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深入揭示“卡利斯坦运动”全球化回潮，印度政府为何如临大敌？

摘要：本文深入追踪了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卡利斯坦”的全球化回潮，揭示了印度民族主义与海外侨民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文章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血腥镇压“金庙事件”以来，卡利斯坦运动从武装抵抗，转向侨民推动的合法政治诉求，其核心不再是暴力建国，而是更侧重于追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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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内文·卡勒帕利编译 |任徵淼编译审核| 胡可怡本期编辑|曹寅聪

本期审核|单敏敏陈珏可

本文深入追踪了锡克教分离主义运动“卡利斯坦”的全球化回潮，揭示了印度民族主义与海外侨民政治之间的复杂纠葛。文章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府血腥镇压“金庙事件”以来，卡利斯坦运动从武装抵抗，转向侨民推动的合法政治诉求，其核心不再是暴力建国，而是更侧重于追究印度政府在1980年代以来针对锡克族群的人权暴行。在美国和加拿大，锡克教社区的政治动员愈加活跃，形成了与印度中央政府之间的“跨国对抗”。政府被指在海外实施暗杀与监视，同时通过亲印游说团体在美国舆论场塑造“卡利斯坦＝恐怖主义”的污名化叙事，而锡克侨民则以和平公投、争取国际关注、游行与法律行动回应。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与锡克教民族主义在全球侨民空间中形成了镜像对抗的格局。文章既揭露印度国家机器对异议的长期压制，也反思宗教民族主义如何跨越国界，重塑侨民政治的版图。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锡克教徒聚集在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缅怀印度政府军袭击阿姆利则金庙41周年。许多出席者都举着黄色的卡利斯坦旗帜。图源：盖蒂图片社

“名义上，我们已经和印度处于交战状态。”古尔明德（Gurminder Singh）对我说道。那是一个万里无云的三月午后，数千人聚集在洛杉矶。国际组织“正义锡克人”（Sikhs for Justice，简称 SFJ）召集了来自加州各地的旁遮普人，参加最新一场“卡利斯坦公投”。他们要投票决定的议题很明确：是否支持在历史上的旁遮普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锡克主权国家“卡利斯坦（Khalistan）”？这个国家将从历史上的旁遮普地区中划出，恰好横跨分隔印巴的高度军事化边境线。

古尔明德是“正义锡克人”组织（SFJ）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分部的协调员，这些分部在太平洋地区也组织了没有法律约束力的类似公投。古尔明德戴着眼镜，胡须已经泛白，他条理清晰地阐述了SFJ希望通过这一进程实现的目标。他表示，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从全球旁遮普侨民聚居地收集到的投票结果将于2026年提交给联合国。根据投票结果，支持卡利斯坦的政治团体或将进一步推动相关诉求，主张生活在印度境内的旁遮普人应当享有自决权。

古尔明德解释说，这次投票唯一的资格条件就是具有旁遮普族裔身份：无论是穆斯林、印度教徒还是基督徒，都被邀请来投票。但在洛杉矶现场，绝大多数参与者显然是锡克教徒。投票的队伍蜿蜒绕过整条街区，旁遮普语媒体的记者们在现场采访着情绪高昂的选民，他们时不时爆发出一呼一应的口号：“锡克人的土地万岁！（KHALISTAN! ZINDABAD!）”。场地外围的18轮大卡车上贴满了醒目的图像——一张是针对印度政要的“通缉令”，印度总理莫迪的头像赫然在列；另一张则是特朗普总统在遇刺未遂后满身是血却神情昂扬的画面，图像上叠着闪亮的文字：“因政治观点而成为袭击目标（Targeted For Political Opinion）”——这暗示着加州乡村锡克社群内部复杂的政治动态。

卡利斯坦运动最早登上全球新闻，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成群的锡克教徒在多年非暴力抗议政府剥夺旁遮普农村民众权利未果之后，举起了武器对抗印度政府。在印度境内，卡利斯坦支持者被定性为恐怖分子，争取独立的斗争遭到压制，任何公开表达同情的声音都会被迅速噤声，甚至招致更严重的后果。然而在海外侨民中，这个梦想从未消亡；卡利斯坦运动重新定位为一个致力于通过非暴力、合法途径推动建国的政治运动。加利福尼亚广袤的中央谷地——这个位于“全美最自由州”内部，却以保守著称的腹地——如今聚居着数十万锡克教徒，已成为这场运动的重要据点之一。

在美国，这一运动凭借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已成为一股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各方势力纷纷寻求其支持。相应地，那些选区中拥有锡克社群的州级或联邦政客，要么公开认同该运动的主张，要么至少会为卡利斯坦支持者的宪法权利发声。

然而，围绕卡利斯坦的高度情绪化政治争议，也随着这场运动的全球蔓延而扩散。对支持者而言，纪念卡利斯坦运动及其历史上的武装派别，是一种表达自由的体现；而在批评者看来，对该运动给予任何形式的支持都意味着在煽动暴力。

