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妈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头也不抬地跟我说。屋里弥漫着机油和新棉布混合的味道，那是1988年夏天独有的气味。

“你爸说得对，这手艺活儿，学了没坏处。”

我妈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头也不抬地跟我说。屋里弥漫着机油和新棉布混合的味道，那是1988年夏天独有的气味。

我嗯了一声，眼睛还盯着物理课本上的受力分析图，脑子里却想着别的事。

我们家住在县城纺织厂的家属院里，一排排红砖瓦房，长得都一个样。我爸是厂里的木工，手艺好，人也老实。他的世界就是木头、刨子和锯，方方正正，有棱有角。

我妈是纺织厂的挡车工，三班倒，嗓门大，心细。她的世界是棉纱、梭子和布匹，经纬交织，细细密密。

他们的世界都很有规矩。

我的世界，当时看起来也很有规矩。我是县一中的重点班学生，成绩不好不坏，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属于那种扔进人堆里就找不着的普通男孩。

父母对我最大的期望，就是考上大学，离开这个一眼能望到头的县城。

那时候，我对未来的想象，就像物理课本上的图，清晰、简单，有明确的箭头和方向。

我们家属院和教师家属院就隔着一道墙。墙不高，我踮踮脚，就能看到那边晾着的衣服。

墙那边住着我的英语老师，陈静。

陈老师是两年前从省城大学毕业分配来的，人长得好看，不像我们这儿的女人，皮肤糙，嗓门大。她皮肤白，说话声音轻轻的，像收音机里播音员。

她是我们这些半大孩子私底下讨论的焦点。我们学着她把“Thank you”说得婉转，模仿她走路时微微挺直的背。

她代表着墙那边的世界，一个我们不熟悉，但充满向往的世界。

那个夏天特别热，知了从早叫到晚，把空气都叫得黏糊糊的。

那天下午，我爸妈都上班去了。我做完作业，浑身是汗，心里燥得像长了草。院里那棵老槐树上，我小时候掏鸟窝做的记号还在。

鬼使神差地，我搬了条凳子，踩了上去，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墙头。

我只是想看看墙那边的风景，真的。

可我看到的，是陈老师。

她就在院子角落那个用石棉瓦搭起来的简易棚子里。棚子没门，挂着一块洗得发白的旧床单。夏天的风一吹，床单就飘起来一个角。

我看到了水汽，听到了哗啦啦的水声，还有一截白得晃眼的手臂。

我的脑袋“嗡”的一下，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砸中。我忘了自己在哪，忘了要干什么，就那么趴在墙头上，一动不动。

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又慌又乱，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陌生的感觉在身体里乱窜。

我不知道过了多久，也许只有一分钟，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

水声停了。

那块旧床单被人猛地一下掀开。

陈老师就站在那儿，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上，身上裹着一件蓝色的旧衬衫，看大小，应该是她丈夫的。

她仰着头，看着墙上的我。

她的眼神很奇怪，没有我想象中的惊慌，也没有愤怒，就是那么静静地看着我，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东西。

时间在那一刻好像凝固了。我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声，能感觉到墙头粗糙的砖石硌得我生疼。

我手脚发软，想从墙上溜下去，却使不上一丝力气。

我们就这么对视着。

然后，她开口了。声音还是轻轻的，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砸在我的心上。

“好看吗？”

我张了张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她慢慢走过来，走到墙根下，还是那么仰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很亮，亮得让我害怕。

她抬起手，不是要打我，也不是要指着我，而是慢慢地、一下一下地，拧着自己湿漉漉的发梢。水珠顺着她的指尖滴下来，落在干燥的泥土上，洇开一小块深色的印记。

然后，她又问了一句，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要不要进来，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的世界，在那一瞬间，彻底塌了。

我从墙上摔了下来，不是爬，是滚。

后背火辣辣地疼，胳膊肘也磕破了皮，可我一点都感觉不到。我连滚带爬地冲进屋里，把门死死地插上，靠在门板上，浑身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她的那句话，那个眼神，像烙铁一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子里。

