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古钱币的浩瀚星河中，铜币以其亲民的材质、广泛的流通性，成为连接古代与近代经济生活的重要纽带。相较于稀缺的贵金属货币，那些发行量庞大的铜币虽常被视为 “普通藏品”，却以 “量” 的优势，更全面地见证了时代的更迭与社会的变迁。由于近代史料记载的局限，精确统计每种

在古钱币的浩瀚星河中，铜币以其亲民的材质、广泛的流通性，成为连接古代与近代经济生活的重要纽带。相较于稀缺的贵金属货币，那些发行量庞大的铜币虽常被视为 “普通藏品”，却以 “量” 的优势，更全面地见证了时代的更迭与社会的变迁。由于近代史料记载的局限，精确统计每种铜币的发行量实为难事，但结合历史背景与实物遗存，以下 10 种铜币以其广泛的流通范围与可观的铸造规模，成为清末民初货币史中不可忽视的存在。它们如同散落的拼图，拼凑出近代中国货币体系转型的鲜活图景。

一、大清铜币：清晚期的 “货币主力”

1905 年，清政府为规范铜元铸造，推行 “大清铜币” 制式，取代此前各省杂乱的 “光绪元宝” 铜币，直至清朝覆灭，其铸造跨度近十年，堪称清晚期货币流通的 “绝对主力”。这种铜币以 “户部” 为中央标识，各省造币厂均在币面标注地名（如 “鄂”“粤”“川” 等），仅中心地名与花星的差异就衍生出数百种版式，足见其铸造规模之庞大。

其海量发行的背后，是清晚期商品经济对货币的迫切需求。随着鸦片战后通商口岸的开放，传统制钱因重量不一、成色杂乱，已无法满足大规模交易需求。大清铜币采用统一的十文、二十文等面额，含紫铜 95%、白铅 5% 的固定成色，且由机器批量铸造，形制规整，迅速获得市场认可。从京城的商铺到偏远的乡镇集市，几乎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仅 1906 年全国就有 17 省 20 余家造币厂开铸，年铸造量可达数十亿枚。如今，普通品相的大清铜币在收藏市场上单价仅数元至数十元，恰恰印证了其当年的流通盛况。

二、光绪元宝铜币：各省争铸的 “流通宠儿”

作为中国近代机制铜元的 “开山之作”，光绪元宝铜币自 1900 年由广东首铸后，迅速引发各省效仿，成为清末流通最广的铜币品类之一。与后来的大清铜币不同，光绪元宝铜币并无全国统一标准，各省可自行设计版式、制定成色，这使得它既有 “广东省造”“湖北省造” 等地域标识，又在龙纹样式、文字字体上各具特色。

广东作为先驱，其铸造的光绪元宝铜币最初标注 “每百枚换一圆”，后改为 “每枚当制钱十文”，背面搭配英文标识，成为中西方货币文化融合的早期范例。湖北、江苏、四川等省紧随其后，仅湖北省造光绪元宝铜币的铸造量就占据清末铜元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这类铜币多以红铜为主材，少数省份兼铸黄铜版本，面额涵盖五文、十文、二十文等，其中十文面额因适配日常交易，铸造量最大、流通最广。尽管如今多数普通版光绪元宝铜币价值不高，但它们见证了中国货币从传统浇铸向现代机制的关键转型。

三、民国双旗铜币：军阀割据的 “货币印记”

1912 年民国成立后，以 “铁血十八星旗” 与 “五色旗” 交叉为核心图案的双旗铜币，取代了清代的龙纹铜币，成为民国初期的主流货币。这一时期军阀混战，各地军阀为筹措军费，纷纷控制造币厂大量铸币，使得双旗铜币的发行量达到近代峰值。