而这场运动确实面临切实威胁。2024年，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印度政府雇员企图在曼哈顿暗杀“正义锡克人”（SFJ）的主要发言人潘农（Gurpatwant Singh Pannun）。而就在一年前，加拿大公民、卡利斯坦活动组织者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遭到暗杀。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指责，凶手与印度情报部门存在关联。

在洛杉矶的公投现场，那种疑神疑鬼的氛围几乎可以触摸到。我似乎是现场唯一一位非旁遮普裔的记者。没有一个选民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即便要求匿名也不行——他们担心自己在旁遮普的家人会因此遭到报复。期间，一名组织者挑着眉朝我走来，带着怀疑神情。他的疑虑在我向他保证自己是美国记者、而非印度记者后才暂时有所缓解，但我能感觉到，他依然在暗中打量我。这种恐惧揭示了印度政府对政治异议的镇压程度之严苛，即使在海外侨民之中，这种压制依然阴影不散。

一、以鲜血灌溉旁遮普平原

锡克教徒在印度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足2%，而卡利斯坦支持者在这其中又只是更小的一个分支。然而，在过去的50年里，这场为建立独立锡克主权国家而进行的斗争，已足以动摇印度边境合法性的既定逻辑，以至于只要卡利斯坦的旗帜在世界任何地方升起，印度政府便会动用强大国家力量进行压制。

锡克教徒的历史以及后来卡利斯坦的渊源，都始于旁遮普（Punjāb）。旁遮普一词源自波斯语，意为“五河之地”，指代这片拥有五条流经河流的区域。并非所有旁遮普人都是锡克教徒，但几乎所有锡克教徒都属于旁遮普族裔。锡克教诞生于15世纪的旁遮普地区，其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反抗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中存在的等级制度。鼎盛时期，锡克帝国的疆域一度延伸至中国西藏。1849年，锡克人在第二次英锡战争中战败，旁遮普地区被并入英属印度。对许多卡利斯坦支持者而言，重现锡克帝国的昔日辉煌是建立独立卡利斯坦国家的核心诉求。在这种叙事框架中，英国殖民时期与如今的印度政权都被视为锡克人更悠久历史长河中被强行插入的两次中断。

1947年，在英属印度灾难性的分治过程中，旁遮普地区面临着一个抉择：要么保持整体，加入新成立的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要么按照宗教界线分割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聚居区两部分——后者并入奉行世俗民主制度的印度。这个决定格外复杂。殖民时期的旁遮普是一个拥有约3430万人口的连贯省份，横跨今日印度与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当时其人口中穆斯林与非穆斯林比例大致相当，锡克人约占15%。

6月23日，旁遮普省议会投票决定将该省拆分。次日，《纽约时报》报道说，旁遮普古城拉合尔（现位于巴基斯坦境内）陷入了“大屠杀（holocausts）”般的宗教暴乱。据报道，该市六分之一的街区在暴乱中被毁。

在整个旁遮普省，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都遭受了报复性的相互屠杀，一直持续到独立那一刻——巴基斯坦独立日为8月14日，印度则为8月15日。旁遮普西部地区的数百万锡克人与印度教徒向东逃往印度，而如今印度境内的穆斯林则踏上相反的旅程，前往巴基斯坦。满载难民的整节火车车厢被纵火焚烧，许多徒步迁徙的人在途中丧命。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印度境内的旁遮普地区经历了更多的地理重划。1966年，旁遮普地区东南部划出了一个新的印地语区邦——哈里亚纳邦；而北部地区的三分之一则成为喜马偕尔邦。至此，锡克族在旁遮普剩余地区的人口中成为多数。

这个面积狭小的邦几乎完全依赖农业经济为生。在印度中央政府与福特基金会（the Ford Foundation）的推动下，旁遮普农业开启了工业化转型——包括推行单一作物种植、引入孟山都公司（Monsanto）培育的种子以及使用现代化学肥料，这一系列举措即人们熟知的“绿色革命（the Green Revolution）”。在富裕农场主的主导下，旁遮普邦的经济与粮食产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也帮助印度从英国殖民地逐步转型迈向现代民族国家。

然而，这场变革却让旁遮普大量锡克教农民陷入了无底的债务深渊——他们不得不借越来越多的钱，以满足工业化市场的需求。对成千上万的农民而言，一个种植季结束后，他们能够“收获”的只有愈发悬殊的贫富差距、普遍的失业问题，以及对德里中央政府愈发炽烈的不满。

锡克教政界人士确曾向印度政府呼吁，为旁遮普邦争取更大的自治空间。1973年，锡克政党阿卡利党（Akali Dal）提出《安南德普尔·萨希布决议》（Anandpur Sahib Resolution），在其中详细阐述了一系列政治与文化诉求，包括在印度境内建立“锡克人自治区域”，并倡导为全国少数群体争取更广泛权利。该决议并未直接主张建立独立国家，但最终仍未获得中央政府的重视与采纳。