那不是质问，也不是邀请，那是一种……我当时形容不出来的东西。像是一种嘲弄，又像是一种悲凉，更像是一种彻底的、无所谓的绝望。

接下来的几天，我活在一种巨大的恐惧里。

我怕她会找到我们家来，告诉我爸妈。我爸的脾气，知道了这事，非得打断我的腿。

我怕她会去学校，告诉校长。那我的大学梦，我的人生，就全都完了。

我每天上学都绕着道走，不敢经过教师家属院。上英语课的时候，我把头埋得低低的，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

可她什么也没做。

她还是像以前一样上课，声音不大不小，语调平平稳稳。她念单词，讲语法，布置作业。她会提问同学，但再也没有叫过我的名字。

她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没底。

那根看不见的线，就这么一直绷着，随时都可能断掉。

这种折磨比直接的惩罚更让人难受。我开始失眠，吃饭也没胃口，整个人瘦了一圈。

我妈以为我学习压力大，天天晚上给我煮鸡蛋。我爸看我的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琢磨。

他们越是关心我，我心里越是愧疚。

我开始偷偷观察她。

我发现，那个总是穿着干净的白衬衫、说话轻声细语的陈老师，只是她在学校里的样子。

放学后，我好几次看到她丈夫王建军来接她。

王建军是我们县运输公司的司机，人长得高高大大，说话声音像吵架，离着老远就能听见。他总是咧着嘴笑，露出两排被烟熏得发黄的牙。

他会一把揽过陈老师的肩膀，大声地跟同事炫耀：“瞧，我媳妇，大学生！”

陈老师每次都只是很轻微地挣扎一下，然后就任由他那么揽着，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还看到过王建军喝多了酒，在他们家院子门口大声嚷嚷，嫌陈老师做的菜咸了。陈老师就站在门口，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等他骂够了，才默默地把他扶进屋。

家属院里的邻居们见了，都只是摇摇头，说一句：“陈老师一个文化人，嫁给王建G这种粗人，真是可惜了。”

我慢慢地，把这些零碎的片段拼凑起来。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她那天看我的眼神里，为什么没有愤怒。

一个人的心里，如果装满了更大的痛苦，可能就腾不出地方来，去容纳那些小的是非对错了。

我的那个错误，在她的生活里，可能根本排不上号。

意识到这一点，我心里的恐惧，慢慢地被一种新的、更复杂的情绪取代了。那是一种混杂着同情、愧疚和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感的情绪。

我不再害怕她会揭发我。我开始害怕，她会一直这么不快乐下去。

我做了一件现在想起来很傻的事。

那天早上，我起得特别早，跑到山坡上，摘了一把还带着露水的野菊花。我用练习本的纸把花包好，趁着早上没人，悄悄放在了她办公室的窗台上。

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看到，也不知道她看到后会怎么想。

我只是想做点什么。

那天上英语课，我注意到，她讲台的角落里，多了一个玻璃罐头瓶，里面插着几支黄色的野菊花。

她没有看我，一次也没有。

但我的心，却莫名其妙地安定了下来。

从那天起，我好像跟她达成了一种无声的默契。

我成了她的秘密观察者。

我会帮她把倒在楼道里的自行车扶起来，会把她掉在路上的发夹捡起来，悄悄放在她的车座上，会在下雨天，把一把伞放在她办公室门口。

我做的这些事，都很微小，很隐秘。

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是我做的，我们之间，也从来没有过任何交流。

但我觉得，她知道。

因为有一次，她在课堂上讲一篇关于“kindness（善意）”的课文时，忽然停顿了一下，目光好像不经意地从我脸上一扫而过。

她说：“有时候，一个很小的、不求回报的善意，就能支撑一个人走过很艰难的路。”

那一刻，我的脸很烫。

我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承受着那个秘密带来的压力，我开始主动地去思考。

我思考的，不再是“我该怎么办”，而是“她为什么会这样”。

我从一个犯了错的、担惊受怕的男孩，变成了一个试图去理解一个成年人痛苦的旁观者。

我开始觉得，我看到的那个下午，或许并不是她的耻辱，而是她的牢笼。而我，一个不速之客，只是无意中撞见了她被困在牢笼里的真实模样。

她那句“要不要进来”，更像是一句自嘲。

“你想看？那就让你看个够。看看这光鲜外表下的生活，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想明白这一点后，我心里那块大石头，好像被搬开了一半。

