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是汗臭，是方便面汤，是劣质烟草，还有一种穷人身上特有的、被生活反复揉搓过的酸味儿。

火车上的味道，一辈子都忘不了。

是汗臭，是方便面汤，是劣质烟草，还有一种穷人身上特有的、被生活反复揉搓过的酸味儿。

所有这些味道混在一起，在咣当咣当的车厢里发酵，变成了1990年南下深圳的梦。

我的梦，也是绿皮火车里每一个年轻面孔的梦。

我叫陈燕，十八岁，湖南乡下人。

来深圳前，我只见过我们村口那条黄泥路。

我爹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身体早就被农活和贫穷掏空了。

她咳一声，我的心就跟着揪一下。

同村的翠花从深圳回来过年，穿着牛仔裤，烫着大波浪，手上戴着一块亮闪闪的电子表。

她说，深圳遍地是黄金，工厂里打工一个月，顶得上在家里种一年地。

“燕子，你这么机灵，长得又好看，不去闯一闯，甘心吗？”

她这句话，像一把火，点着了我心里的野草。

甘心吗？

我看着我妈开裂的手，看着屋顶漏下的雨，看着自己那双洗得发白的旧布鞋。

我怎么可能甘心。

于是我揣着我妈东拼西凑来的两百块钱，还有几个煮熟的红薯，挤上了这趟开往“黄金乡”的火车。

车窗外的景色从绿色的田野，慢慢变成灰扑扑的矮楼。

越往南，空气越湿热，人心也越燥热。

深圳站到了。

我被人流推着挤着，像一粒沙被卷进了大海，晕头转向。

高楼。

到处都是高楼。

还有那些飞驰而过的，我只在画报上见过的漂亮小汽车。

空气里都是钱的味道。

我攥紧了口袋里的两百块钱，这是我全部的家当，也是我全部的底气。

在老乡的介绍下，我进了宝安区一家玩具厂。

电子厂太抢手，要初中毕业证，我小学都没读完，人家不要。

玩具厂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塑料味，闻久了头晕。

我们十几个人挤在一个闷热的宿舍里，墙壁上挂满了湿漉漉的衣服。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干到晚上十点，有时候还要加班到半夜。

一个月下来，拿到手的工资是一百八十块。

比在老家强，但离翠花说的“遍地黄金”差得太远。

和我一个宿舍的李娟，比我早来一年，算是老油条了。

她一边用开水泡着廉价的方便面，一边跟我说，“燕子，别把这儿想得太好，也别把人想得太好。”

“咱们就是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用旧了，随时可以换掉。”

我不信这个邪。

我年轻，我肯干，我不怕吃苦。

我告诉自己，只要我比别人更努力，总有出头的一天。

那天，厂里的大老板来巡视。

我们被提前通知，要把车间打扫干净，工作时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拉长（车间小组长）在我们身后走来走去，眼睛瞪得像铜铃。

“都给我麻利点！谁要是出了岔子，扣半个月工资！”

老板来了。

一群人簇拥着一个穿着白衬衫、西装裤的中年男人。

他大概四十多岁，头发梳得油亮，手腕上戴着一块金灿灿的手表，和周围灰头土脸的环境格格不入。

这就是香港老板，梁永昌。

他走过我们流水线，脚步停了一下。

我正埋头给一个洋娃娃装眼珠，紧张得手心冒汗。

一双锃亮的皮鞋停在了我面前。

我不敢抬头。

“这个公仔的头发，乱了。”

一个声音在我头顶响起，是普通话，但带着很浓的广东口音，听起来慢悠悠的。

拉长立刻像条哈巴狗一样凑上去，点头哈腰，“梁老板，我马上让她返工！”

说着，他就要伸手来拽我手里的娃娃。

“不用。”梁老板说。

他弯下腰，离我很近，我能闻到他身上一股淡淡的古龙水味，和我爸以前用的那种廉价花露水完全不一样。

他伸出手，很自然地帮那个洋娃娃理了理金色的卷发。

他的手指很干净，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

“这样，不就好了嘛。”他对我笑了笑，露出一口白牙。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只知道傻傻地点头。