到1984年，数起关键事件震动了这片“五河之地”的旁遮普，也动摇了整个印度。

1975年至1977年间，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以所谓“内部骚乱”为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当时，她因被控选举舞弊而面临政治前途的不确定。成千上万的政治反对者在这段时期被英迪拉政府大规模逮捕。

随后在1978年，一场锡克教内部的流血惨案爆发：一支非正统锡克教派与防暴警察在与正统锡克教徒的激烈对峙中开火，造成多人死伤。而最终，肇事者却在所有指控中被宣判无罪。这一结果令许多正统锡克教徒认定——只要流的是锡克人的血，印度政府便不会为之伸张正义。在这样的背景下，富有魅力的宗教领袖宾德兰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开始崛起——他后来被追认为卡利斯坦游击运动之父，并被尊奉为“烈士”（shaheed）。宾德兰瓦勒本人并未亲自参与武装战斗，也从未明确主张建立独立卡利斯坦国家，但他积极号召民众，为旁遮普争取更大的自治权，同时鼓励锡克教徒重新受洗、武装自卫。

1984年4月17日，锡克教领袖宾德兰瓦勒（Jarnail Bhindranwale）和他的追随者在印度北部阿姆利则。图源：美联社

在1984年之前的几年里，旁遮普邦和德里地区的抗议者、武装分子与警方之间冲突频发。数十名平民示威者被警察开枪射杀。同时，一场要求建立更分权体制、赋予旁遮普等邦更多自主权的草根运动兴起，最终引发了大规模逮捕。相应地，旁遮普邦涌现出多个军事化派别，这些派别在武装斗争中并非始终保持统一立场。

信仰不同宗教、手无寸铁的旁遮普平民遭到了国家力量与非国家武装行为体的双重攻击。叛乱分子抢劫银行、突袭军械库，并试图瘫痪邦内交通基础设施。1983年，旁遮普邦首席部长达尔巴拉·辛格（Darbara Singh，一名锡克教徒）下令警察展开镇压，大批青年被拘捕甚至杀害，而施暴者完全未受任何惩罚。在印度其他地区，锡克教徒也常被无端视为潜在的游击队员——无论其个人是否支持武装抵抗。到此时，宾德兰瓦勒已成为民间英雄，他所呼吁的“锡克教自卫”主张在许多人心中也变得师出有名。

在1984年6月那个炽热的夏夜，长期积压的紧张局势终于像一锅沸腾的牛奶一样爆溢。当时有情报称，宾德兰瓦勒及其他游击成员已在阿姆利则金庙（Darbar Sahib，印度最重要的锡克教寺庙）内部囤积武器、构筑防御工事，英迪拉总理下令出动印度军队，对该寺庙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突袭。而在寺庙内，游击分子早已做好准备，决心进行一场漫长而激烈的坚守。

接下来的十天里，一场惨烈战斗在圣地中爆发。神圣的殿堂化为尸骨遍地的人间炼狱。突袭发生时，正值纪念锡克教一位重要圣师（guru）的“殉道日”，数千名朝圣者正在寺庙建筑群中参拜。印度政府的白皮书宣称平民死亡人数仅为493人，但根据目击者证词的估计，实际平民伤亡可能在1600至6000人之间。寺庙的核心圣所遭受严重破坏，无数历史文物被焚毁，满目疮痍、惨绝人寰的屠杀唤起了锡克族群对数百年前被莫卧儿帝国迫害的历史记忆。最后，人们从仍在冒烟的废墟中，抬出了包括宾德兰瓦勒在内的数位殉道者的遗体。对许多人而言，这场屠杀无异于一场战争的宣告，而宾德兰瓦勒本人似乎早已预言过这一幕——他那句名言在此刻被印证：“若印度军队胆敢玷污圣地，卡利斯坦的根基便将由此奠立。”

“蓝星行动”后被破坏的金庙。图源：《商业标准报》

一连串连锁反应随之而来。数月之后，英迪拉总理被她的两名锡克教保镖用左轮手枪与冲锋枪射杀。随后数日间，一场反锡克教的“骚乱”——更准确地说，是一场有组织的种族清洗——席卷了印度首都。光天化日之下，暴徒在街头将锡克教徒活活烧死，而警方完全纵容这种行为。根据保守估计，有6000人在这场暴行中丧生。

流血冲突延续到了整个1980年代。印度政府始终宣称，在邻近的克什米尔地区爆发起义的同时，巴基斯坦为旁遮普邦的锡克武装提供了庇护、武器与训练。而“巴基斯坦资助卡利斯坦运动”的指控，与巴方指责印度“支持巴境内俾路支分裂主义力量”形成了相互映照的叙事。与此同时，巴方还反复强调，印度在1970年代推动孟加拉国独立的过程中曾发挥关键作用。