剩下的那一半，是沉甸甸的，对她生活的无能为力。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六的下午。

那天我正好去镇上的新华书店买辅导书，回来的时候路过县里的那家小酒馆。

我看到王建军正和几个人在里面喝酒划拳，一个个都喝得面红耳赤。

我下意识地就想躲开，可刚转身，就听到了他的声音。

“……文化人有啥用？还不是得给我生儿子，给我做饭洗衣服！我让她往东，她敢往西？”

一阵哄笑声传来。

另一个人说：“建G哥，你可真有福气，嫂子那么漂亮，还是大学生。”

王建军“嘿嘿”一笑，一口喝干杯里的酒，把杯子重重地往桌上一磕。

“漂亮有啥用？就是个木头！在床上也一样，没劲！”

他又说了很多难听的话，那些话像脏水一样，泼在我心里。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我从来没有那么清晰地感受到一种名为“屈辱”的情绪。那屈辱不是我的，是陈老师的。可我却感同身受。

我几乎是跑着回家的。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跟她谈谈。

我不知道要谈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但我就是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

我不能再这么眼睁睁地看着。

我给她写了一封信。

信里，我没有提那天下午的事。我只是说，老师，我觉得您最近不开心。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告诉我。

我把信悄悄地塞进了她办公室的门缝里。

第二天，什么也没有发生。

第三天，第四天，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开始怀疑，她是不是根本没看到那封信。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周五放学，我被英语课代表叫住了。

她说：“李卫东，陈老师让你去她办公室一趟。”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办公室里只有她一个人。夕阳从窗户照进来，把屋子染成一片暖黄色。她背对着我，正在收拾桌上的卷子。

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也不敢出声。

“进来吧，把门带上。”她没有回头，声音很平静。

我走进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她转过身，手里拿着我的那封信。

“你写的？”

我点点头，不敢看她的眼睛。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能听到窗外树叶被风吹动的沙沙声。

“李卫东，”她终于开口了，“你是个好孩子。”

我的眼泪，差点就掉下来了。

“但是，”她话锋一转，“大人的事，你不懂。也别掺和。”

她把信叠好，递给我。

“拿回去，以后别再做这种事了。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比什么都强。”

她的语气很温和，但也很坚决，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疏离。

我接过信，手指冰凉。

我明白了，她拒绝了我的善意。她把我推开了。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小丑。我自以为是的理解和同情，在她看来，可能只是小孩子的胡闹。

我狼狈地走出了办公室。

那天晚上，我把那封信撕得粉碎。

我告诉自己，李卫东，你就是个傻瓜。你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别人的生活，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我疯狂地做题，背单词，想用这种方式，把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挤出去。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没想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等着我。

那是一个周末，我妈让我去给住在城南的姥姥家送点东西。

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

当我走到教师家属院那条巷子口的时候，我听到了激烈的争吵声。

是陈老师和王建军。

我下意识地躲在了一个墙角后面。

“……你又去赌了是不是！我攒着给妈看病的钱，你都拿走了！”陈老师的声音里带着哭腔，是那种压抑了很久之后的爆发。

“我那是借！借！你懂不懂？过两天就翻本了！”王建军的声音很大，充满了不耐烦。

“翻本？你哪次翻本了？这个家都快被你败光了！”

“闭嘴！”王建军吼了一声，“你个不下蛋的鸡，有什么资格管我？要不是你生不出儿子，我用得着在外面被人戳脊梁骨吗？”

接着，我听到了“啪”的一声脆响。

很清脆。

然后是陈老师压抑的哭声。

我的血，一下子就涌上了头顶。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从墙角冲了出去。

我看到王建军正揪着陈老师的头发，要把她往屋里拖。陈老师的脸上，有一个清晰的红指印。

“你放开她！”我大喊了一声。

他们两个人都愣住了，一起看向我。

王建军眯着眼睛打量了我一下，然后松开陈老师，朝我走了过来。

他身上带着一股浓重的酒气。

“你谁啊？小子，敢管老子的闲事？”

