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笔者从事历史这门行业，转眼已是五十年，回想五十年前的台湾史学界，一般大学教师多半承袭上一代学者“述而不作”的风气，撰写专题论文者不多（学界少数专书多为上课所用讲义、大学毕业论文或是政府单位委托研究案的成果），学术单位主管每多需要靠请老师吃饭，为单位出版的学术刊

专业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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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史学界老兵的观察与建议

笔者从事历史这门行业，转眼已是五十年，回想五十年前的台湾史学界，一般大学教师多半承袭上一代学者“述而不作”的风气，撰写专题论文者不多（学界少数专书多为上课所用讲义、大学毕业论文或是政府单位委托研究案的成果），学术单位主管每多需要靠请老师吃饭，为单位出版的学术刊物拉稿，以凑满篇幅，而各种刊物因为稿件不足而脱期甚至停刊的现象也时有耳闻。“中研院”的情况稍好，近史所研究人员升等，多需要有专书；史语所不重专书，研究人员于该所《集刊》（1928年创刊）发表论文，常需排队一二年之久。不过当时听说史语所老一辈的研究员多希望新进的研究人员进所后多读二三年书，不准立即发表论文。最近听说有些大学的历史系取消了博士生在毕业前须发表论文若干篇的规定，应该也是基于此种考虑。

不过就在过去的五十年之间，全世界的历史学界（也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均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种论文、专书及论文集的数量均呈爆炸式成长，原因在于高等教育高度商业化，大量招收学生，采用企业管理方式治理，对教师厉行各种评鉴，甚至“非升即走”。档案史料大量出现，而且经过数字化的加工及数据库的建立，利用便利，史料搜集的时间得以大幅缩减。另一方面，学术资本主义（academic capitalism）高度发展，以出版人文社会书籍闻名的Routledge出版公司为例，1980年代后期时出版人文社会科学期刊数量仅有10余种，至2020年代已有约600种；1980年代每年出版人文社会科学专书及论文集约2,000种，至今每年出版约5,000种，每本书价约190美元，研究指南与研究手册类书籍更是高达每册300美元。

由于“史学江湖”资源竞争激烈，出版压力巨大，使得学者心态趋于保守，倾向在熟悉的课题中不断“内卷”，而不愿开发新的议题，加上出版机会较过去增多，史学研究的“碎片化”遂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如何在汗牛充栋的现有二手研究中找出值得研究的题目，也成为年轻学生的一大烦恼。除了将研究时段向下延伸、开发新的档案史料、利用数字史学等新技术外，开发新兴专史，采用跨领域、跨学科研究，以及交叉研究，似乎也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即便如此，学者仍然面临以下的问题：

第一，各种专史研究，常有“划地自限”的现象，题目越做越小，例如地方开发史、家族史，所谓的个案研究大量出现，彼此之间互不相关，也不与大的问题对话，使得碎片化的问题并无法获得改善。

第二，有些专史本身即有其局限性。例如，心理传记的研究，传主本身所遗留内省性（introspective）史料，可供心理分析者即不多。妇女史研究也有女性自身史料不足的问题。图像史研究主要面临的问题，则为图像本身解读不易，所作解读也常被指为主观，如果图像之外的相关史料不足（如图像作者不明），史家可以发挥的空间十分有限。量化史学、数字史学或是其他利用科技工具（GIS）所做研究，有时史料数量虽然庞大，但是内含信息有限，常令人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或是研究成果“性价比”不高。

我们可以发现，发展良好的专史，多为方法论上能不断与其他专史或学科交流创新者，例如美国的军事史研究，由于传统的战史著作写作方式陈旧，虽然在社会大众仍有广大市场，但是在学界的声望甚低。自1980年代起流行新军事史研究，即使是传统的战史研究，也加入了新军事史的元素。经过如此转型，研究课题日趋多元，军事史学者的职业声望也有所提升。相对地，美国的心理史学于1960、1970年代曾流行过一时，不过由于常用的心理分析理论本身即具争议性，加上史料相对稀少，心理史家又划地自限，较少和其他专史或学科交流对话，方法论上创新相对有限，以致自1970年代后期开始没落，仅赖研究心理传记和强调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结合的研究维持局面，在美国的历史学界，心理史学家的职业声望尚较军事史家为低。

不过各种专史的职业声望高低，所牵涉的因素较多，各国的情况也不一致。例如科技史和经济史在有些国家的大学设有专门的科系，获有制度上的支持，职业声望自然名列前茅。宗教史和军事史的研究，由于经费有时和宗教团体与军方有关，自然也会影响其声望。