他直起身，又扫了我一眼，然后才被那群人簇拥着，朝下一个车间走去。

拉长的脸色很难看，但也没敢再说什么。

等他们走远了，旁边的工友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喂，陈燕，老板看上你了哦。”

我脸一红，啐了她一口，“胡说什么！”

心里却像被投进了一颗小石子，荡起一圈圈涟漪。

晚上回到宿舍，李娟听说了这事，表情很奇怪。

“他跟你笑？”

“嗯。”

“还帮你理娃娃的头发？”

“嗯。”

李娟把筷子往碗里一插，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你小心点这个姓梁的。”

“娟姐，你想多了吧，老板就是顺手……”

“顺手？”她冷笑一声，“陈燕，你刚来不懂。这种香港老板，在香港有老婆有孩子，来这边包二奶三奶的一大把。他们最喜欢找的就是我们这种没见过世面、又想挣快钱的乡下妹。”

“他们会先给你点甜头，让你觉得他是个好人，然后一步一步地把你往坑里带。”

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得我心里发凉。

可我又忍不住想起梁老板那个温和的笑。

他看起来不像坏人啊。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我以为那天的事就是个小插曲，很快就会被忘记。

直到一个星期后，拉长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一改往日的凶神恶煞，脸上堆着笑，还给我倒了杯水。

“陈燕啊，最近工作怎么样？还习惯吧？”

我受宠若惊，连忙说：“习惯，习惯。”

“那就好。”他搓着手，一脸神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梁老板点名，说你做事细心，想把你调到办公室去。”

办公室？

我愣住了。

办公室里坐着的都是穿着干净衣服、会用电脑的文化人，我一个流水线上的女工，怎么可能……

“我去……做什么？”

“打打杂，送送文件，给老板泡泡茶什么的。清闲，工资还比现在高五十块！”

一个月二百三！

我心跳得厉害。

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

“拉长，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老板的决定，我哪知道为什么。”拉长不耐烦地摆摆手，“问那么多干嘛？去不去，给个话！”

我脑子里闪过李娟的警告。

可那五十块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走了我所有的理智。

有了这五十块，我每个月就能多给我妈寄点钱了。

“去！我去！”

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就这样，我脱下了那身沾满塑料味的蓝色工衣，换上了自己最好的那件白衬衫和一条洗得发白的裤子，走进了那栋我只敢在楼下仰望的办公楼。

我的工作，真的就是打杂。

给这个复印文件，给那个送报表。

最主要的工作，是给梁老板的办公室打扫卫生，还有给他泡茶。

他的办公室很大，有柔软的地毯，真皮沙发，还有一个摆满了各种洋酒的柜子。

他每天都喝一种叫“铁观音”的茶。

他说他喜欢我泡的茶，味道刚刚好。

他跟我说话时，总是笑眯眯的。

“小陈，家里是哪里的啊？”

“湖南的。”

“哦，湖南好地方，出伟人。”他点点头，“家里还有什么人？”

“只有一个妈妈，身体不太好。”

“哦……”他叹了口气，眼神里流露出一丝同情，“女孩子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啊。”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眼泪。

来深圳这么久，他是第一个对我说“不容易”的人。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给我一些“好处”。

有时候是几块从香港带来的巧克力，有时候是一瓶包装很好看的洗发水。

他说，“女孩子，要对自己好一点。”

有一次，我给他送文件，看到他正在打电话。

他对着电话用粤语大声地吵着什么，表情很烦躁。

挂了电话，他一抬头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疲惫地揉了揉眉心。

“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

“梁老板，您没事吧？”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苦笑了一下，“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老婆在香港，总是不理解我，觉得我在外面风流快活，其实我每天累得像条狗。”

他看着我，眼神很真诚，“小陈，你信不信，我在这边，一个朋友都没有。”

我信了。

我觉得他这样一个大老板，其实也很孤独。

我开始同情他。

周末，办公室的人都休息了，他会叫我来加班，给我三倍的加班费。

所谓的加班，就是陪他聊聊天，或者他开车带我出去，去一些我从来没去过的高级餐厅吃饭。

第一次坐他的黑色大奔，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车里有空调，放着我听不懂的英文歌。

