两宋之际，抵御金人南牧的关键人员是李纲，他不仅是开封保卫战的主要策划者，也是南宋建国之初诸多御敌之策的践行家。与其他彻底反对郡县制的议论不同，李纲主张封建是基于两宋之际金人南侵的特殊政治背景，“封建宜于草昧艰难之时，而郡县宜于承平无事之日”。他诸多主张封建的思想和防备外敌相关，“三代之王，皆以封建享国长久，虽至于衰微，犹使强国熟视，不敢遽取之，而夷狄、盗贼之患，自周以前，未闻能大扰天下。盖诸侯各治其国家，力足以捍患而御侮也。郡县则不然，陈胜、吴广一呼，而天下响应，刘、项因之，遂以亡秦”。

李纲认为意欲中兴宋室只能进行封建，“古者立国，未尝私有天下，必封建亲戚、功臣以为藩屏，资其犬牙磐石之势以夹辅王室”。在对比封建与郡县利害的基础上，他指出只有唐代的藩镇是介于封建与郡县之间，兼具二者之利，“惟唐方镇之制，处乎封建、郡县之间”,“方镇者，合封建、郡县而为之者也”。因而他在具体措施上主张实行唐代的藩镇制，“为今之计，唯复方镇之制，少因革之，可以渐振中国”,“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

刘嵘也提议封建：“选宗室之贤才者，封建任使之。”张守甚至提出允许世袭的藩镇制，“仿唐藩镇，慎择守帅，而土地、人民一以付之，许一切便宜从事，凡经画财赋、废置官属、治兵调发皆得自便，使之捍御外寇，屏蔽中原。如虏骑侵轶而能杀敌退师，固守无虞，则许世袭”。在两宋之交诸臣支持封建，特别是唐代藩镇制之时，也有反对之声。范浚认为，无论是古封建，还是唐方镇都无法再实行，“臣窃因柳宗元之说，而极封建之弊，以为三代不可去，后世不可行”。

随着外患的加剧以及理学的兴起，南宋关于封建与郡县之议远迈前朝。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策问就多达十余篇，陈藻《封建策问》《唐藩镇策问》、王十朋《策问封建郡县》、陈造《吴门芹宫策问》、周紫芝《策问国兴之道》、林光朝《策问》皆为代表。其中，涌现出一批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代表性人物，“昔之善封建者曹囧、陆机、胡氏兄弟、廖偁”，“诸作惟陆机二胡廖偁王应麟得之”。胡氏兄弟指的是胡寅、胡宏。

胡寅关于封建的学说，在宋代就已经产生影响，“柳子厚《封建论》则全以封建为非，胡明仲辈破其说”。元代戈直集论《贞观政要》，征引胡寅论封建，《山堂考索》《荆川稗编》等皆将胡论作为封建论的代表。之所以胡论影响深远，正是因为他首先勾勒了唐太宗君臣论封建，然后系统分析了封建的优势，逐一驳斥了柳宗元的《封建论》，最终得出“凡宗元《封建论》皆无稽而不可信也”的结论。此外，胡论还反驳封建只能行于古、不能行于今的言论，并阐明如何实行封建，“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然则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术也”。

胡宏从三代以降的史实出发，以封建、井田、肉刑为角度，对比封建与郡县的差异，“郡县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支变故；封建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变故”。胡宏承袭了其兄胡寅学说，从“公”“私”天下的论述阐释了实行封建制的必要性，“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顺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主所以纵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贼也”,提出的措施是“封建，择可封者封之，错杂于郡县之间，民自不骇也”。二胡特别是胡宏以“公”“私”天下的角度来理解封建、郡县，在整个南宋产生了深远影响。陈淳说“封建公天下之大法”,程公说则言“封建公天下之大端，井牧均天下之大法”。

当南宋逐渐趋于稳定，士人发现郡县制足以应对乱世的局面。支持郡县制的论述就逐渐兴起，杨简是代表之一，他首先承认封建与郡县各有利弊，“封建有一利一害，利谓藩维固可御寇，害谓久则有背叛相侵伐屠杀之祸。郡县亦有一利一害，利谓无叛背侵伐屠杀之祸，害谓藩维不固，寇至莫御”,然后提出郡县优于封建，“二者均有利害，而封建之害重难救，郡县之害轻，亦可使之无封建之害难救”。而要彻底解决封建与郡县的问题，他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择贤久任，则亦可以固藩维，亦可以御寇，亦封建之意也”。林希逸在《周礼》《古封建唐藩镇》反复申论封建不可行已经被唐人所检验，“方贞观之初，世袭刺史之议纷然不已，卒亦罢之””。他将古代封建与唐代藩镇视为一体，通过大量中晚唐藩镇之祸来证明不可以实行封建，观点和柳宗元一致，“子厚之言犹信”。

在南宋士人关注封建与郡县的议题之时，同时代的金朝士人也聚焦于这个话题，其中代表人物是赵秉文。他是金宣宗时期的“掌文柄”者，在政坛颇具影响力。因为身处金朝末年，面临被蒙古逐渐侵蚀土地的政治背景，他上奏章力陈革新之策，“一迁都，二导河，三封建”。在《唐论》《侯守论》中全面论证封建与郡县的优劣，“封建其利有三，诸侯世擅其地，则各爱其民，爱其民则军不分，修其城廓，备其器械，则人自为战，人自为战则我众彼寡，夷狄不能交侵，一也；夷狄无外侮，则天下终为我有，二也；虽有强犷之徒，大小相维，足以长世，三也”，“非谓郡县不及封建也，为救敝不得已而言之也，且郡县之制，可以大治，亦可大乱；封建之制，不可大治，亦卒不至大乱”。

