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紫砂在当代语境中逐渐沦为“拍卖场上的天价符号”，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布衣壶宗：顾景舟传》（修订版），以“诚意增补图像40余帧、文献1万余字”的厚重姿态，为这场器物的“祛魅”与精神的“返魅”提供了文本载体。作为顾景舟家人“唯一正规授权的传记”，作者徐风并未止步于

当紫砂在当代语境中逐渐沦为“拍卖场上的天价符号”，译林出版社推出的《布衣壶宗：顾景舟传》（修订版），以“诚意增补图像40余帧、文献1万余字”的厚重姿态，为这场器物的“祛魅”与精神的“返魅”提供了文本载体。作为顾景舟家人“唯一正规授权的传记”，作者徐风并未止步于史料的堆砌，而是以文学为镐，对一代壶宗的生命肌理与紫砂艺术的精神根脉进行了深度考古——他将顾景舟的人生拆解为“纤夫—橹公—舵手”的叙事三部曲，用手札、日记等私人文献为“骨”，以文人式的共情笔触为“肉”，最终让“一把壶”成为承载中国匠人精神与文化表达的具象标本。在技术迭代、精神碎片化的当下，这部修订版传记的价值，早已超越“人物传记”的范畴，成为一部解码“中国器道”的文学经典。

史料活化

传记的真实性，往往取决于史料的“颗粒度”；而传记的文学性，则在于能否让史料“呼吸”。《布衣壶宗》（修订版）的突破，首先体现在对顾氏家藏秘稿的“活化处理”——那些“纸页泛黄，墨迹沉静”的手札、日记、图纸，并非作为附录的“文献陈列”，而是被编织进叙事肌理，成为解码顾景舟精神世界的“密码本”。徐风曾坦言，写作中经历了从“隔”到“通”的转变，最终将顾老视为“自家的和蔼长辈”，这种情感共鸣，让史料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成为有温度的“生命对话”。

在“纤夫”篇（1915-1949）中，一段关于“墨缘堂”的细节描写，堪称史料活化的典范。因战乱、天灾未能升入中学的顾景舟，向父亲提出“想要一间书房”，家中杂物屋被清理后，“东首十余平方，虽然极其简陋，却被顾景舟布置得颇有书卷气息”，窗前还种了两棵金桔。这个细节并非凭空虚构，而是源于顾氏家族对早年生活的回忆；但徐风的笔没有停留在“书房存在”的事实层面，而是通过“金桔”这一意象，勾连起顾景舟此后的文化选择——他随吕梅笙校长“附读三年古文”，“这三年‘开小灶’式的苦读，为顾景舟的古文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墨缘堂”不再是普通的居所，而是顾景舟“文人身份”的起点：他此后在壶上用印“敬周”（谐音“景洲”，含敬仰周公之意）、“瘦萍”（取“风起于青萍之末”自励），甚至自诩“荆南山樵”，都能从这间书房里找到精神源头。

更具深意的是，徐风对“储腊根授艺”传说的处理。坊间流传顾景舟曾受教于客师储腊根，徐风并未简单肯定或否定，而是结合顾景舟的性格与器物气质展开分析：“紫砂壶天生就有技艺以外的东西，比如气质、心性、文化品位等等。储腊根当时能看到支撑顾壶最具力量的文士气质吗？”这个疑问，恰恰点出了顾景舟“非典型匠人”的核心特质——他的壶艺之所以能超越“工”的层面，关键在于“器物的每一寸肌理，都浸润着他的人格养料”。修订版新增的顾景舟早年日记片段中，有“日日抟壶，头顶的太阳每天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他心里的那一颗太阳——邵大亨”的记载，这段文字让“邵大亨崇拜”从“传说”变为“事实”，更揭示了顾景舟对“壶格”的追求：他向往的不是邵大亨的技艺，而是邵大亨器物中蕴含的“文人风骨”。

叙事隐喻

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必然有其独特的叙事结构；而《布衣壶宗》的叙事结构，本身就是对顾景舟生命历程的“文学隐喻”。修订版沿用初版的“纤夫—橹公—舵手”三部曲，对应顾景舟三个人生阶段，这种划分并非简单的时间切割，而是将个人命运与紫砂行业的发展史紧密绑定，让“一个人的传记”成为“一个行业的精神史诗”。

“纤夫”阶段的核心是“挣扎与启蒙”。顾景舟如同紫砂行业的“纤夫”，在战乱与贫困的“逆流”中拉动着技艺的绳索。徐风在描写这一阶段时，特别突出了“民间文化”对顾景舟的启蒙：“奶奶告诉他，人家喜欢紫砂壶，一是吃茶，二是珍玩，还有一点不可忘了，那就是讨口彩。譬如，‘一路连科’，是古时对士子的祝愿”。这段来自家族记忆的细节，看似是“民间智慧”的记录，实则暗示了顾景舟对“壶的精神功能”的早期认知——壶不仅是“用器”，更是“载道之器”。他早年仿制的“水平小壶”“神韵俱佳”，客师储腊根评价“有出息”，这个评价的本质，是对顾景舟“器物有魂”的认可。此时的顾景舟，拉的不仅是自己的“生命之纤”，更是紫砂从“民间手艺”向“艺术”转型的“行业之纤”。