他给我点的牛排，我用刀叉用得笨手笨脚。

他也不笑话我，只是耐心地教我。

“小陈，你很聪明，学东西很快。”

吃完饭，他带我去逛商场。

他指着橱窗里一条漂亮的连衣裙问我，“喜欢吗？”

那是一条淡黄色的裙子，上面有小碎花，标价牌上写着“288元”。

比我一个月工资还多。

我吓得连连摇头，“不不不，太贵了。”

他笑了，直接走进店里，让服务员把裙子包起来。

“送给你。”他把袋子递给我，“女孩子穿得漂漂亮亮的，心情才会好。”

我拿着那条裙子，感觉像捧着一块烙铁。

“梁老板，我不能要，这太贵重了。”

“拿着。”他的语气不容置疑，“就当是我这个做老板的，给优秀员工的一点奖励。”

我拗不过他，只好收下。

回到宿舍，我把裙子拿出来，在身上比了又比。

真好看。

就像城里人穿的衣服。

李娟洗完澡进来，看到我手里的裙子，眼神一下子就变了。

“他送的？”

我点点头。

“陈燕，你是不是疯了？”她一把抢过裙子，扔在床上，“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收了他的东西，就等于……”

“娟姐！”我打断她，“不是你想的那样！梁老板他……他只是可怜我，把我当妹妹看。”

“妹妹？”李娟气得发笑，“陈燕啊陈燕，你才十八岁，你斗得过他那种老狐狸吗？他今天送你裙子，明天就想让你连人都是他的！”

“你胡说！”我急了，声音也大了起来，“梁老板是个好人！他很孤独，很可怜！”

“好人？可怜？”李娟指着我的鼻子，“我告诉你，可怜的是你！你等着吧，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我们大吵了一架，不欢而散。

那是我第一次和李娟吵架。

我觉得她是在嫉妒我。

她自己在流水线上累死累活，见不得我过得轻松。

我把那条裙子穿上了。

第二天去办公室，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我。

梁老板看到我，眼睛一亮。

“嗯，很漂亮。”他由衷地赞叹。

我脸红了，心里却甜丝丝的。

他开始更频繁地带我出去。

给我买各种各样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化妆品，高跟鞋，金项链。

他跟我讲香港的繁华，讲维多利亚港的夜景，讲赛马。

他说，“燕子，你这么好的女孩子，不应该一辈子待在深圳这个小地方。”

他开始叫我“燕子”，而不是“小陈”。

“等我办好手续，就带你去香港，给你一个香港身份，让你过上好日子。”

香港身份。

这四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脑子里炸开。

那可是香港啊！

是电影里才有的地方！

我真的可以去吗？

“梁老板……我……我没有文化……”

“没文化怕什么？”他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掌很温暖，很厚实，“有我呢。我会请最好的老师教你英文，教你礼仪，把你变成一个真正的名媛。”

我的心彻底乱了。

一边是李娟的警告，一边是梁老板描绘的美好未来。

我像一个在沙漠里快要渴死的人，他递给我一杯水，哪怕我知道里面可能有毒，我也想喝。

我跟李娟的关系越来越僵。

我搬出了那个拥挤的宿舍，梁老板在工厂附近给我租了一个单间。

他说这样我休息得好一些。

房间不大，但很干净，有独立的卫生间。

我彻底和过去的生活割裂了。

厂里关于我和梁老板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说我是他包养的“二奶”。

话很难听。

我哭着跟梁老板说。

他抱着我，轻轻拍着我的背。

是的，他抱着我。

那天他送我回出租屋，我说起那些流言，就忍不住哭了。

他很自然地把我揽进怀里，动作温柔又克制。

“别听他们胡说。他们是嫉妒你。”

“燕子，你知道吗，我看到你，就像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一样的不服输，一样的想往上爬。”

“我帮你，不是因为别的，就是想在你身上，完成我当年没有完成的梦。”

他的话，听起来那么真诚，那么感人。

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女孩。

遇到了一个愿意无条件帮助我的贵人。

我彻底沦陷了。

我把李娟的忠告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开始幻想去香港之后的生活。

我会穿着漂亮的衣服，出入高级的场合，我会说流利的英语，我会成为一个让所有人都羡慕的人。

我甚至开始给他洗衣服，做饭。

他每次来我这里，我都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给他做我最拿手的湖南菜。

他吃得赞不绝口。

“燕子，你的手艺真好。比香港那些大厨都好。”