在这些事件的背景中——无论是卡利斯坦人、克什米尔人、俾路支人，还是孟加拉人——那些根植于民众自发意愿的政治运动，即便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得到了外部支持，最终也被有意简化为南亚次大陆这两个长期腐败、怀有霸权冲动的国家之间的代理人博弈。

卡利斯坦的理想源自锡克教教义的核心准则。对许多抗争者而言，他们的斗争带有深厚的宗教虔诚，可追溯至锡克教早期历史。“卡利斯坦”一词源于“卡尔萨”（Khalsa），意为“纯洁”。如今，“卡尔萨”这一称呼用于指代那些虔诚、受洗的锡克教徒，但该词最早在1699年被使用时，特指一支以政治与军事手段捍卫锡克社群的忠实信徒武装队伍。

然而，在叛乱最为激烈的岁月里，许多锡克教徒自身也成为游击暴力的受害者，亦有部分锡克教徒参与了政府主导的反叛乱行动，坚决支持旁遮普邦继续留在印度版图之内。那些最终加入游击运动的人，大多是因为在印度国家机器的日益残酷镇压下被逼入绝境，才将武装斗争视为唯一生存之道。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安全部队已对成千上万无辜者实施酷刑、杀害或强制失踪（注：指国家机构或受国家默许、支持的组织秘密逮捕、拘留或绑架某人，并拒绝承认其行踪或下落）。同时，伴随着对政治人物的定向暗杀，叛乱武装也在平民区域发动爆炸袭击，杀害、绑架并勒索非战斗人员，有时甚至将印度教徒一概视为“印度政府特工”。

最臭名昭著的事件发生在1985年6月，隶属于“巴巴尔·卡尔萨国际组织”（Babar Khalsa International）的一群加拿大锡克人涉嫌制造了印度航空182号航班坠毁事件，这架客机坠入北大西洋，机上329人全部罹难，他们的遗体后来在爱尔兰附近海域被打捞上岸。案件引发了巨大争议，两名主要嫌疑人因证据不足在加拿大法院被宣判无罪，多数人认为这与一名关键证人有关，该证人在庭审25年后被认定作伪证。同时，也有极少数声音曾提出质疑——印度政府本身或许与这一恐袭存在关联。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武装分子已经被击毙、监禁或选择投降。到了1997年的选举中，温和派的锡克教领导人凭借民众支持上台掌权。如今，旁遮普邦已不再存在活跃的叛乱，过去十年间只零星发生过一些孤立事件。

2016年，在一连串暗杀事件发生后，印度警方以毫无根据的指控逮捕了一名刚在旁遮普邦完婚的英籍锡克教徒，并据称对其施以酷刑。尽管此人后来被法院宣告无罪、撤销全部恐怖主义指控，但至今仍被单独关押在印度的拘留设施中。而就在近期，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加强执法行动的背景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一名男子因涉嫌参与多起手榴弹袭击——其中一起针对一名退休的旁遮普邦警官——被驱逐出境并引渡回印度。

印度政府始终未能就其造成的“失踪十年（decade of disappearances）”承担切实责任，这给旁遮普邦部分地区带来了难以磨灭的创伤。正因如此，无论是在印度境内，还是在全球各地的锡克侨民中，仍有许多人坚信建立一个卡利斯坦国家具有绝对必要性。

在当前形势下，外界几乎无法准确评估旁遮普民众对这一运动的真实支持程度。主流叙事认为，卡利斯坦的热情只存在于海外流亡者的心中，而非生活在印度国土境内的锡克教社群之中。然而，这一判断又被一些事实所复杂化——在印度政治舞台上，仍有极少数公开表达支持卡利斯坦立场的政治人物，他们在选举中竟然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支持。

为什么支持卡利斯坦的政治人物仍能在印度竞选公职？锡克研究学者、政治哲学家普拉布沙兰比尔（Prabhsharanbir Singh）在电话采访中这样解释道：“印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体。”他指出，印度既非纯粹的法西斯国家，也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事实上，它同时具备两者的特征。按照他的分析，印度中央政府之所以容忍旁遮普邦政治体系中少数支持卡利斯坦的声音，是因为这能为印度的民主制度增添可信度。然而，凭借中央所掌控的警察国家机器，即便这些政客赢得民众支持并在选举中获胜，也不可能对“卡利斯坦”实现主权的可能性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

