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元960年正月，陈桥驿的风还刮得人脑袋疼，一件明黄色的龙袍就这么“意外”地披到了赵匡胤身上。这场兵变看着挺仓促，其实赵匡胤心里门儿清——这都是他攒了好几年的局。

公元960年正月，陈桥驿的风还刮得人脑袋疼，一件明黄色的龙袍就这么“意外”地披到了赵匡胤身上。这场兵变看着挺仓促，其实赵匡胤心里门儿清——这都是他攒了好几年的局。

可坐上龙椅他才真犯愁：从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快两百年了，藩镇割据就像附骨之疽，53个皇帝平均坐不满4年，武将杀上司篡位跟吃饭似的，就连后周的郭威、柴荣，不也都是靠兵变上位的？自己就是这么过来的，能不担心重蹈覆辙吗？

好在这位“老兵油子”帝王没靠蛮力，反倒用一套教科书级别的制度设计，给乱世划了句号，也给宋朝319年的文治盛世铺了路。

第一招：杯酒释兵权，温柔一刀解了武将的“死结”

五代十国的武将有多横？后唐的李嗣源不服朝廷猜忌，直接带兵打进洛阳自己当皇帝；后汉的郭威，就因为部下怕被清算，干脆也被架着黄袍加身，把后汉给掀了。赵匡胤自己就是这么“受益”的，武将掌兵的隐患，他比谁都清楚。

但他没学刘邦、朱元璋那样大杀功臣，反而摆了桌酒，就把事儿办了。 建隆二年那顿晚宴上，赵匡胤喝着喝着就叹起气来：“要不是诸位兄弟抬举，我哪能坐这个位置？可这皇帝当得太糟心了，天天晚上愁得睡不着觉！”石守信这帮开国将领赶紧问咋了，他才慢悠悠说：“谁不想过好日子啊？万一哪天你们的部下也硬给你们披件黄袍，到时候你们想不干都不行吧？”这话可算是说到将领们的心坎里了——谁不怕这个啊？

第二天，这帮人就纷纷主动交兵权。赵匡胤也大方，赏了一大堆田宅金银，让他们回老家享清福去。 这招看着温和，其实藏着大心思。比起刘邦杀韩信、彭越的血雨腥风，赵匡胤用“钱换权”，既没伤和气，又彻底断了武将干政的根。更绝的是，他趁热打铁搞了个“更戍法”，规定禁军每隔一两年就得换防，可将领不能跟着走。

这么一来，将不识兵、兵不识将，武将再想培养自己的势力，门儿都没有。有数据在那儿摆着：宋朝319年，就出了一次“苗刘兵变”，还不到一个月就平了；反观五代十国，武将篡位足足29次，这效果简直立竿见影。

第二招：分权制衡，把权力死死关进制度笼子

要是说杯酒释兵权是先按住眼前的麻烦，那一套精密的分权体系，才是治根的办法。赵匡胤把中央集权玩得那叫一个溜，核心就俩字：牵制。 军事上，他先把统领禁军的“殿前都点检”给撤了——这职位他自己当年就干过，得从根儿上断了兵变的可能。

然后设了“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三个长官平起平坐，谁也管不了谁，想独掌兵权？没门。更狠的是，调兵权给了“枢密院”，里头全是文官，武将手里只有打仗的权，调兵得看枢密院的脸色。

打仗的时候，皇帝临时派个将领，打完仗立马交权，兵权始终攥在皇帝手里。 地方上更不用说，针对藩镇“军政财一把抓”的毛病，他搞了个“强干弱枝”。派文官去当知州，把武将赶下台；还特意设了个“通判”，直接对皇帝负责，知州的决策他能直接否决，说白了就是“皇帝派来的监工”。有回个知州想发份公文，通判就是不签字，知州没法子，只能叹口气：“我这知州，还不如通判管用。”财权方面更绝，设了“转运使”，地方赋税大部分都得运到京城，只留点儿够日常开销的，藩镇想“有钱养兵”搞事儿？根本没机会。

第三招：重文抑武，给文治盛世铺了路

赵匡胤心里明白，想彻底终结武将乱政的毛病，得改改社会风气。他特意立下祖训：“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把文官的地位抬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 他还大力搞科举，打破唐朝以来门阀士族垄断官场的局面，让寒门子弟也能靠读书当官。

唐朝科举一年也就录二三十人，宋朝年均能录一百多，宋太宗那会儿更夸张，一次就录了五百多人。为了公平，还首创了“糊名法”“誊录法”，把考生名字糊上、找人重新抄一遍卷子，想作弊都难。这么一来，大量文官进了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庞大的文官集团，既能制衡武将，又给宋朝的文化繁荣攒足了人才。

不过话说回来，“重文抑武”这政策也有毛病，宋朝军事薄弱总被人诟病，但在当时，确实管用。它彻底扭转了“武人说了算”的局面，让社会从打打杀杀变得安稳。宋朝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文化最热闹的朝代：宋词写到了巅峰，程朱理学开了思想新路子，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这三大发明也在这儿成熟并传到国外。

有说法说，宋朝的科技成果能占当时世界的七成以上，这跟赵匡胤打下的文治底子，绝对分不开。

当然了，赵匡胤这套制度设计也不是啥完美无缺的“永动机”，但绝对是治乱世的“对症药”。他没靠杀人放火，就用智慧和谋略，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解决了近两百年的藩镇割据难题。

就像史学家吕思勉说的：“宋朝的制度，是历代中最称完备的。”这份制度智慧，让宋朝在乱世之后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也让赵匡胤成了历史上少见的“制度设计大师”。

来源：文史一言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