他看着我的眼神，越来越炙热。

但我一直守着最后一道防线。

他有几次想留下来过夜，都被我找借口推脱了。

我说，我想把最完整、最好的自己，留到我们去香港以后。

他听了，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更欣赏我了。

“好女孩，你真是个好女孩。”

他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他是个正人君子。

我觉得自己没有看错人。

终于，他说，去香港的手续差不多办好了。

“不过，在去香港之前，要先跟我去一趟汕头。”

“去汕头做什么？”

“那边有个很重要的老板，是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也是帮我们办手续的关键人物。我们要过去拜访他，送点礼，打点一下。”

“而且，”他补充道，“这次不止你一个人。我还从别的厂里挑了几个和你一样优秀、想去香港发展的女孩子。你们可以先认识一下，以后到了香港，也好有个伴。”

这个安排听起来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能有伴一起去，我心里的最后一丝不安也消失了。

我兴奋地收拾行李。

我把我所有的漂亮衣服都带上了。

我还特意去了一趟工厂宿舍，想跟李娟道个别。

我想告诉她，她错了，梁老板不是她想的那种人。

宿舍门锁着。

旁边的工友说，李娟前几天就辞工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心里有点失落。

但很快，这份失落就被即将到来的新生活冲淡了。

出发那天，梁老板开着一辆面包车来接我。

不是他的大奔。

“大奔太招摇了，去见亲戚，低调点好。”他解释道。

我没多想，上了车。

车上已经坐了三个女孩子。

她们看起来都和我差不多的年纪，十七八岁，脸上带着和当初的我一样的、对未来的憧憬和一丝怯意。

我们互相介绍了一下。

一个叫小雅，一个叫阿芳，一个叫玲玲。

她们也是被各自工厂的“香港老板”看中，说要带她们去香港。

梁老板说，那些老板都是他的朋友，大家一起办手续，方便。

车里还有一个男人，坐在副驾驶。

他大概三十多岁，皮肤黝黑，一脸横肉，胳膊上纹着一条龙。

梁老板介绍说，这是他的司机，叫阿彪。

阿彪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从后视镜里冷冷地扫了我们一眼。

那眼神，像刀子一样，让我有点不舒服。

车子开动了。

一开始，我们几个女孩还很兴奋，叽叽喳喳地聊着对香港的想象。

梁老板也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们说着话，气氛还算融洽。

但车子开出深圳，上了高速，气氛就慢慢变了。

梁老板不再说话，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好像睡着了。

那个叫阿彪的司机，偶尔会通过后视镜看我们，眼神阴森森的。

车厢里安静下来，只剩下发动机的嗡嗡声。

我心里那股熟悉的不安感，又冒了出来。

我安慰自己，别胡思乱想，可能是长途开车，大家都累了。

车开了很久很久。

天都黑了。

窗外的景色越来越荒凉，连路灯都没有。

“梁老板，我们……还有多久到啊？”那个叫小雅的女孩忍不住问。

梁老板睁开眼，眼神里没有了平时的温和，而是一种我不熟悉的冷漠。

“快了。”

他只说了这两个字，又闭上了眼睛。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往下沉。

这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我们不是去见大老板吗？怎么会来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

车子又开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拐下了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

路两边是比人还高的甘蔗林，黑漆漆的，像怪兽的嘴巴。

车子最终在一栋破败的两层小楼前停下。

小楼周围没有一户人家，只有无边的黑暗和风吹过甘蔗林的沙沙声。

这里，就是他说的“亲戚家”？

“下车。”

阿彪的声音，又冷又硬。

我们几个女孩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动。

“妈的，聋了？让你们下车！”阿彪回过头，吼了一嗓子，露出一口黄牙。

他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把我们都吓坏了。

梁老板也睁开了眼，他看着我们，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下车吧。”

他的声音，和我记忆中那个温和的声音判若两人。

我们只好哆哆嗦嗦地推开车门。

一下车，一股夹杂着泥土和霉味的冷风就灌了过来。

我下意识地抱紧了胳膊。

“梁老板，这里是……”