不过，普拉布沙兰比尔坚信，如今旁遮普邦确实正兴起一股支持卡利斯坦的浪潮，这主要集中在以锡克教徒为主的工薪阶层农村地区。造成这一局面的部分原因，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流通打破了以往的严密封锁，曾被严格管控的信息如今得以传播。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印度人民党（BJP，简称印人党）对国内少数族群态度愈发敌对。普拉布沙兰比尔指出，毋庸置疑，旁遮普的一些锡克精英阶层在根本立场上仍然反对卡利斯坦理念；但也有许多人并非真正反对，而是出于现实的无奈——他们不愿再让新一代锡克青年为此牺牲，对后果的恐惧，并不等于对卡利斯坦的真正反对。

二、山谷中的纷乱

如果你沿着美国5号州际公路（I-5）一路行驶，经过斯托克顿（Stockton）附近时，或许会看到一辆巨大的十八轮卡车，车身上绘着锡克教烈士的壁画，他手持利剑或长矛，神情庄严。

1912年，正是在这里，美国第一座锡克教寺庙建立。当时，锡克教劳工与华裔、墨西哥裔劳工一样，移民到加利福尼亚，或投身于铁路修建，或在郁郁葱葱的农田劳作。也是在这里，锡克教徒加入了“加达尔党”（Ghadar Party，注：印度独立运动早期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海外革命团体之一）——那是一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革命运动，在加拿大、美国和中国的海外锡克侨民社群中设有据点。

而如今，在同一片土地上，部分教众继续围绕卡利斯坦运动展开活动。斯托克顿寺庙自豪地悬挂着芥末黄色的卡利斯坦旗帜，并举办纪念仪式，缅怀那些隶属于不同武装组织、被印度政府明确定性为恐怖分子的游击队员——包括卡利斯坦突击队（Khalistan Commando Force）、卡利斯坦解放军（Khalistan Liberation Force）、卡利斯坦猛虎部队（Khalistan Tiger Force）、巴巴尔·卡尔萨组织（Babbar Khalsa），以及那些从美国毅然返回旁遮普、倒在他们所认为的“反抗印度新殖民主义革命”前线的锡克教徒。

如今，美国加州（加州被戏称为“卡利福尼亚

“正义锡克人”（SFJ）最初是通过对多名印度政客提起诉讼而崭露头角——该组织指控这些人参与了1984年的暴力事件。很快，SFJ 便发展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卡利斯坦支持者动员组织，发起示威与公投活动，最终被印度政府列为恐怖组织。SFJ 尤其因其充满争议、言辞犀利的领导人潘农（Gurpatwant Singh Pannun）而备受关注。潘农的批评矛头直指整个印度政治体系——从现任总理，到起草印度宪法的达利特改革者，无一例外。尽管印度施压要求将潘农列为恐怖分子，但美国国务院尚未应允，此前，美方还曾为SFJ所享有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利进行辩护。

2020 年 2 月 18 日，锡克教徒正义组织成员在华盛顿特区白宫街对面的拉斐特广场集会反对印度总理莫迪。图源：盖蒂图片社

“他们想逼我们走上恐怖主义的道路，但我们不会。”活动人士兼会计鲍比（Bobby Singh）在斯托克顿那座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场所的行政办公室里这样对我说。年仅25岁的他身材高挑、神情严肃，属于新一代加州锡克青年中的一员，正投身于他所称的“为卡利斯坦运动进行游说”的工作中。

不过，教育项目与社区宣传只是这幅图景的一部分。无论是否支持卡利斯坦事业，许多锡克裔美国人都以各种形式为他们的社群争取政治权益。2024年，锡克裔美国人从加州中央谷地的腹地徒步350英里，要求国会正式将1984年的事件认定为“种族灭绝”。而在2025年1月，第一所以锡克人权活动家贾斯旺特·辛格·哈尔拉（Jaswant Singh Khalra）命名的小学在弗雷斯诺市迎来首批学生。哈尔拉曾揭露印度当局在反叛期间非法杀害并焚化数千名旁遮普人的罪行，而他本人最终也被强制失踪。

即便如今侨民中的卡利斯坦支持者已经选择“以笔代剑”，但仍有确凿证据表明，印度镇压的“长臂”已经伸向西方国家。

在三名印度公民枪杀卡利斯坦活动家、加拿大公民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后不久，鲍比开始在手机上收到不祥短信，这些短信警告他说，他将是下一个目标。包括时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内的许多人都认为，印度政府在尼贾尔遇刺案中扮演了一定角色——这一指控遭到印度总理莫迪的否认。如今，尼贾尔的肖像已出现在加州乡村的卡利斯坦集会与宗教活动中，与其他殉道者们的画像并列——这些集会活动的参加者已超过十万人，且仍在不断增加。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开始调查旧金山湾区与曼哈顿发生的类似事件。在这些案件中，联邦执法部门成功挫败了一起“雇凶谋杀”阴谋，目标正是全球最知名的卡利斯坦倡导者、SFJ组织的领袖潘农。美国司法部公开的起诉文件中，将主要嫌疑人锁定为印度公民维卡什·亚达夫（Vikash Yadav）。亚达夫曾服役于印度中央预备警察部队（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这支全国性的准军事力量长期被指在印度各地任意杀戮所谓“国家敌人”。