双旗铜币的 “海量” 背后是严重的货币混乱：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控制区的造币厂各自为政，不仅成色从红铜到杂铜参差不齐，重量也从标准的 7.2 克跌至 4 克以下，甚至出现 “当五十文”“当百文” 的大面额品种。仅湖南一省，在 1916-1926 年间就铸造了超过 20 亿枚双旗铜币，其痕迹至今仍能在考古发现中找到 ——2021 年黄山屯溪老大桥修缮时，就曾出土 3 枚民国初期的湖南省造双旗铜币，印证了其当年的流通广度。币面的双旗图案本是新时代的象征，却因军阀滥铸沦为经济动荡的见证者。

四、四川铜币：地方特色的 “流通标杆”

四川铜币的铸造史贯穿清末民初，以其 “汉” 字标识与多样版别，成为西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铜币品种。1903 年成都铜元局初创时，主要铸造光绪元宝铜币；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改铸 “汉” 字铜币，背面的十八星图案象征 “十八行省团结”，迅速成为四川的流通主力。

北洋军阀时期，四川铜币的铸造进入 “爆发期”：为应对军费开支，造币厂不仅扩大铸造规模，还不断增大面额，从当十文一路增至当二百文，导致铜币含铜量从 90% 骤降至 50% 以下。这种 “虚值货币” 的泛滥虽引发物价飞涨，却也使其流通范围覆盖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数省，仅 1924 年的铸造量就突破 15 亿枚。四川铜币的材质极为丰富，红铜、黄铜、鎏金版本均有遗存，按字体、花星差异可细分出百余种版式，成为研究西南地区货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五、湖南铜币：中原流通的 “经济纽带”

湖南作为近代重要的造币基地，其铸造的铜币以 “量大、质稳” 著称，是中原地区流通最广的地方铜币之一。清末湖南造币厂以铸造光绪元宝铜币为主，民国后转型生产双旗铜币，仅长沙造币厂的年铸造能力就达 3 亿枚以上。

湖南铜币的流通优势源于地域经济需求：近代湖南的粮食、矿产贸易活跃，对小额货币的需求量巨大，造币厂因此以十文面额为主要铸币品种，成色稳定在 85% 左右，远高于同时期其他省份的军阀铸币。币面常标注 “湖南省造” 与嘉禾图案，部分版本还带有 “当十”“当二十” 等面额标识，既满足本地交易，又通过水陆商道流通至湖北、江西等地。如今在湖南乡村的旧货市场，仍能频繁见到磨损的湖南铜币，足见其当年的普及程度。

六、广东铜币：近代铸币的 “先驱典范”

广东作为中国机制铜元的发源地，其铸造的铜币不仅开启了近代铜元的先河，更以庞大的发行量影响着华南乃至全国的货币流通。1900 年，广东率先仿照香港辅币形制，铸造出中国第一套机制铜元，每枚重 2 钱，含铜 95%，背面搭配蟠龙纹与英文 “广东一仙”，成为后续各省铸币的 “模板”。

凭借先进的铸造设备与技术，广东铜币的产量始终位居全国前列：清末十年间，广东造币厂的铜元铸造量累计超过 80 亿枚，其中 “每枚当制钱十文” 版本占比超九成。民国后，广东继续铸造双旗铜币，在成色与重量上相对规范，流通范围覆盖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值得一提的是，广东铜币中虽不乏 “错版 TENCASH” 等珍品，但普通流通版因发行量巨大，至今仍是收藏市场上最常见的铜币品类之一。

七、江苏铜币：经济发达区的 “货币刚需”

地处长三角的江苏，因近代工业与商业的繁荣，对铜币的需求量极大，催生了江苏铜币的海量铸造。清末江苏先后在南京、苏州设立造币厂，以铸造光绪元宝铜币为主，其版式融合了江南的精致风格，龙纹雕刻细腻，文字秀丽，在各省铜币中颇具辨识度。