由上可知，南宋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外患，因而封建可抵御外患就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观点。李纲等人关于封建与外患关系的论述，对后世的影响极大，宋元之交，面临蒙古南向，文天祥就说，“故郡县所以矫方镇之偏重，方镇所以救郡县之积轻。今郡县之轻甚矣，则夫立为方镇之法，以少变其委琐不足恃之势，真今日之第一义也”。明人面对“宋衰于夷狄”的事实，也是认为要封建，“宋时金虏长驱，若有封建，本枝强固，中国宁至胥而为夷？”夏良胜说：“封建为制戎夷之利，所以为长久之道”；沈一贯言：“宋南渡将亡，而思藩镇之策，晚矣”；清人李塨论：“宋与金之将亡也，乃议封建藩镇”；文廷式言：“封建之世，外患必不亟，流寇必不起”,皆为代表。

承袭唐代与北宋，南宋也常将封建与井田、肉刑、学校等相联系。有所发展的是，受石介等前贤的影响，南宋将井田与“什一而税”联系得更为紧密，“其兵农以井田，其取民以什一”,“易两税而为什一之法”。同时，南宋也将封建与郡县之议和选官制度相联系，刘嵘在上高宗书中，谈完宗室封建，紧接着就说要注重选人，“夫一君子进，众小人未必退；一小人进，则众君子退矣”。在范浚《香溪集》中，与《封建》篇相邻的就是《用人》《朋党》，“言朋党，不过曰君子，曰小人”。

南宋关于封建与郡县之议，自始至终都与理学紧密相连。朱熹在二胡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柳子厚《封建论》则全以封建为非，胡明仲辈破其说，则专以封建为是。要之，天下制度无全利而无害的道理，但看利害分数如何。封建则根本较固，国家可恃；郡县则截然易制”。后世的《性理指归》《理学逢源》《性理大中》等诸多理学书籍，在讨论封建与郡县话题之时，皆会迻录理学家的论述。在二胡、朱熹之外，往往再加上张载所谓“井田卒归于封建乃定”，共同构成了整个宋朝理学家相关论述的体系。

五、结语

唐宋关于封建与郡县之议存在诸多共通之处。其一，论者都深受政治环境与个人政治经验影响，得出与时代相一致的结论，比如元和时代，白居易、柳宗元等人皆主张郡县制。两宋之际，李纲等人呼吁封建制。其二，为了证明自身观点，会对历史史实有不同的界定与理解。魏晋是封建还是郡县，唐人认为存在争议，宋人对唐代藩镇是不是封建也各有理解。其三，以“公”“私”天下为议题。封建与郡县，何者是公天下？何者是私天下？支持封建者认为封建是公天下，反之亦然。其四，封建为古制，是否适合于今？支持封建者认为古今多有相同，自然可以实行古制。支持郡县者则举出古今殊途之例，证明封建制只适合于三代与西周。

宋人既承袭唐人观点，又有所发展。唐太宗提出“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石介在此基础上加入“乡射，三王之礼也；学校，三王之教也”，苏东坡增补“学校”，胡宏则说：“井田、封建、学校、军制，皆圣人竭心思致用之大者也”。在唐人强调井田的基础上，宋人又细化井田的内涵，特别强调“什一而税”，从而使得封建与井田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唐人在论述郡县制之时，强调地方要注重官员的选拔，宋人则将地方官员选拔与中央官制相联系，突出“朋党之论”与“君子小人之辩”，地方治理模式与地方官员选拔制度构成地方治理两大重要内容，地方治理又与国家治理相辅相成。

太宗君臣议封建、柳宗元《封建论》、廖偁《封建论》、苏轼《论封建》以及南宋理学家二胡、朱熹关于封建与郡县的论述，共同构成了后世封建与郡县之议的知识体系。面对外患的南侵，在制度上，宋人认为封建有两大优势：可以御敌，足以防民变。在时间上，封建与郡县适合不同的国家状态，“太平之时，郡县治之，而有余危乱之世，非建镇控之则不足”。在区域上，吕大钧提出要“世为边郡守”，边疆实行封建，内地为郡县。在地方行政上，既要注重对封建与郡县治理模式的选择，又要重组地方州县，毕仲游就提出“并州县议”。这一系列的内容都对明清时期的封建与郡县之辩产生深远的影响。

贞观初年诸臣倡议封建，主要是太宗意欲平衡宗室和功臣的关系。当这一对关系得以调和，封建制也就自然不被推广。两宋之交面临的金人南牧，宋人大多提倡封建，然而没有封建依然可以让宋室复振，特别是南宋稳定之后，杨简、林希逸等人就开始逐渐认识到郡县要优于封建。唐宋的史实证明，郡县制才是地方治理的最佳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所有唐、宋关于封建的设想，都是在“大一统”的思想之下，探究如何更好地进行地方治理。不得不说，郡县制是不可逆的历史潮流，国家统一是历史必然,已经是古今的共识。

来源：宋史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