对卡利斯坦支持者的暴力袭击震动了整个锡克社群，也促使美国各州及联邦层面政治人物——无论是否为锡克教徒——开始采取行动。2025年，加州议会提出了一项法案，旨在指导警方学习识别“跨国压迫”行为的迹象。该法案获得了锡克教与印度教团体联合联盟的支持，但也遭到部分美国印度教组织的强烈谴责，这些组织担心，此类立法可能会针对那些公开反对卡利斯坦事业的人。

更广泛地说，防止印度政府危害美国公民，进而维护美国主权，并非单纯的左派或右派议题，而是对公然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回应。民主党参议员亚当·B·希夫（Adam B. Schiff）与共和党知名律师哈米特·迪伦（Harmeet Dhillon）对此均表示认同。

然而，潘农在纽约遭遇的那场失败刺杀并没有起到震慑作用，反而适得其反。正如历史一再重演的那样，印度总理的强硬手段，只会把更多人推向反抗的阵营。

“印度境内存在两百三十多个分离主义运动，这绝非偶然，不是吗？”鲍比反问道。这个数字或许难以精确统计，但毋庸置疑，印度各地确曾爆发过形形色色、针对中央政权的武装抗争。按照鲍比的逻辑，印度终将步上巴尔干半岛的旧途，走向碎裂与分崩。于是他表示，在那之前——“要么建立家园，要么为之殉身。”

三、藏红与芥黄

在加州的一些锡克教寺庙里，无论是在免费公共食堂还是祈祷大厅中，人影与阴影往往难以分辨。举例来说，在撰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一位消息人士曾告诉我，我未来几周恰巧要会面的某个人，有可能是印度政府的线人。多位受访者坚信，他们所在的寺庙已被不怀好意的势力渗透。

“任何人都能留起胡子，假装自己是锡克教徒。”在俄勒冈州边境附近，一位医生一边喝着茶，一边苦笑着说道。他表示，自己所在的小型教区里，有几位在加油站做体力活的教友，却开着明显远超其收入水平的豪华跑车驶入寺庙停车场。“你说，他们哪来的钱买这种车？”他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一名锡克裔加州居民被拒签、无法返回旁遮普，这或许意味着旧金山印度领事馆正在监视此人，也可能并非如此。然而，正如一位匿名消息人士所述，若半夜接到来自印度号码的威胁电话，其含义就没那么模糊了。

毕竟，人们早已知道，那些公开批评莫迪政府的人——尤其是记者和学者——往往会被撤销“印度海外公民”身份（Overseas Citizen of India, OCI，注：由于印度宪法严格禁止双重国籍，印度政府在2005年设立了OCI制度，作为一种介于外国公民与印度公民之间的特殊长期居留身份。OCI 持卡人可享有多项便利，包括终身多次入境、多用途签证及在印度居留、学习、工作、投资等权利）。这类监视的范围到底有多广，目前难以确定，但从近期多起报道中披露的情况来看，至少部分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可以说，锡克教民族主义、伊斯兰民族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均遵循着导致灾难性后果的“分治逻辑”——也正因如此，印度各宗教信仰的民众中，有许多人从根本上反对以上三种民族主义形态。

自印度独立以来的78年间，世俗主义的国大党曾掌控议会长达54年。在其执政期间，无论是卡利斯坦运动还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都曾在不同阶段被取缔，其领导人或遭监禁，或被杀害。

然而，印人党与卡利斯坦支持者之间倒有一个奇特的共识：他们都认为印度的世俗主义是彻底的失败，而国大党不过是一个伪装成民主的专制政权。然而，若撇开宗教国家理念的可行性与道德正当性不谈，在当今印度，只有其中一种民族主义足以让人被控“煽动叛乱”，被追捕与镇压，甚至遭遇法外处决。

不可否认，英迪拉·甘地执政的社会主义政府，曾以“军事化世俗主义”为名，主导了对旁遮普邦的清洗行动；但在当今的印度，莫迪与印度教右翼才是国家恐怖主义的主要面孔。随着世俗民主的外壳逐渐崩塌，真正继承国家权力的是“印度教特性”论支持者（Hindutvatis），他们的追随者遍布海外，并且能够毫无顾虑地宣扬自己的“胜利”，因为这是他们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权利。

正如一些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锡克教徒将他们的抗争事业带向海外一样，他们的对手也同样如此。尽管枪口的阴影依然潜伏在背后，但当下，卡利斯坦支持者也正与海外印度教右翼组织展开一场信息战。卡利斯坦与“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之间的斗争，犹如大卫与歌利亚的较量——虽然力量悬殊，却同为宗教民族主义的化身。如今，这场冲突已在侨民世界中重现。

