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3年12月17日清晨八点，中央广播电台的值班室里还弥漫着冷冽的雾气，一盏黄色台灯下，22岁的播音员方明正来回翻看厚厚的讣告稿。淮海路上车辆稀少，电台走廊也格外安静，只有秒针滴答作响。方明知道，十点整，他就要向全国播报一条意义重大的消息。

1963年12月17日清晨八点，中央广播电台的值班室里还弥漫着冷冽的雾气，一盏黄色台灯下，22岁的播音员方明正来回翻看厚厚的讣告稿。淮海路上车辆稀少，电台走廊也格外安静，只有秒针滴答作响。方明知道，十点整，他就要向全国播报一条意义重大的消息。

广播稿封面印着“罗荣桓同志治丧委员会告全党全军全体人民书”，落款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方明用铅笔在稿件边角圈出生僻字，又在名字处画下粗黑线。他暗暗提醒自己：绝不能错一个音。

不久前，也就是16日下午五点五十分，罗荣桓元帅在北京医院病房里停止了呼吸，年仅61岁。消息通过电话线直接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在颐年堂得知噩耗，当即中断会议，沉声宣布：“罗荣桓同志逝世。”随后常委全体起立默哀三分钟。就在那一晚，中央决定次日清晨由广播电台向全国发布讣告。

罗荣桓生前淡泊，去世却震动了整个共和国。他从湘南贫苦书生一步步走上革命舞台，1928年井冈山入党，后任红一军政治部主任，以严谨稳健著称。抗战时期，他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北上山东，建立了坚固的根据地。1945年济南战役，他一句“打下济南城，活捉王耀武”，三军士气陡增。建国后，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为确立现代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倾注心血。

说起“双罗”，老干部们总是津津乐道。罗荣桓年长，被称“大罗”；罗瑞卿稍逊八岁，便是“小罗”。1929年红四军第八次党代会争论激烈，罗荣桓一句“请毛委员回来”击破沉闷。罗瑞卿当场附和，痛陈战败教训。毛泽东后来打趣：“当年要不是两个姓罗的，怕是没人替我说话。”这份惺惺相惜延续了三十余年。

抗战第二次反“围剿”时，罗瑞卿胸部中弹，命悬一线。罗荣桓得到报告，冷峻的湖南人罕见失控，砸桌怒吼：“狠狠打，给小罗报仇！”前线官兵见此，拼死反击。等到罗瑞卿醒来，罗荣桓却只是淡淡一句：“多活一天，多干一天。”这种兄弟情谊，被后辈津津乐道。

有人好奇，为何罗瑞卿没被误认为报丧对象以外的普通将领？原因简单：1954年公安部换帅，毛泽东原本属意罗荣桓。罗荣桓固辞，自荐罗瑞卿，称“公安业务他比我熟”。此后十年，罗瑞卿铁腕整治治安，知名度迅速攀升。因此，两位姓罗的名字常被公众并提，播音员记忆稍有混淆就可能酿成祸端。

回到电台。九点五十五分，导播推门喊道：“小方，你来顶班。”短短一句话让方明血脉贲张。他深吸一口气，站到话筒前。指示灯亮起，电台大钟敲了十下，直播开始。前四千余字一气呵成，声音沉稳。可到了“罗荣桓的骨灰将安放于八宝山”一句，他的舌头竟鬼使神差蹦出“罗瑞——”两个音。方明猛然收口，用一个吞音佯装咳嗽，改读“罗荣桓”。七秒钟的停顿，却已让许多听众心生疑窦。

线路另一端，监审科电话瞬间被拨爆。“到底是谁走了？”“广播是不是出错？”一阵质问扑面而来。节目结束，方明仍僵立原地，背心冷汗浸透。台长当即召开事故分析会，科长、值班领导、导播乃至稿件审校全部列席。按照当时规章，发生重大播音差错，轻则通报批评，重则停职检讨。

更大的压力来自外部。新华社已收到各地记者电询，若不能在半小时内澄清，将造成信息混乱。台里立即补播简讯，确认逝者为罗荣桓元帅，并向听众致歉。与此同时，错误录音被剪掉封存，事后编入内部教材。

有人担心罗瑞卿会因此震怒。没想到，下午三点，公安部送来口信，罗瑞卿轻描淡写一句：“年轻人难免犯错，下不为例。”这番宽容态度，让原本剑拔弩张的追责氛围迅速缓和。台里最终认定：方明写深刻检查，罚停三天，再无进一步处分；相关领导因审核疏漏，同样书面检讨。

风波平息后，方明把那份检讨贴在宿舍桌前，每天临睡必读两遍。他开始自订“十条播音戒律”：任何稿件朗读三遍以上、不在口中存疑字、不夹带个人情绪。三年后，他接连主持国庆实况、全国两会直播，全程零差错，成为台里重点培养的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这起事故让电台修订两项新规：直播前由两名编辑交叉校对专名异姓；主持人不得在开播两小时内离岗，以防换人匆忙。此后多年，再未出现同类错读国是大员讣告的严重事件。

1969年，方明晋升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席播音员。每逢业务培训，他都会讲起那段七秒钟的尴尬。“犯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忘了教训。”如今，这句话仍被不少青年主播写进随身笔记，提醒自己在话筒前尊重每一个字、每一位人物，以及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来源：明月清风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