“进去就知道了。”

他率先朝小楼走去。

阿彪跟在后面，像赶牲口一样把我们往里推。

小楼的门“吱呀”一声被推开。

里面没有开灯，只有一股浓重的霉味。

“啪嗒。”

灯被打开了。

昏黄的灯泡下，我看到屋子中央站着两个男人。

一个瘦高个，一个矮胖子，都穿着脏兮兮的背心，一脸不怀好意的笑容。

“梁老板，货到了？”矮胖子搓着手问。

货？

什么货？

我脑子“嗡”的一声。

我看向梁老板。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递给那两个人，自己也点上了一根。

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模糊而不真实。

“嗯，四个。都是雏儿，干净。”

他说话的语气，就像在谈论一桩普通的买卖。

我旁边的玲玲，年纪最小，好像也意识到了什么，吓得哭了出来。

“梁老板……你不是说带我们去香港吗？这是哪里啊？他们是谁？”

梁老板吐出一口烟圈，终于把目光转向我们。

那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冰冷的、充满鄙夷的眼神。

就像在看几件没有生命的货物。

“香港？”他嗤笑一声，笑声里满是嘲讽，“就凭你们？也配去香港？”

“你们这种从乡下出来的捞妹，做梦都想一步登天。不骗你们，骗谁？”

我的血，瞬间凉透了。

从头顶，一直凉到脚心。

骗？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骗局。

那些温柔的话语，那些昂贵的礼物，那个关于香港的美梦……

全都是假的。

“梁老板……你……你为什么要这样？”我颤抖着问，声音里带着哭腔。

“为什么？”他走到我面前，用夹着烟的手指，抬起我的下巴，力气大得让我生疼。

“因为你们蠢啊。”

“一条裙子，几句好话，就把你们哄得团团转。卖了你们，还能换一笔好价钱，何乐而不为？”

他凑近我的脸，嘴里喷出的烟味让我恶心。

“尤其是你，陈燕。装得那么清纯，守身如玉？哼，老子最讨厌的就是你们这种又当又立的货色。到了这里，有的是人教你怎么伺候男人。”

他说完，猛地把我推开。

我踉跄着撞到墙上，后脑勺一阵剧痛。

完了。

一切都完了。

李娟的话，一遍遍在我耳边回响。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早晚有你哭的时候。”

我错了。

我错得离谱。

我把魔鬼当成了天使。

我亲手把自己送进了地狱。

“呜呜呜……”玲玲已经吓得瘫坐在地上，放声大哭。

阿芳和小雅也脸色惨白，抖得像风中的落叶。

“哭什么哭！再哭把你们的嘴缝上！”阿-彪恶狠狠地吼道。

那个矮胖子走过来，像挑牲口一样，挨个捏了捏我们的脸。

“嗯，不错，这个最水灵。”他的脏手停在了我的脸上。

我胃里一阵翻江倒海，只想吐。

“梁老板，价钱还是老规矩？”瘦高个问。

“老规矩。一个八千，这个，”梁老板指了指我，“这个一万。明天一早，买家就来提货。钱货两清。”

一万。

原来我只值一万块钱。

他送我的那些东西，加起来恐怕都不止这个数。

他真是个精明的生意人。

用最小的投资，换取最大的回报。

绝望。

铺天盖-地的绝望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想到了我妈。

她还在家里等我寄钱回去治病。

她要是知道我被人卖了，她会怎么样？

不。

我不能就这么认命。

我死了，我妈也活不成了。

我要活下去。

我一定要逃出去！

这个念头，像一颗火星，在绝望的灰烬里，重新燃起。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哭和害怕，都没有用。

我要观察。

我要找机会。

我们被阿彪和那两个男人关进了二楼的一个小房间。

房门从外面被锁上了。

窗户很小，而且钉着粗粗的铁条。

玲玲还在不停地哭。

小雅和阿芳抱着膝盖，眼神空洞，像是被抽走了灵魂。

“别哭了！”我低声对玲玲说。

我的声音不大，却很坚定，带着一种我自己都惊讶的冷静。

“哭能解决问题吗？他们明天就要把我们卖掉了！”