我站在那里，双腿有点发抖，但一步也没有退。

“你不能打人。”我说。

王建军笑了，是那种很轻蔑的笑。

他走到我面前，用手指戳着我的胸口，一下，又一下。

“我打我自己老婆，关你屁事？嗯？还是说……你跟她有一腿？”

他的眼睛，像毒蛇一样，在我跟陈老师之间来回扫视。

陈老师的脸，瞬间变得惨白。

“王建军，你胡说什么！他是我学生！”

“学生？”王建军笑得更厉害了，“学生这么晚了在你家门口晃悠？学生替你出头？陈静啊陈静，你当我是傻子吗？”

他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推到墙上。

“说！你跟她到底什么关系！”

我的后背重重地撞在墙上，疼得我倒吸一口凉气。

“我们没关系！你放开我！”

“没关系？”他凑近我，满嘴的酒气喷在我脸上，“我告诉你，小子，这事没完。我非得去你们学校问问，现在的老师，是怎么教学生的！”

那天晚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第二天，谣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家属院，然后是整个学校。

版本有很多。

有的说，我跟陈老师在谈恋爱。

有的说，我为了她，跟她丈夫打了一架。

更难听的是，有人把我那天下午爬墙的事也翻了出来，添油加醋，说得不堪入耳。

我成了学校的“名人”。

走在路上，总有人对我指指点点。

上课的时候，老师们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

我爸妈也被叫到了学校。

我爸一辈子没跟人红过脸，那天在校长办公室里，他一个劲地给校长鞠躬，说：“是我没教育好孩子，是我没教育好……”

我妈就在旁边，不停地掉眼泪。

我站在他们身后，低着头，看着自己的鞋尖。我觉得自己像个罪人。

校长找我谈话，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什么也没说。

我能说什么？

我说我看到王建军打她？谁信？我有什么证据？

我说我只是想帮她？一个男学生，三更半夜地去帮一个年轻的女老师，这话说出去，只会越描越黑。

最让我难受的，是陈老师的态度。

学校也找她谈了话。

她出来后，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对我说：“李卫东同学，请你以后不要再散播关于我家里的不实言论。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和我家人的生活。”

她看着我，眼神里没有了之前的平静，也没有了那种复杂的悲凉。

只有冰冷的、刻意的疏远。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

我为了保护她，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

而她，却反过来，给了我最重的一刀。

我被学校记了大过，留校察看。

我爸气得好几天没跟我说一句话。我妈天天以泪洗面。

我们家，好像一下子就从那个平静的夏天，跌进了一个看不到底的寒冬。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跟任何人说话。

我恨王建军，恨那些传闲话的人，也恨陈老师。

我甚至开始恨自己。如果我那天没有爬上那堵墙，如果我没有多管闲事，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

我的世界，那个曾经清晰、简单的世界，彻底变成了一团乱麻。

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我好像做了一件好事，却得到了最坏的结果。

就在我快要被这种情绪淹没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信封。

没有署名，是夹在我家门缝里的。

我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小小的纸条。

是我熟悉的，陈老师的字迹。

上面只有一句话：

“对不起。但请你相信，太阳总会升起来的。”

纸条的背面，画了一个很简单的小太阳，旁边还有一行更小的字：

“谢谢你的花。”

我的眼泪，在那一瞬间，决了堤。

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不解，所有的怨恨，都在看到那句话的时候，烟消云散了。

我明白了。

她不是背叛我，她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保护我，也是在保护她自己。

在一个把女人的名声看得比天还大的小县城里，她一个无依无靠的外地人，除了撇清关系，她还能做什么？

她选择了一种最伤人，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她一个人，扛下了所有的压力。王建军的暴力，周围人的流言蜚语，学校的审查。

而她留给我的，却是最后的一点温暖和希望。

“太阳总会升起来的。”

那一晚，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了她那天下午，拧着头发问我“要不要进来”的样子。

那不是挑衅，那是一个被生活逼到墙角的人，对自己，也对这个窥探她的世界，发出的最无力的嘶吼。

“你们都想看我的笑话，都想看我过得有多惨，那就来看吧。”