对年轻学者，笔者谨提出以下几点经验分享：

第一，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十分重要。研究经济史的学者需要懂一点经济学，研究政治史的学者需要懂一点政治学。1920年朱希祖担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主任，即主张研究历史应以社会科学为“基本科学”，对史学系的课程进行改革，本科一、二年级先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再辅以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及古物学等，试图打破当时中国史学界的陈腐风气。历史研究法课程（由何炳松担任），以“新史学”旗手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所著《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书为课本，颇受学生欢迎。不过历史学研究的问题，一如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不是单一学科的知识即可应付，往往需要采用跨领域甚至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界一些晚近的研究显示，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每多发生于不同领域、不同学科间的交错地带。从其中发掘过去为人所忽略的重大议题进行研究，即使得不了诺贝尔奖，至少也可以避免选题“碎片化”的流弊。

第二，研究中国史，对于欧美汉学家的著作可以留意，但是不要过分追随。如果觉得他们的作品有值得参考借鉴之处，不如直接去读欧洲史、美国史的佳作或是相关的理论（读理论其实也是读欧美历史）。汉学家的著作在整个全球知识生产供应链中，毕竟位居下流。只透过读他们的作品来掌握学术的潮流，难免会有“瞎子摸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缺点。常有学生问我：“读外国史或是理论时，常会觉得和中国的经验不符呀！”其实这不符之处，正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的思考，帮助我们发现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甚至是理论需要修正之处。其实这才是我们读这些书的目的。

第三，年轻学者面对日新月异、五光十色各种方法论上的“转向”（turns），难免被弄得昏头转向，产生错失恐惧症（fear of missing out，简称FOMO）或是不知如何选择。笔者以为解决之道在于：

（1）坚持历史学者的主体性。历史学者不是社会科学家的跟班，更不是他们的助手，而是像一个主厨，依自身研究课题的不同，而寻求不同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协助，主从关系不可弄反。

（2）选择研究课题，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兴趣，也要考虑自己的能力。不同领域中视理论的情形不一，例如科技史、经济史、图像史、新文化史、妇女史、心理史学，相对强调理论，不懂理论的学者要做这方面的研究，不免会较为辛苦。如果对理论不感兴趣的学生，最好选择政治史、军事史、思想史和微观史的课题。尤其切忌贪多，笔者年轻时兴趣广泛，随波逐流，备多力分，许多课题浅尝辄止，以致成果无法累积，值得年轻学者引以为戒。

第四，历史学者虽然可以依据自身研究课题的需要，汲取其他学科的长处，借用其概念与方法，但是传统史学的基本功，如重视档案史料运用、任何论点均需言之有据，以及擅于说故事的看家本领，仍然不可轻言放弃，即所谓的“固本求新”。例如著名的左派历史学者霍布斯邦（Eric John Ernst Hobsbawm,1917—2012），研究格局宽广，涵盖英国的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兴起等，著作被译为中文者即有17种之多。霍氏的治史风格为擅长利用社会学、经济学及人类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而且拥有作家级的飞扬文采，因此他不仅是英国学术院、美国文理学院的院士，甚至还是英国皇家文学会（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的院士。又如著名的新文化史家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1928—2023）虽然提倡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她自己的研究也擅于结合历史和其他学科（包括人类学和文学理论等），并因此曾获得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霍尔堡国际纪念奖（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大奖（奖金约合70万美元）。她2012年获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颁发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时，评审委员会则力赞其文字流畅优美。其名著《马丁·盖尔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Guerre）曾被译为22种文字，影响极大。与霍布斯邦相同，堪称历史学者“固本求新”的最佳案例。

至于中文世界，则有黄仁宇（1918—2000）。黄氏提倡“大历史观”，重视长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趋势、社会结构与各种制度性架构，而非个别的人物、事件和道德评价，颇有法国年鉴学派之风，但是和美国主流实证主义史学家的谨小慎微格格不入。他能够打通上下五千年历史，通古今之变，并将中西历史加以比较，提出一些模式与因果关系，尤擅于透过一些看似琐碎的细节，以小见大；融合宏观与微观方法，引人入胜。黄仁宇60岁时遭任教的大学解聘，不料竟以《万历十五年》一书成为畅销书作者。该书中文本1982年出版后至2022年，累积销量近600万册，影响力及于社会大众，堪称当代传奇。