玲玲被我吓了一跳，抽噎着看着我。

“那……那怎么办啊……我们跑不掉的……”

“不试试怎么知道？”

我走到窗边，使劲摇了摇铁条。

纹丝不动。

我又去推门，门锁得很死。

屋子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张破木板床。

“怎么办……怎么办……”小雅也开始喃喃自语，精神濒临崩溃。

我深吸一口气，逼自己回想这一路上的所有细节。

梁老板，阿彪，瘦高个，矮胖子。

一共四个人。

梁老板是个斯文败类，没什么战斗力。

那两个本地的男人看起来也只是地痞流氓。

最麻烦的是阿彪。

他看起来像个练家子，心狠手辣。

硬拼，我们四个女孩子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只能智取。

我把她们三个叫到角落。

“听着，我们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想活命，就必须合作。”

也许是我的镇定感染了她们，她们都停止了哭泣，看着我。

“我们这样……”我压低声音，把我的计划告诉了她们。

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

成功率可能不到一成。

但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你们……敢不敢？”我问她们。

沉默。

死一样的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那个叫阿芳的女孩，抬起头，眼睛里闪着一丝豁出去的狠劲。

“干了！横竖都是死，不如拼一把！”

小雅也咬着牙点了点头。

只有玲玲，还在犹豫。

“我……我害怕……”

“害怕，你就会被卖到山沟里，给一个你见都没见过的老男人当老婆，天天挨打，生孩子，一辈子都别想出来！”我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你愿意过那种日子吗？”

玲玲的身体抖了一下，猛地摇了摇头。

“好，那就这么定了。”

我们开始为计划做准备。

我从破木板床上，撬下来一根最长的、带着锈钉的木条，藏在身后。

然后，我让玲玲去敲门。

“我要上厕所！我肚子疼！快开门！”

玲玲按照我教的，一边哭一边使劲拍门。

楼下传来不耐烦的脚步声。

是那个矮胖子。

他骂骂咧咧地打开了门锁。

“吵什么吵！找死啊！”

门一开，玲玲就“哎呦”一声，抱着肚子倒在了地上。

矮胖子愣了一下。

就在他低头去看玲玲的一瞬间，我从门后冲了出去。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把手里的木条狠狠地砸向他的后脑勺！

“砰！”

一声闷响。

矮胖子连哼都没哼一声，就软绵绵地倒了下去。

那根生锈的钉子，扎进了他的头皮，血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第一次伤人。

胃里翻江倒海，但我顾不上害怕。

“快走！”

我拉起地上的玲玲，和小雅、阿芳一起冲下楼梯。

楼下客厅里，瘦高个正坐在桌边喝酒。

看到我们冲下来，他愣住了。

“你们……”

没等他说完，阿芳已经抓起桌上的酒瓶，狠狠地砸在了他的头上！

“哗啦！”

酒瓶碎裂，酒和血混在一起，流了他一脸。

他惨叫一声，捂着头倒了下去。

“走！”

我冲在最前面，拉开小楼的大门。

外面是无边的黑暗。

我们根本不知道路在哪里。

“往那边跑！那边是公路！”我凭着记忆，指着来时的方向。

我们四个女孩子，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黑暗的土路上狂奔。

身后的甘蔗林，像无数张牙舞爪的鬼影。

我不敢回头。

我只能拼命地跑，拼命地跑。

肺像要炸开一样。

“站住！”

身后传来阿彪的怒吼声。

还有梁老板气急败坏的叫骂。

他们追上来了！

我心里一紧，拉着玲玲跑得更快。

玲玲体力最差，跑得气喘吁吁，眼看就要掉队。

“燕……燕姐……我跑不动了……”

“坚持住！再坚持一下！”

手电筒的光束在我们身后晃动，越来越近。

我能听到他们踩在枯叶上的脚步声。

完了。

要被追上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点亮光。

是汽车的灯光！

公路上有车！

“快！那边有车！”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喊道。

我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疯了一样朝那片光亮冲过去。

那是一辆大货车，停在路边，司机好像正在检查轮胎。

我们冲到车前，一边拍打车门一边哭喊。

“救命！救命啊！有人要杀我们！”

