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这里，我们虽然不能有任何有计划的作为，但是相同的命运，把每一个人的问题，都结合在一起了。

团结就是力量。

这一句话的意味，我现在体验到了。

在这里，我们虽然不能有任何有计划的作为，但是相同的命运，把每一个人的问题，都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互相交换意见，讨论着这里可能加在我们身上的鬼把戏，我们研究着对策，我们亲密得象一个人，团结成为一条心，互相鼓励着。

大家不再感到孤单寂寞，谁也要给别人打气，只许好，不许坏。

我们不时带笑地意味那最后的命运，也许说不定什么时候，多半是深夜吧！

我们会被牵到一个地方，也许是中山陵的附近，一个荒漠无人的山旁，把我们一块儿杀死，一块儿埋葬。

他们举我到时候领导呼口号， 我们喊什么样的口号，也略略有个商定。

我对他们说，如果是枪毙的话，我应当要求有优先权。

如果他们是用机枪扫射的话，那是最理想的一件事。

要是掘上一个大坑，把我们活埋的话，那更好了，因为我们可以永久拥抱着，团结在一起。

在这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每一个人的个性，很容易地暴露出来，每一个人的才具，也很容易被发现出来。

谢士炎很聪明，但是好胜心也很强烈。

老董永远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他永远是顺水推舟，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石崞还是那么倔强和沉默。

那位小耿年纪最小，性格也一样的倔强，不说话则已，一说象扔出一块大石头，叫你搬不动。(他的爸爸也在陕西被抓了，听说押在我们楼下。父是英雄儿好汉，父子‘同科'，我们对他加倍敬佩。)

老孟仍然是那么坚定，诚厚，不愧为一个从农民中锻炼出来的斗士。

丁行比以前活泼了，话也说得多些。

老朱年纪很轻，记忆力特别强。

老田异趣横生，他讲起他的生活，会叫你如看万花筒一样。

他真是“矮子矮，一肚拐”。

这些朋友，各有千秋。

每一个人的钱，都被没收了，现在所有的人凑不出一文钱。

因此苦难来了，这里吃饭的菜，无论怎样省着吃，第一碗饭就把它扫得光光，第二碗饭只得把剩下的菜汤平均分配。

但是第三碗饭呢？

有的人需要吃五碗六碗，干吞着白饭，比吃药还困难。

有时候老孟的太太，央求看守给我们送一些辣酱和咸疙瘩。

我们舍不得一顿把他吃完，所以就先把它切成许多碎丁丁，每顿饭由老谢来分配，每人五粒，这样就可以维持二三天。

提到切咸菜的事，就发生了刀子的问题，当然刀子在这里是绝对禁止的。

我把在北平特别发明的两用刀子拿出来了。

这是一把牙刷，我把那化学制的牙刷柄，在墙上磨成一面口，这样就可以当作菜刀用，不过切的时候很费力，好在牢里的时间不值半文钱。

老孟太太的接济，也不常来。

那两位由西北解来的“修养人”，他们把手中剩下的钱，买了一包精盐。

我们拿来早拌在稀饭里，午、晚两餐就把它撒在平饭上，这样又维持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总是“天无绝人之路”，小耿从上铺爬下来的时候，把老谢棋盘上的一个棋子踢掉了，找了好久找不到，于是就用扫把在那黑幢幢的床底下普遍扫了一下。

那失落的棋子还没找到，却找出五百元一张的法币两张，大概是从前的难友夹带中没有被搜去的财产，不知道为什么遗落在床下。

我们兴奋得好象是发现了金矿，大家的眼睛睁得圆圆大大的。

可是，这一份横财怎样处理呢？

经过一番慎重的会议，结果决议把它交门外的那个看守，请他随便办，如果没收呢，那就不必说，不然的话，就请他给我们买一缸辣椒酱，剩下的钱买花生米。

因为在这里私携法币，等于暗藏军火。

我们把这交涉任务交给了老谢，经过了一番他和那家伙的解释和恳求之后，得到的回答是请示所长后再办。

我们等候了许久，结果成功了，一碗红辣椒，一包花生米，送进屋里来。

我们先把花生米数了，然后按人数均分。

每人得到的是十颗，这一碗辣椒酱又帮忙我们混了一个星期。

其次的一个问题就是开水，我们已经没有一个人买得起开水了。

看守向我们表示，所里经费不够，不能烧开水，那末我们怎样过呢？

尤其是每天吃了多少咸碱，更需要喝水，所以我就提议说:“唯一的办法只有在上茅房的时候，从洗脸盆的水管上取冷水喝。我想‘首都'地方自来水应该是化验过的，不会有危险吧？”