“橹公”阶段是“坚守与传承”的十年。顾景舟从“纤夫”成长为“橹公”，开始为紫砂行业“掌方向”——他“潜心授徒、奠定现代紫砂教育基石”，在“狂飙”与“劫波”中守护技艺的火种。修订版新增的“提璧”章节，记载了顾景舟在特殊年代里创作“提璧壶”的过程：“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与‘士’的良知，融入每一件作品之中”。“提璧壶”的造型洗练无华，却暗含“君子之德”的隐喻，这种“以器载道”的创作，正是顾景舟作为“橹公”的责任——在行业动荡时，用器物守住文化的根脉。徐风在采访顾景舟弟子时，得到“先生教我们的不仅是做壶，更是做人”的反馈，这段口述史料印证了“橹公”的核心价值：顾景舟传承的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始有人格，方有壶格”的精神准则。

“舵手”阶段则是“超越与不朽”。此时的顾景舟，已是紫砂行业的“舵手”，他“将紫砂工艺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工极而艺’的至高境界，赋予紫砂泥以不朽的灵魂”。修订版首次公开的顾景舟晚年日记中，有“风骨入壶，壶即风骨”的手迹，这句箴言成为他晚年艺术的总结。他的晚年作品“洗练无华、以气韵胜出”，正如书画大师刘海粟所言：“别人的壶嘴壶把，是安上去的，顾景舟的壶嘴壶把，是从壶里长出来的”。这种“生长感”，源于顾景舟将“人格”完全融入器物——他的“清高”“不慕财富”“不求权贵”，都化作壶的线条与肌理。此时的顾景舟，掌舵的已不仅是紫砂行业，更是中国匠人精神的“航向”——他让紫砂“接通了文化的源头，拥有了更多的尊严”。

器道共生

在《布衣壶宗》（修订版）的“编辑推荐”中，有一句话点明了传记的核心价值：“将至朴求真、天人合一的中国表达推向极致。”徐风的写作，始终围绕“器”与“道”的关系展开——他写顾景舟的“做壶”，本质是写顾景舟的“做人”；他写紫砂壶的“技艺”，本质是写紫砂壶承载的“中国文化”。这种“器道共生”的视角，让这部传记具备了超越“紫砂圈”的当代意义。

顾景舟对“器”的极致追求，本质是对“道”的坚守。他“十屉工具各安其位，百二十道工序一丝不苟”，这种“不苟且”不是“工匠精神”的简单体现，而是“内在秩序与美学信仰的外化”。修订版新增的“顾氏工具图纸”，详细记载了他自制工具的尺寸与用途——“景舟的制壶工具都是自制，精巧、得手，好用，拿在手上看着也舒服”。这些工具图纸不是“技术手册”，而是“精神图谱”：顾景舟对工具的挑剔，本质是对“器物尊严”的敬畏——他认为，只有“称手”的工具，才能做出“有魂”的器物。这种“工具－器物－人格”的链条，恰是中国“格物致知”传统的现代延续：通过“格”器物之“理”，达到“致”人格之“知”的境界。

更重要的是，顾景舟让紫砂壶成为“中国表达”的具象符号。徐风在传记中引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杨永善、张守智的评价：“顾景舟的出现，使得紫砂壶具有了当代的审美品位与文化特征，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这种“文化特征”，体现在紫砂壶的“天人合一”之境中——它不是“人造物”对“自然”的模仿，而是“人”与“自然”的共生。顾景舟曾说，他创作时会“春日守候竹笋破土，秋日细察南瓜荣枯”，这种对自然的静观，让他的壶“飘逸出屡屡文气”。台北壶友黄正雄评价“字如其人，壶如其人。只要把顾先生的壶放在面前，你就会想起四个字：弘道养正”，正是对这种“中国表达”的精准概括。紫砂壶在顾景舟手中，不再是“日用器皿”，而是中国人“素心守拙”生活哲学的载体——它“足以安顿一位一代宗师的风骨与灵魂，也足以安顿紫砂江湖的风雨”。

在技术迭代、人工智能试图“复制一切”的当下，这部修订版传记的启示意义愈发凸显。徐风在传记结尾写道：“我们愈发感受到那种以手抵心、以器载道的手工精神的珍贵”。顾景舟的“素心”，不是对技术的排斥，而是对“精神性”的坚守——他的壶之所以无法被复制，不是因为技艺的复杂，而是因为“每一寸肌理都浸润着人格养料”。（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编辑：王欣 二审：周华 三审：马驰

来源：第一读者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