我也想起了她讲台上那瓶野菊花。

在那样一个灰暗的环境里，她依然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点点的善意和美好。

我更想起了她当众对我说出的那番绝情的话。

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在说出那些话的时候，她的心，一定比我的更痛。

我终于懂了。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简单的对错，只有艰难的取舍。

她选择舍弃我这个“麻烦”，来保全我们两个人最基本的东西——我的前途，和她的工作。

第二天，我主动找到了校长。

我告诉他，所有的事情，都因我而起。

我承认了那天下午，我确实因为年少无知，做了不该做的事。

我也承认了，后面的冲突，是我误会了陈老师的家事，一时冲动，才说了不负责任的话。

我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了自己身上。

我说，陈老师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从头到尾，她都是受害者。我对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的困扰，表示最诚恳的道歉。

我爸妈也在场。

我说完后，我爸没有骂我，他只是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他说：“知错能改，还是好孩子。”

那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爸的肩膀，那么宽厚，那么让人安心。

事情，就这么平息了。

我背着一个“留校察看”的处分，继续我的高中生活。

周围的指指点点，渐渐少了。

我和陈老师，也回到了最初的状态。

我们是师生，仅此而已。

在课堂上，她依然会讲课，会提问，但我们之间，再也没有过任何眼神的交汇。

我们像两条在某个点短暂相交，然后又迅速分开的直线，各自延伸向自己的远方。

我知道，这是最好的结局。

有些感谢，不必说出口。有些理解，也无需言语。

我们都默契地，守护着那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真相。

高三那年，我学习特别刻苦。

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明白了父母的不易，也明白了未来的路，只能靠自己去走。

高考成绩出来，我考上了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

在我们那个小县城，这算是一件大事。

我爸妈高兴得合不拢嘴，请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吃饭。

那顿饭，我爸喝了很多酒。

他搂着我的肩膀，一遍遍地跟人说：“我儿子，有出息了！要去大城市了！”

我看着他通红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去大学报到的前一天，我一个人，又去了那道墙下。

墙还是那道墙，槐树还是那棵槐树。

一切好像都没变，但一切又好像都变了。

我站了很久。

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我看到陈老师从院子里走了出来。

她手里提着一个网兜，应该是要去买菜。

她也看到了我。

我们隔着几米的距离，站着，谁也没有说话。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两年前的那个下午。

但这一次，我的心里，没有了恐惧和慌乱。

她的眼神里，也没有了那种悲凉和绝望。

她的脸上，甚至有了一丝淡淡的，几乎看不见的微笑。

她朝我，轻轻地点了点头。

我也朝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没有一句话。

但我们都懂了对方想要表达的一切。

那是告别，是感谢，也是祝福。

我转过身，大步地朝前走去，没有再回头。

我知道，我的高中时代，连同那个夏天的秘密，都彻底结束了。

我带着一个男孩的过错，和一个男人的感悟，踏上了新的旅程。

后来，我上了大学，毕业，留在了省城工作，结婚，生子。

我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小县城。

只是偶尔，在某个同样炎热的夏日午后，我会恍惚间，闻到一股机油和棉布混合的味道。

我会想起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女老师，想起那堵长满青苔的红砖墙，想起那句改变了我一生的话。

“要不要进来，看得更清楚一点？”

是的，我进来了。

我看到了生活的真相，看到了人性的复杂，看到了在艰难的处境里，一个人所能展现出的，最坚韧的善良。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真正看清楚。

而这一切，都源于那个我曾经以为，会毁掉我一生的错误。

有一次，我和大学同学聚会，聊起各自的中学时代。

有人说起自己当年调皮捣蛋，被老师罚站。有人说起自己暗恋过的某个女孩。

轮到我的时候，我只是笑了笑，端起酒杯。

我说：“我高中的时候，犯过一个很大的错误。但我也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师。是她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成长。”

成长，不是学会如何避免犯错。

而是学会在犯错之后，如何去承担，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原谅。

更是学会在看清楚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选择相信，太阳总会升起来。

听说，在我去上大学的第二年，陈老师就和王建军离了婚。

她没有再嫁，一个人带着她生病的母亲，申请调去了南方的一所中学。

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

但我知道，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会像那个小纸条上画的一样。

是一个小小的，但却能发光发热的太阳。

而我，也会带着她给予我的那束光，继续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走得更稳，也更坚定。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