民国时期，江苏铜币的铸造规模进一步扩大：仅苏州造币厂在 1912-1927 年间，就铸造双旗铜币超 25 亿枚，面额以十文为主，适配上海、南京等都市的日常交易。由于江苏经济发达，铜币流通效率高，部分版式还通过对外贸易流入周边国家，成为近代中国货币 “走出去” 的缩影。江苏铜币的铸造工艺始终保持较高水准，即便普通流通版也极少出现 “糊化”“缺边” 等瑕疵，反映了发达地区对货币质量的要求。

八、浙江铜币：商业繁荣的 “物质载体”

以丝绸、茶叶贸易闻名的浙江，在近代商业的推动下，成为铜币铸造与流通的重镇。清末浙江造币厂以铸造光绪元宝铜币为核心，币面常标注 “浙江省造” 与嘉禾图案，背面龙纹多采用 “水龙” 样式，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

浙江铜币的发行量与商业活跃度直接挂钩：杭州、宁波等商埠的商铺交易频繁，对小额货币的需求旺盛，使得十文面额的浙江铜币成为铸造主力，仅 1906-1911 年间的铸造量就达 30 亿枚以上。民国后，浙江转而生产双旗铜币，在设计上保留了地方特色，流通范围覆盖浙东、浙西及周边的安徽、江西部分地区。如今在浙江的古钱币窖藏中，浙江铜币常与其他省份铜币混杂出土，印证了其当年在区域贸易中的核心地位。

九、河南铜币：中原腹地的 “流通基石”

位居中原的河南，因交通便利、农业发达，成为铜币流通的重要枢纽，河南铜币也以 “量大、通用” 成为中原地区的主流货币。清末河南造币厂主要铸造光绪元宝铜币，币面标注 “河南省造”，背面龙纹采用 “坐龙” 样式，风格庄重，在北方各省流通广泛。

民国时期，河南铜币的铸造量进一步攀升：军阀冯玉祥主政期间，为稳定经济，曾规范铜币铸造，使得河南双旗铜币在成色与重量上相对统一，流通范围扩大至山东、河北等地。尽管后期受军阀混战影响，铜币质量有所下降，但凭借中原的地理位置优势，河南铜币仍是区域内交易的主要媒介。其版式相对简洁，以十文面额为主，少数二十文版本因流通需求较小，发行量略逊一筹。

十、江西铜币：地方市场的 “稳定力量”

江西虽非铸币大省，但其铸造的铜币因适配地方经济需求，发行量与流通范围均颇为可观。清末江西造币厂以铸造光绪元宝铜币为主，受广东、湖北铜币影响较深，版式上既有 “江西省造” 标识，又保留了龙纹与英文的组合设计。

民国后，江西铜币转向双旗样式，在铸造上注重适配本地市场：针对江西农村 “小额交易频繁” 的特点，造币厂以十文面额为核心，铸造量占比超八成，仅 1918-1925 年间就累计铸造 18 亿枚。江西铜币的材质以红铜为主，成色稳定在 80% 左右，虽无特别突出的设计亮点，却因 “好用、通用” 获得百姓认可，流通范围覆盖江西全省及周边的湖南、湖北部分县域。

结语：寻常铜币中的历史重量

这 10 种发行量较大的铜币，虽多因 “常见” 而在收藏市场上价值不高，却承载着比稀缺珍品更鲜活的历史记忆。从清末大清铜币的 “统一尝试”，到民国双旗铜币的 “割据印记”；从广东铜币的 “近代先驱”，到四川铜币的 “地方特色”，每一枚普通铜币的纹路里，都镌刻着经济转型的阵痛、政治动荡的痕迹与生活百态的缩影。

它们的 “海量” 发行，既是近代中国货币制度变革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反映。对于藏家而言，收藏这些铜币或许难获高额回报，但通过触摸币面的磨损、辨识版式的差异，却能真切感受到百年前的市井烟火与时代风云。这些看似寻常的金属片，实则是历史最忠实的记录者，在时光的沉淀中，愈发凸显其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与文化意义。

来源：悟空聊钱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