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叔，被我们吓了一跳。

他还没反应过来，阿彪和梁老板已经追到了。

“妈的，还想跑！”阿彪手里拿着一把刀，在月光下泛着寒光。

梁老板也气喘吁吁地跟在后面。

他看到我，眼神里的怨毒像是要喷出火来。

“陈燕！你这个！我今天非弄死你不可！”

他再也装不出一点斯文的样子，彻底撕破了脸。

货车司机看到这阵仗，也明白了七八分。

他是个好人。

他没有被吓跑。

他从驾驶室里抄起一根撬棍，挡在我们身前。

“你们想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还想强抢民女不成？”

“少他妈多管闲事！滚开！”阿彪挥着刀就冲了上来。

司机大叔也不是好惹的，挥舞着撬棍和他打在了一起。

梁老板见状，绕过他们，想来抓我。

我脑子一热，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捡起路边的一块砖头，就朝他扔了过去。

“你这个人贩子！我跟你拼了！”

砖头没砸中他，但把他吓了一跳。

就在这时，远处又传来了汽车的声音。

而且不止一辆。

警笛声！

由远及近，越来越响！

是警车！

梁老板和阿彪的脸色瞬间变了。

他们对视一眼，阿彪虚晃一招，转身就往甘蔗林里钻。

梁老板也想跑。

我冲上去，死死地抱住了他的腿。

“不许跑！你这个人贩子！”

“滚开！”他一脚踹在我的肚子上。

我疼得蜷缩成一团，但他也被我拖延了这几秒钟。

警车到了。

几个警察冲下来，一下子就把还没来得及跑远的梁老板按倒在地。

得救了。

我看着手腕上冰冷的手铐，看着梁老板那张因为恐惧和愤怒而扭曲的脸。

我浑身的力气像是被瞬间抽空，瘫倒在地上。

然后，我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醒来的时候，是在医院里。

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一个女警察坐在我床边。

她告诉我，那个货车司机在我们跑出来的时候，就用他的大哥大报了警。

梁老板和那两个地痞都被抓了。

阿彪跑了，正在全国通缉。

小雅、阿芳、玲玲她们都没事，只是受了点惊吓，已经被家人接走了。

她们的家里人，都是连夜从老家赶过来的。

警察问我，要不要通知我的家人。

我摇了摇头。

我不想让我妈知道这些。

我怕她受不了这个刺激。

警察还告诉我，梁老板的真名叫梁富，根本不是什么香港大老板。

他就是个流窜在珠三角一带的人贩子。

他专门用“带你去香港过好日子”的噱头，欺骗我们这种年轻无知的打工妹。

他有一个完整的犯罪链条。

有人负责物色目标，有人负责“培养感情”，有人负责转运，有人负责销售。

我们差点被卖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

那里的男人很多都娶不上老婆。

被卖到那里的女人，下场都非常凄惨。

警察说，近几年，他们已经解救了几十个和我们有类似遭遇的女孩。

但还有更多的，可能一辈子都回不来了。

听着警察的话，我浑身发冷。

原来，我离地狱，只有一步之遥。

我在医院住了三天。

警察给我录了口供，还把梁老板“送”给我的那些东西，作为证物收走了。

那条漂亮的连衣裙，那条金项链……

我一点都不可惜。

我甚至觉得恶心。

出院那天，警察给了我三百块钱，说是政府的临时救助金。

他们还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我说，我想回深圳。

那个女警察劝我，“孩子，回老家吧。深圳这个地方，太复杂了，不适合你。”

我摇摇头，很固执。

“不，我要回去。”

我不是还对深圳抱有幻想。

我是不甘心。

我不能就这么灰溜溜地逃回去。

我带着三百块钱，回到了深圳。

这个我曾经以为是天堂的城市，现在在我眼里，充满了危险和谎言。

我找到了李娟。

通过以前的工友，我打听到了她现在工作的地方。

是另一家电子厂。

我在她们工厂门口等她下班。

她看到我，愣了很久。

然后，她一把抱住我，哭了。

“你这个傻丫头！你还活着！你还活着就好！”