其实我说这些话，并没有多少把握，我以为因此而得了虎烈拉和其他的肠胃病，那岂不是求之不得吗？

可是这种腹案从来没有向大家公开过。

我们喝了几天凉水，不知道是那一方的菩萨点化了这里的头子，有一天居然宣布开始供给开水，每天三壶，给我们三张扑克牌，每来一壶的时候就给他一张扑克牌当收据，第二天再发三张。

这样的“德政”，我们不能不在此地感谢。

那个被鸡奸未遂的小家伙，给我们带了一副棋子进来，老谢、老朱、老丁和老×他们都会下棋，熬煎的日子又觉得容易混了一些。

只是老谢由于好胜心特别强，下棋的时候，只许卞赢不许输，常常为下棋抬了许多低声的杠(在这里大声说话也是犯禁的）。

我不会下棋，有时在棋盘闲着的时候，我玩着那“开乌龟”，“八仙过海”的一些穷极无聊的把戏。

除了我以外，他们都作些室内运动，其中以老田做的最殷勤最地道，他那一套八段锦相当有工夫，据他吹已经是十年如一日了。

老董会太极拳。

只是这屋子仅有一条在两个床中间二尺宽的交通线，成套的武艺施展不开。

其余的人，不规则地做了许多柔软体操。

老丁看见我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的萎顿下去，用很诚恳和具有鼓励性的语调对我说:“余先生，你应当打起精神来，好好锻炼你的身体，不要让苦难把它弄坏了。”

我笑了一笑，自然我很感激这种关怀的友情。

当他以后每次催促的时候，我总是勉强比划一两下，不是在运动，是在敷衍他，因为我心中有个决定，反正这条命活不久，一个强壮的身体，不一样地被弄死吗？为什么要炼得好好地给他杀了呢？也许因为身体不好，解决得更快些。

日常生活上，最感痛苦的要算老田。

他是个高度近视眼，要带两千五百度的眼镜，可是他的眼镜早在北平就被搜去了。

这次特务们的贪污案中，他的宝贝也在被没收的财产之中。

我们坐在一起，离不过二三尺，他都看不清楚。

吃饭的时候，他看不到那里是菜碗，及至找到了，筷子常常挟个空，于是就接二连三的向里面乱插，活象渔翁抓着一个短短的鱼叉，向那平静的湖里叉鱼一般。

最可怜的是他在大便的时候，他有着严重的痔疮，他为的要知道粪便中带血没有，要把用过的纸拿起来察验一番，因为近视就不能不把纸紧贴鼻尖，上下移动，不小心的时候，鼻尖就会擦上些。

我们问他臭不臭？他总是说不臭。

这里常停电，就是不停电，一盏灯也不能够照得很亮，晚饭后到睡觉前，也就没法看书，大家就把时间消磨在“联句”上。

这个玩意大家作得相当起劲，有时碰到了说出很好的句子，当最不通的句子从一个人口中冲出的时候，大家就不免大笑起来，常常因为声音过大，被门外的监视哨打开那扇门上的小门，喃喃地骂一顿。

这样的日子，我们整整熬过二十五天。

每天机械地生活着，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甚至前一分钟，也不知后一分钟的事。

所能知道的是清晨与夜晚，天阴与天晴。

今天是什么日子？没有人能告诉你。

我们虽然住在城市里，也和左拉传中的那位被囚在荒岛上的法国军官周法士一样，整个的与人世绝缘。

家庭，朋友怎样？革命形势发展得如何了？多想知道呵！一点点也是好的！

吹到屋里来的风，已不是刚到的时候那般柔和，遮满着阴云的天，惨白而沉重，鹅毛似的雪花在窗外飞舞着，轻薄地嘲笑我们每一个人。

石崞和小耿，仍然是那一套夹衣，朱建国睡在一床军毯上。

我把皮袍借给石，给耿加上一双袜子，谢士炎匀了一床垫褥给朱。

大家整天地萎缩着，话也比来时少了。

一连落了有好几天的雪，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摆出了冰冷的面孔，这是江南的寒冷。

炉火已不是这里的世界的所有物了。

远处的高楼上的烟筒，冒出了黑色的烟，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中冒出来，冒到另外一个世界中去。

在一个夜晚，大家睡下了不久，街头的播音器，突然送来了一曲歌声，我从床上坐起来，背靠着床，仔细地倾听，这声奋太熟悉了，原来今晚是圣诞之夜。

几乎一夜没睡着，清晨那教堂叮当的钟声和那看守粗厉的吆喝声，把我唤起。

我们照例地起床，摺铺盖，上茅房，喝稀饭。

碗筷收拾以后，照常地聊闲天，开玩笑，并且说:"今天大概不会有什么事吧？这些特务们虽然不过圣诞节，但今天是‘复兴节’，是那‘鬼东西’叨共产党之光，从西安被放出来的日子，总该让我们安静地过一天吧！”

