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鲁豫们，终于等来她们的时代

摘要：近几年，这个句式被频繁地提及。在陈鲁豫以前，是柳岩，再往前看，是逝去的韩国艺人崔雪莉。尽管背景毫不相同，但她们都曾深陷社会负面舆论，又在如今迎来口碑回暖。

“时代欠鲁豫一句优秀和认可”。

近几年，这个句式被频繁地提及。在陈鲁豫以前，是柳岩，再往前看，是逝去的韩国艺人崔雪莉。尽管背景毫不相同，但她们都曾深陷社会负面舆论，又在如今迎来口碑回暖。

时代好像真的变得善解人意起来，从全网黑到倍受追捧，我们见证了她们口碑的两极化，也见证了疾风骤雨般的认知撕裂。

这场“正名”究竟来源何处？追上她们的，真的是时代吗？

2005年是《鲁豫有约》的黄金时期，最多的时候，有三十多个电视台同时播放。但2010年以后，网络视频的浪潮到来，围绕鲁豫的声音开始变得刺耳。

翻车，始于2008年那期《留守儿童守望温暖》。小女孩说自己平时没有肉吃，鲁豫追问：“为什么不吃肉呢？肉很容易坏吗？还是别的原因？”

这段对话被截取、编辑，以各种形式在互联网上大量传播。在脱离语境、脱离整个节目的情况下，视频切片中的鲁豫被嘲不仅“何不食肉糜”，还“低情商”。

自那以后，鲁豫的形象凝固了，互联网的“健忘”在她身上失效。

十年间，她的各种采访片段被被掐头去尾地截取出来，成为了黑历史。那句常用的“真的吗？我不信”，则演变为一个“梗”，被做成表情包，游荡在调笑的语境中，似乎要将她钉在情商洼地的十字架上。

此后，网络对于她的否定是全方面的，从采访风格到身材外貌，连她的坐姿都能引来声势浩大的骂声——“翘二郎腿，太不尊重人了……女主持人怎么能这么坐！”

那些年中，否定这位“中国的奥普拉”成为了一种“互联网正确”。公众忙着玩梗，不会深究那些断章取义背后的提问逻辑——毕竟，“谁让她的话令我不舒服？”

转折发生在2022年。在《脱口秀大会》中，鲁豫作为“知识型领笑员”场，迎来第一次风评反转。

大众猛然发现，鲁豫不仅情商不低，还拥有极强的共情力，能兼顾深刻与有趣。次年，她的博客《岩中花述》羽翼丰满，成为最受瞩目的播客之一，许多人转变态度：原来鲁豫那么优秀，真实而且有力量。

从前那些“段子”的前因后果，也被逐渐补齐。人们开始看到，在“为什么不吃肉”的后面，还有一句引导式的追问。在她屡屡出击的低情商提问背后，是不动声色的尖锐。

鲁豫的专业能力实在无可置疑，二十年的《鲁豫有约》，上万个不同领域的嘉宾，却几乎没有补录过。

陈鲁豫一直是那个陈鲁豫，与其说是网络狂欢掩盖了她的能力，不如说是公众从来都不愿承认，鲁豫首先是一位采访者，然后才是一名女性。“令人舒服”，并不是她的工作。

社会为男女性设定了不同的行为脚本，男性被赋予展现权威与能力的期待，而女性则更常被规训去体现温暖与共情，爱丽丝·伊格利的性别角色理论给出这样的解释。

譬如，像Jeremy Paxman那样强硬、咄咄逼人的男性采访者，叱咤BBC多年，人们不会在其进攻时，将其定义为“低情商”。而身为女性的Oriana Fallaci，却因为采取“对抗性”的风格而受到额外的审视和批评。似乎人们并不真正指望女性能贡献观点与思考，她们只需要作为温柔的、包容的、“不占地方”的容器，优雅地承接待访者的光芒与话语即可。

这种社会角色冲突在女性进入需要展现权威的领域时，会更为尖锐——她们一旦展现出掌控力，便被视为“冒犯”。这所谓的礼仪之争，实际在潜移默化地建构、定义、固化了女性作为“辅助者”而非“主导者”的角色。

摒弃陈旧的价值尺度，采用平等的职业标准，普通女性才能在职场、在生活中获得同样的公平。

比起鲁豫的不动如山，柳岩的起点更低，成长也更曲折。

柳岩早期职业生涯的基调，由“性感”二字定格。2008年左右，随着她从主持人转型进入演艺圈，并频繁登上各类杂志封面和综艺节目，她“大胆”和“热辣”的形象被媒体集中放大。