美国的“团家族（Sangh）”，Sangh是政治研究者用来描述具有共同意识形态根源的印度教裔美国非营利组织网络，这些组织与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党及准军事团体存在联系。近年来，随着全球范围内针对锡克教徒的打压升级，部分锡克社群与印度教社群之间围绕“卡利斯坦”问题的紧张关系加剧，这一趋势在加州地区尤其明显。

与印度国内日益虚假的媒体环境步调一致，美国部分印度教组织的领导人——例如总部设于华盛顿特区的“印度裔美国人基金会”（Hindu American Foundation, HAF）公开声称，加州的卡利斯坦运动与加拿大的旁遮普黑帮暴力没什么区别。他们虽坦然承认两者间并无确凿关联，却依然坚称“将这些线索联系起来无疑是合理的”。HAF长期与莫迪政府保持密切合作，曾协助协调莫迪对美国的访问，还在华盛顿为印度利益积极进行游说。当被问及这种将卡利斯坦运动与有组织犯罪相联系的“推测性恶意暗示”是否代表HAF官方立场时，HAF拒绝作出回应。

与此同时，伴随着公开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莫迪政府对支持卡利斯坦的锡克教徒进行定向打压，加州的多座印度教寺庙被人涂上反莫迪的涂鸦，其中甚至出现了呼唤宾德兰瓦勒的口号。

考虑到“正义锡克人”领袖与印度教右翼双方的言论，这样的现象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他们均声称，印度的未来与印度教密不可分，而要实现“印度教国家”的目标，就必然意味着进一步边缘化宗教少数群体。

若只听信这两个阵营的极端叙事，人们可能会误以为所有锡克教徒都支持卡利斯坦，而所有印度教徒都拥护印人党。但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卡利斯坦支持者自视为在近期巨大暴力阴影下无国可归的族群；而印度教至上主义的政治工程则是在国内获得了强大的政治与民意支撑，处于进攻性扩张的地位。

在美国，支持卡利斯坦的组织者普遍被抹黑为毒贩、恐怖分子，甚至被矛盾地同时描绘成既被社群排斥、又是锡克裔美国人身份核心的一部分（注：这种叙事让卡利斯坦支持者陷入一种两难位置，他们被主流舆论污名化为“坏分子”“让锡克群体蒙羞的少数派”，但又被过度代表，成了“谁是锡克人”的核心符号）。人权律师阿琼·塞西（Arjun Sethi）将这种现象称为一种“弥散式跨国压迫”（diffused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他解释道：“印度政府正越来越多地利用美国境内的机构与个人散布和制造针对锡克教徒、穆斯林、达利特，甚至那些敢于批评印度政府的印度教盟友的虚假信息。”

从整体来看，塞西指出：“和平的锡克教徒组织活动，已成为印度政府手中方便的妖魔化对象。其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总在寻找新的‘国家安全威胁’，以此动员自身的支持者。”他表示，毋庸置疑，许多锡克教徒确实认同完全主权的理念，但“卡利斯坦”对不同的人而言，意义并不相同。那些并不主张建立独立国家的锡克教徒，也常常与虔诚坚定的“卡利斯坦”支持者并肩游行。

“他们出现在抗议现场、放声呼喊，是因为希望政府能为锡克族群数十年来遭受的人权暴行承担责任——那些暴行几乎从未被追究。”塞西总结道，正是这种长期存在的有罪不罚，再加上印度人民党在面对毫不受控的批评声音时所表现出的脆弱与焦虑，共同促使印度政府做出那种处决外国公民、公然违反国际法的举动。

这种对“卡利斯坦”问题所持的微妙立场，也体现在一些最具影响力的美国锡克教组织中，例如“锡克联盟”（The Sikh Coalition）。该组织并未就建立独立锡克国家这一议题进行官方表态。正如塞西所描述的一些个体抗议者一样，这些机构更专注于维护所有锡克教徒的公民权利——其中也包括支持卡利斯坦的声音——同时，坚决反对将整个锡克教与卡利斯坦运动画等号、混为一谈，也反对将美国境内的卡利斯坦支持者与犯罪活动或恐怖主义相联系。此外，锡克联盟在电子邮件中进一步澄清，他们也不认同那些试图在“锡克教”与“卡利斯坦”之间制造贬义区隔的人。换言之，他们反驳了那种常见论调——认为支持卡利斯坦的锡克教徒不算“真正的锡克教徒”。

在弗里蒙特一条静谧的街道上，矗立着一座立场鲜明的锡克教寺庙。寺庙外墙张贴着巨幅标语，悼念卡利斯坦的烈士，其中包括加拿大籍的尼贾尔，并号召信众前往旧金山市中心、繁华的Salesforce大厦旁的印度领事馆，参加夏季的抗议活动。