这句话刚刚说完，一个操着山东口音胖胖的大高个，出现在才打开了的门口，喊我和谢士炎的名字，并命令式地说:“收拾铺盖，预备走！”

这声音当然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动，同屋的人也都感到惊慌，空气立刻严肃起来。

我问他要我们到那里去？

“不知道。”他带理不理地边说边了。

朋友们围着我，但找不出任何一句安慰的话来，我也想不出该说什么。

他们帮我，检点零件，收拾铺盖，临行的时候，我们一一地紧紧用力地握着手，感情使我们不忍分离，而形势是一刻都不许迟延。

我走到门边，又转回头来，向他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道一声“再见”，意思是永别了！

楼下办公室里，堆着还有其他人的行李。

这时我才知道走的不是我们两个，当我们又坐在第一次卸脚镣的地方，那里已经有几个穿着空军服装的青年，坐在板凳上，我们彼此用眼睛互相扫了一下，沉默着。

接连着老丁和小耿下来了，朱和石随着到了。

除了老孟和另外三个不属我们一案的人以外，全都来了。

关在另外屋子的梁蔼然、陈斌，也一对一对地来了。

两个两个地往外调。

这大概是他们的手法，好象令人神秘莫测。

我们一共有二十人，十六个是北平来的，其余的是被捕的空军，留下的那几位，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见到面。

小耿和顾心田——顾是中共热河电台的负责人，小耿是他的徒弟，跟他学无线电收发报——他们两个人衣服穿得特别烂，小耿的单裤的膝盖上补了两个大补丁，顾的装束象个肮脏的伙伕。

有一个特务向他们瞟了一眼，对那几位空军朋友说(却没有对我们说):“干共产党工作的，应该是他们！你们是知识分子，受过这么好的教育，跟他们一伙干这个，太不值得。”

接着又说: “国家对你们很宽待，这次把你们送去，案子很快就结束了，你们一到那个地方，便明白了。”

到什么地方他没有说明，我断这条老命又得再活几天。

我们一对一对地手腕被铐子锁上了，这一次用的是土铐子，两个铁圈的中间，插着一个带鼻子的细铁棍，一把锁把铁鼻子锁上。

于是我们一行人就钻进两个车厢，空军和梁以及他屋子里一些人，和我坐一辆车，我很喜欢看见他们，因为彼此不见面是整整的二十五天。

这时有一位年轻而健壮的空军朋友，问我的姓名，等他知道以后，他就对其他的空军朋友说:“这位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余先生。”

他转脸对我说:“我们在上海的时候，看到报上登载冯先生为你被捕发表的谈话。”

我连忙地问他:"他说些什么呢？”

他说:“说明你过去的历史和对国家的贡献，他反对政府用诬陷的借口非法逮捕你……"

随后又告诉我，与他同一个屋子，还有我的一个学生，姓赵的，他们从他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我过去的事。(我的学生云泥异途，怎么教育的啊！)

说到这里，那押解我们坐在他一旁的特务就禁止他说下去。

车子转弯抹角地向前驶，阳光照着地面，照着人面，照着红红绿绿的衣裳。

车子驶进一座大门，在一个很大的院子中停下来。

我们走出车厢，有人认得这个地方，就喊着说:“这是军法处。”

下了车子，我们在草地上坐下来，大概等什么“交货”手续。

谢问我: “你看怎么样？”

我告诉他:“‘受训’的事根本是鬼话了。事情从此就半公开了，严重性也就大了。”

这时候梁插嘴道:“前天我们买花生米，包着的一块报纸，恰恰登载着当天的消息。内容是余心清供认共产党不讳，与其余一干人犯一并解京送交军法审判，你的名字是用特号字标出的。"

我们“一干人犯”，在被点交之后，手铐子也去了，就进入一所旧式监房的院中。

检查登记，差不多花了两个钟头。

每一个人携带的东西，又再一度地被清算扣留起来。

发还给谢士炎的两包三炮台香烟，被看守们扔在地下，狗东西们，连两包香烟都要“设计”一番。

有一个瘦下巴象一只狐狸面孔的家伙，嘴里叼着香烟坐在一张五屉桌子旁，监督检查我们，他一看见那绿纸包着的两包烟躺在地上，眼睛直溜溜地瞪起，随即命令看守:“拿来我看看。”

等到拿上了手，他象生气似地打开抽屉，往里面一丢。

这家伙就是这个看守所的所长，湖南人，与军法处长是同乡。

最后，就是那湖南籍的所长向我们训话一番:“你们的案子，我大概知道，这里是军法机关，如果你们不守规矩，想胡闹，那我是不客气的，就会把你们铐起来，并且向上面报告。”

说到这里，他吐了一口痰:“这是军事机关，不是随便的地方。”

说完了，我们又被点着名，一个一个地关进不同的“号字”里。

来源：烟雨江南花又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