在这一时期，大众的叙事中，柳岩被简化为一个“花瓶”。哪怕在春晚舞台，她依旧需要穿着护士服，作为那个单一的“性感符号”出现。

柳岩承认自己是个“机会主义者”，她不怕被骂，因为要赚钱养家。但令她窒息的是受困于被物化，比如那句“穿得性感不就是给人看的吗？能穿还不让人说”。

对于柳岩的凝视，在2016年达到了高点——著名的包贝尔婚礼“闹伴娘”事件。在婚礼上，作为伴娘的柳岩被几位男嘉宾抬起，险些被扔入水中。这一事件曝光后，柳岩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不得不含泪录制视频公开道歉，她作为受害者却被二次苛责。

“欣赏”与“凝视”的混淆，是普遍存在于公众认知中的逻辑谬误。欣赏是一种主观感受，它承认对象的主体和完整性。而凝视的核心则是“剥夺”，它否定了女性着装是为自己、为表达自我、或为职业角色的需要，而武断地将其解读为“只为了满足观看者的欲望”。

英国艺术批评家约翰·伯格在《Ways of Seeing》中说“凝视”快感中的原始愿望，将女性架上“被观看者”的地位，成为“客体”，而非复杂的人格体。人们习惯于用轻佻的目光去解读“柳岩们”，却鲜少有人愿意承认她们的能力与思考。她们全部被笼统概括为性符号，不再具有任何专业工作者的价值。

2019年，柳岩凭借在《受益人》中的表演，拿到了人生第一个影后“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此后，柳岩开始寻求更深层次的肯定。禁锢她的花瓶，开始破裂。

脱口秀舞台上哪怕其他男嘉宾还是肆意调侃柳岩的身材，说出“看剪影就知道是谁的女人”。柳岩也能抓住机会，不卑不亢地回怼：“我们每个女人都应该有权利决定自己的人生，不由他人来评说。”

人们终于开始读懂她，考古她视频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如梦初醒般发现，这些反抗与自觉，柳岩早已沉默地、身体力行地践行了多年。她不曾高声呐喊，却始终将努力与专业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原来早在十年前，她已经在聊反物化女性，“扮性感我不介意，但物化我我当然会介意”。她呼吁尊重，说出“在这个时代，我认为我不适合过度的性感，我不想再成为一个可以被任何人调戏的柳岩”。曾经那些刺耳的恶意，并未完全消失，但它们已被迟来的理解所淹没。越来越多的女性，从柳岩身上看到了某种共鸣——来自女性群体内部的联结与守望，令柳岩的故事，等来了温暖的旁白。

崔真理，她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崔雪莉，在2015年以前，她是典型的K-Pop偶像，清纯，甜美，严格地符合工业化的审美标准。

然而，2015年崔雪莉退出组合，从全民呵护的“清纯偶像”神坛主动出走，取而代之的，是大胆碰撞“规训”之墙的崔真理。

她开始了一系列在公众看来“出格”的、追求行动和言语上双重自我表达的行为，比如“No Bra”。她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未穿戴胸罩的照片，并公开为这种选择辩护，称其为“个人自由，穿与不穿都美”。这在当时立即引发了公众、尤其是韩国社会的激烈反弹。

公众拒绝将她的行为视为一种“女性身体自主”的宣言，而是将其解读为“哗众取宠”、“缺乏教养”，乃至更进一步“雪莉疯了”。

雪莉所遭遇的这种困境，深植于社会对“年轻女性”的微妙恶意和双重标准。

中国演员徐娇以二次元文化、汉服推广等鲜明的个人特色为大众所知，但在她试图表达自我感受时，也遭受了巨大的阻力。2024年1月，徐娇公开反驳制片人于正对其艺人“85斤才好看”的言论，质疑其过度追求瘦的审美；12月，她在长沙一餐厅劝阻男子室内吸烟反遭抢夺手机。明明只是在争取健康审美、维护公共规则，却陷入了“多管闲事”的规训与审判之中。

似乎无论是偶像，还是演员，只要年轻女性观点和自由选择有任何“出格”，就会被视为对既有秩序的挑衅。我们的社会鼓励一个女性完全清心寡欲的世界，她不能拥有欲望，不能是放肆，不能索取，最好具备完全的“松弛感”。当与男性竞争时，倘若一个女人伸出手的姿态不那么好看，试图挑战秩序，便可能被架上舆论的火刑柱。

2019年真理去世后，她生前所承受的网络暴力和舆论苛责，转化为了巨大的社会愧疚。许多人开始反思和悔恨自己对她自由表达的扼杀，以及对她个人困境的无视。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往往是残酷的：公众的宽容和理解，似乎总是在受害者用生命为代价离场后，才姗姗来迟。人们对雪莉的愧疚，是否仅仅是源于她“不在场”？如果她还在世，继续以更激烈、更年轻化的方式去挑战社会规范，人们又真的能够宽容以待吗？或许对一些人而言，一个逝去的、可供缅怀的“符号”，远比一个现实中挑战和冒犯规则的“主体”，要安全许多。

我想，真正的进步，需要发生在生者还在努力挣扎、发声的当下，而非在他们沉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