我当时正凝视着一幅描绘1984年大屠杀的壁画，一位社区活动人士主动上前与我攀谈——他要求我称他为“辛格先生”，因为担心遭受跨国镇压。我原以为这会是一场一对一的对话，然而当我们走上楼、进入会议室时，却发现还有另外四名男士在场，其中一人还带着他17岁的女儿。女孩头上系着头巾，表明她是一名受洗的锡克教徒。当我询问能否录音时，辛格先生也提出了同样的请求——希望保持匿名。与此次报道中的其他访谈类似，这些受访者对我抱有的好奇，丝毫不逊于我对他们的兴趣：他们询问我在印度的族群背景，以及我在访问印度时，是否曾真切感受到自己被视作“二等公民”。

与印度媒体所描绘的“加州卡利斯坦分子构成 RICO 恐怖网络”的形象相去甚远（注：RICO是美国《受敲诈影响及腐败组织法案》的简称），这座寺庙的领导者们将自己以及他们所信仰的卡利斯坦愿景——定位为对抗莫迪“藏红色wei权主义”（saffron authoritarianism）的意识形态反面。这种对立并不局限于追求锡克独立国家的政治诉求，还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正义议题。

2023年，加州议会险些通过了SB 403的跨党派法案。该法案旨在正式将“低种姓”与“达利特人”纳入受保护群体范畴。然而，就在最后关头，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否决了这项法案。在当时，以HAF为核心、涵盖多个右翼印度教组织联盟将该法案及其支持者斥为“反印度教”（Hinduphobic）；而另一边，一个由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与穆斯林组成的跨宗教联盟则公开支持该法案。

“我们大多数锡克教徒都不相信种姓制度，我们明确地拒绝它。”辛格说道。他解释称，他本人支持SB 403法案的立场，这源自锡克教信仰的核心原则——在教义上明确否定种姓观念（尽管在现实中，植根于印度教经典的等级制度在印度部分锡克社群中仍有残留）。不过，他也指出，公开支持卡利斯坦的锡克教徒参与反种姓示威活动，却被批评者用来混淆该法案的核心议题，仿佛只要某项政治议题得到卡利斯坦支持者的声援支持，就会因“关联”而染上某种“原罪”。

“‘瞧，现在连卡利斯坦支持者都加入抗议了……’——这话背后‘藏着’糟糕的含义。”辛格解释道，“一个人可能是达利特人，但那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卡利斯坦支持者。”

这种将“支持者群体中可能包含卡利斯坦支持者”的大型政治运动妖魔化的模式，与印度政府在2021年镇压农民抗议时的做法如出一辙。那时，距离“绿色革命”已过去半个世纪，农业的持续私有化让无数印度农民失去了生计，在这些背景各异的抗议人群中，高举芥黄色旗帜的人们再次成为被针对的焦点。

许多卡利斯坦支持者会附带声援克什米尔人、印度其他少数族群，甚至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斗争。这在表面上似乎存在矛盾，因为该运动中最激进的领袖之一曾与特朗普结盟。然而，正如锡克海外侨民并非一个同质化群体，加州的卡利斯坦支持群体也呈现出极强的多样性：他们的政治立场横跨左右光谱，分布于城乡各地，并且常常跨越阶级界限。

或许正是这种策略上的灵活性，使支持卡利斯坦的组织得以吸引广泛的追随者，以至于在远隔重洋的印度政府眼中，被视为“重大的国家安全威胁”——尽管在锡克社群内部，这一运动往往被描绘成边缘力量。

采访结束后，那位全程专注聆听、充满好奇心的年轻姑娘，主动提出要带我参观寺庙的社区服务设施。我们沿着寺庙的庭院缓缓行走，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这里的志愿者，得知能和记者交流后十分兴奋，还特意让她也旁听了访谈。她带我看了他们的免费诊所，还有那些教室——不同年龄的学生在这里学习旁遮普语。当然，也少不了寺庙的公共食堂。食堂里，信众们享用着热腾腾的薄饼和酸爽的酸奶咖喱，墙上悬挂的百余幅烈士肖像静静注视着他们——这一幕令人印象深刻。

其中最令人揪心的，或许是唯一一幅女性肖像——比比·达温德·考尔·博莉（Bibi Davinder Kaur Bholi）。1990年，她曾参与一个行动小组，绑架了一名印度教商人的儿子。而在她遇难前几个月，她的哥哥已遭强制失踪。年仅19岁的她，在警察包围住所时吞下了一枚氰化物胶囊，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作者简介：内文·卡勒帕利（Nevin Kallepalli），驻纽约市的宗教事务记者。他的大部分作品聚焦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被占领状态下的民生，以及南亚和阿拉伯世界的宗教议题。

本文编译自美国《国家》杂志（The Nation）2025年8月15日文章，原标题为“It’s Homeland or Death”: The Separatist Movement Roiling the Indian World，原文链接：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world/khalistan-movement-referendum/

本期编辑：曹寅聪

本期审核：单敏敏陈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