我也哭了。

把这段时间所有的委屈、后怕、屈辱，都哭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在她那张小小的单人床上，和她挤了一夜。

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她。

她没有骂我，也没有嘲笑我，只是抱着我，不停地说，“没事了，都过去了。”

“娟姐，我错了。”

“不怪你。那个姓梁的，太会演戏了。换了谁，都可能上当。”

“娟姐，你说，我是不是很傻？”

“不傻。”她摸了摸我的头，“你只是太想过上好日子了。我们谁不想呢？”

“可是，燕子，你要记住，好日子，不是靠男人给的。是要靠我们自己，一拳一脚打出来的。”

她的话，每一个字，都刻进了我的心里。

我在李娟的介绍下，进了她那家电子厂。

我又回到了流水线。

每天又是十几个小时枯燥乏味的工作。

工资比玩具厂高一点，但依然很辛苦。

但我不再抱怨。

我的心，前所未有地踏实。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我学得很快，做得也比别人好。

半年后，我因为表现出色，被提拔成了拉长。

我成了我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但我没有像以前的拉长那样，对下面的工人大呼小叫。

我知道她们的苦。

我每个月给自己留下五十块钱生活费，剩下的，全部寄回家给我妈。

我妈的病，在钱的作用下，慢慢好起来了。

一年后，法院开庭审理梁富的案子。

我作为最重要的证人，出庭了。

我又见到了他。

他穿着囚服，戴着手铐，头发白了很多，整个人憔悴不堪。

再也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梁老板”。

他在法庭上看到我，眼神复杂。

有怨恨，有不甘，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的颓败。

最终，他因为拐卖妇女罪、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被判了无期徒刑。

听到判决的那一刻，我心里很平静。

这件事，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从法院出来，阳光很好。

我抬头看着深圳湛蓝的天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属于我的那段噩梦，结束了。

而属于我的新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在深圳又待了五年。

我从拉长，做到了车间主管。

我用攒下的钱，和李娟一起，在工厂附近盘下了一个小门面，开了一家小餐馆。

专门做湖南家乡菜。

生意很好。

很多在附近打工的老乡，都喜欢来我们这里吃饭。

他们说，在这里，能吃到家的味道。

开餐馆比在工厂累多了。

每天起早贪黑，什么事都要亲力亲为。

但我的心是满的。

因为我知道，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干干净净挣来的。

1998年，我妈的身体越来越差。

我把餐馆交给了李娟，回到了湖南老家。

我用在深圳挣的钱，在镇上买了一套小房子，把妈妈接过来住。

我还给她请了保姆。

我陪了她人生中最后两年。

她走的时候，很安详。

她说，她这辈子，最高兴的事，就是生了我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女儿。

我妈走后，我没有再回深圳。

那个城市，承载了我太多的青春，也留下了我最深的伤疤。

我留在了我们这个小镇上。

我用剩下的钱，也开了一家小餐馆。

后来，我结了婚，嫁给了一个本地的中学老师。

他是个老实本分的人。

他知道我过去的一些事，但他不在乎。

他说，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傻呢？

我们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现在，我的女儿也十八岁了。

她今年考上了大学，在广州。

她说，她毕业后，想去深圳闯一闯。

她说，妈妈，深圳是个创造奇迹的城市。

我看着她那张和我年轻时一样、对未来充满向往的脸，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有阻止她。

时代不一样了。

现在的深圳，比我那个时候，安全了一万倍。

年轻人，总要去闯的。

我只是在她出发前，拉着她的手，跟她说了一句话。

我说，“孩子，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捷径可以走。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她走后，我一个人坐在店里，看着窗外。

阳光透过玻璃，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我的餐馆，生意依然很好。

我的丈夫，下班后就会来帮我算账。

我的生活，平淡，琐碎，但很安稳。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梦到1990年的那趟绿皮火车。

梦到那股混杂着汗臭和方便面味的味道。

梦到梁永昌，或者说梁富，那个穿着白衬衫，对我温和微笑的男人。

梦醒后，我会出一身冷汗。

然后，我会转过头，看看身边熟睡的丈夫，摸摸自己脸上因为岁月而留下的皱纹。

我才会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还活着。

真好。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