最后，笔者谨提出一点对于两岸史学界的期许。史学界内部，固然存在着许多由于所持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和对立，有时为了争夺资源，各持己见相互攻击，沟通困难，甚至影响学术社群内部的凝聚力。常见到的对立包括传统领域（如政治史、外交史）的学者指责新兴领域（如新文化史、性别史）学者使用过多理论，与历史真实不符；后者则批评前者目光过于狭隘，忽略影响历史人物、事件后面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思想史学者的研究被批评为过于空疏，缺乏史料基础；实证主义史家批评后现代主义史学企图推翻传统史学重视科学性和客观性的特征，后现代主义史家则批评传统史家过于天真，忽视了语言、权力在文本生成及历史书写过程中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五十年前的历史学者或许不学新理论也会具有上述的一两点认识，不过一定是仅限于极少数的学者，而今天的学者则是普遍具有对上述各点的认识。我们历史学者今天对史料及史学的看法，已和五十年前有所不同。笔者由于学识有限，仅能抛砖引玉指出以上四点，盼能激起同行的智者以及日后研究当代史学史的学者，对此作更深入的讨论。

历史学者的“固本求新”性格，除了表现在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会依自身研究的需求，而作选择性的接受外，同时在招聘新进教研人员时，对其他学科的包容程度，一般也较其他学科为高。根据一项统计，美国大学历史系教师中，非历史学博士出身者约占7%（许多系区域研究或宗教研究的博士），曾受过一门社会科学实质训练者约占三分之一。在中文学界似乎也有类似的比率，显示历史学科较许多其他学科，更具有包容性。

以笔者个人的经验为例，无论是早年的铁路史研究、中年的军事史研究，还是晚年的蒋介石研究，均为跟随者，而非开创者，不过选题、分析架构与角度和前人略有不同而已。早期研究平汉铁路时，即认为铁路发展和其他交通运输的改进，只是经济成长的条件之一，清末官绅由于高估了铁路的连锁影响（linkage effects），而认为铁路将毫无疑问地会带动整个经济的成长，由平汉铁路的例子，即可证明此种想法实过于乐观，当代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策略的制定者，也可由这个例子提高警惕。当时在台湾倡导现代化理论最力的历史学者张朋园，在我毕业论文口试时，即以上述观点与其拳拳服膺的理论不符，而略有微词；后来研究军事史，当时在台湾相关著述最多的前辈学者刘凤翰，也对笔者《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一书中曾论及军中逃兵、吃空等积弊不以为然，认为军事史值得研究的题目那么多，为什么要研究这种题目，似乎认为这不算是军事史的范围；经济史专家王树槐则认为我低估了军中的贪腐程度。

虽然如此，我的这些师长同事对我还是十分包容，让我不论是历次的毕业论文口试和升等，都尚能高分过关，从未遭受过打击。业师张玉法有次还对笔者表示：“我看你的文章虽然用理论，但是每次都还看得懂，不像×××的文章，所用的理论，经常看不懂。”这句话似乎显示我在运用理论时，尚称谨小慎微吧！

著名的史学史学者王晴佳2002年曾出版《台湾史学五十年（1950—2000）》一书，当时承其厚爱，赐赠乙部。笔者拜读之后曾对其表示，此书具有开创之功，贡献甚大，不过书名似乎少了两个字，应该为“台湾史学活动五十年”才对，他则笑称只有史学活动的材料比较多。当代的史学史通论性著作，每多强调新史学的思潮与活动，学者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1986）即为一例。事实上战后台湾的史学界，半新半旧，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笔者常戏称具有“半殖民半封建”性质。其实史学研究只有好坏之别，而不需要有新旧之分。民国初年，朱希祖在北大提倡以社会科学治史，固然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抨击当时中国史学界“陈腐极了”，对传统史学的鄙视溢于言表，实有违“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笔者每读旧学出身的钱宾四著作，例如《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即经常会惊叹其眼光及论点，好像是受过社会科学理论的洗礼一般。钱氏的反满立场固然有其时代的限制，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也十分有限，但是他对国史的论断，无疑是一代宗师。

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由于对外开放，实事求是，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欧美、日本的华裔学者也每多以中文写作。相对于欧美、日本汉学界的狭小圈子，一个全球中文学界的学术社群已然形成，如何从全球史角度书写一部中文学界的史学史，值得大家思考与期待。

来源：商务印书馆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