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穿着龙袍的老太太，一个穿着军装的大元帅，隔着生死和岁月，却做出了一个内核一模一样的盘算：江山可以丢，主权可以卖，但自己手里的那点权力，绝对不能让给自家人。

三十年，两个时代，一在北京，一在南京。

一个穿着龙袍的老太太，一个穿着军装的大元帅，隔着生死和岁月，却做出了一个内核一模一样的盘算：江山可以丢，主权可以卖，但自己手里的那点权力，绝对不能让给自家人。

这笔账，算得让人后背发凉。

1931年9月18号的沈阳，夜深得像一盆泼翻的墨。

南满铁路那边“轰”的一声，整个东北的天，就塌了下来。

这不是意外走火，是关东军早就写好了剧本，就等着按点开演。

炮弹跟不要钱似的砸向北大营，可守在那里的十几万中国兵，收到的命令却只有三个字：“别动手”。

于是，城门大开，国土沦丧。

一个晚上，几千万人就从有国的人，变成了没家的鬼。

这事儿憋屈，憋屈得让人想不通，自家的地盘上，凭什么让人这么随便地进进出出？

这背后，到底藏着个什么样的邪门逻辑？

想弄明白这事，得把时间的指针往回拨三十年，去紫禁城里，听听一个女人当年的心里话。

1901年的北京城，刚被八国联军踩踏得不成样子。

从西安一路逃难回来的慈禧太后，屁股还没坐稳，惊魂未定之余，脑子里却没想着怎么收拾这烂摊子，而是琢磨出了一套保住自己位置的“厚黑学”。

老太太给底下的大臣下一道谕旨，里头有句话，后来传得天下皆知：“宁与友邦，不予家奴。”

这话听着客气，叫人家“友邦”，自己人倒成了“家奴”，可里面的算计，那叫一个赤裸裸。

在慈禧的账本里，外头那些洋人，是“友邦”，是强盗，但也是可以谈生意的伙伴。

他们要钱要地，好说，用她的话讲，叫“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把国库里的东西拿出去，换他们点个头，承认她还是这大清国说了算的人。

可“家奴”就不一样了。

这“家奴”是谁？

是那些嚷嚷着要变法、要革命、要从她手里分权的自己人。

这些人要是得了势，那是要刨她的根，要让她彻底完蛋。

所以，国家的土地、银子、甚至老百姓的命，都可以拿去跟“友邦”做交易，唯独她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半点不能让“家奴”碰。

这套玩法，说白了，国家利益是次要的，保住自己这个小团体的权力才是头等大事。

这套逻辑就像一个阴魂，从紫禁城的深宫里飘出来，在中国上空盘旋了三十年，就等着找下一个能跟它对上眼的人。

三十年后，南京城里，它找到了。

时间到了民国，辫子剪了，皇上也没了，挂上了新旗子。

可有些当权者脑子里的那根弦，好像还是前清那根。

日本人的胃口越来越大，从东北到华北，一步步地蚕食。

整个国家就像个病人，眼看就要不行了。

这时候，南京国民政府的头号人物蒋介石，发现自己面临的处境，和三十年前的慈禧太后惊人地相似。

外头，是磨刀霍霍的日本人；里头，是在江西、在陕北，怎么也“剿”不干净的共产党。

在一次不对外的内部讲话里，蒋介石把自己的心事给捅破了。

他说，日本人打进来，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是亡国。

亡了国，我们还可以当亡国奴，起码人还在，还能喘口气。

可要是让共产党成了事，那我们这些人，恐怕连当奴隶的机会都没有了。

这话一出来，就让人闻到了一股熟悉的味道。

这不就是慈禧那套“家奴论”的民国翻版吗？

在他蒋介石的天平上，一边是民族的存亡，一边是自己阶级的存亡，他毫不犹豫地把砝码压在了后者。

在他看来，日本人进来，只是抢东西，是外部矛盾，是“皮肤之疾”。

大家都是有产的，总有得谈，总有妥协的余地。

而共产党搞的那一套，是要把整个社会结构掀个底朝天，要把他代表的地主、资本家阶层连根拔起。

这才是要命的事，是“心腹大患”。

这么一想，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就不难理解了。

这不光是个打仗的顺序问题，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执政思路。

具体怎么干呢？

第一，对日本人，能拖就拖，能让就让，省下力气来，关起门收拾共产党。

这叫“和外剿共”。

第二，日本人步步紧逼，打到家门口了，就对外说是“忍辱负重”，实际上就是不抵抗。

这叫“逆来顺受”。

第三，自己不使劲，总指望着国际社会。

盼着英国美国能出来说句公道话，主持一下正义，把日本给劝回去。

这叫“依赖外援”。

甚至，还有更绝的一招。

暗地里跟日本人递话，说你们别把我逼得太狠了，要是我垮了，共产党上来了，他们可比我难对付多了，到时候大家一起完蛋。

拿共产党当筹码，去跟侵略者讨价还价。

这种既软弱又自私的盘算，给1931年东北的悲剧，挖好了最深的坑。

当关东军的炮声响起时，不抵抗的命令，就是这套逻辑结出的最毒的果子。

国土丢了，人心散了，可总有不服气的人，总有清醒的脑子。

上海的亭子间里，有个写文章的鲁迅先生。

他拿起笔，就像拿起一把手术刀，在《申报》上发了篇杂文。

他没直接点名，而是把当时的掌权者跟两个人放在一起说事：一个是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另一个就是“安内攘外”的祖师奶奶慈禧。

鲁迅说，有些人把“安内攘外”这套把戏玩到了家，嘴上喊着抗日，实际上干的全是祸害自己人的事。

这篇文章写得太狠，太扎心，报纸的编辑黎烈文都吓了一跳，怕惹来大祸，偷偷把标题给换了才敢登出来。

在那个号称言论自由的年代，一篇文章的标题都能要人命。

另一个不服气的，是手里有枪的张学良。

当初“不抵抗”的命令，他是直接的执行者。

一夜之间，他从威风八面的“东北王”的儿子，变成了全国人民戳脊梁骨的“不抵抗将军”。

家没了，爹留下的地盘也没了，带着几十万东北军到处流浪，被人看不起。

这种从天上掉到地下的落差，加上国仇家恨，让他对蒋介石的那套“先安内”的说法，从一开始的服从，慢慢变成了怀疑，最后是彻底的失望。

被迫下野出国前，张学良去见蒋介石，临走时，他引用了美国总统林肯的一句话：“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这话里有话，像是在下战书。

他和他的东北军，心里那股要打回老家的火，已经快压不住了。

当文人的笔和军人的枪，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时，一场大风暴就在酝酿了。

1936年12月的西安，天冷得像冰窖。

蒋介石亲自飞到这里，不是来慰问将士，是来“督战”的。

他要逼着张学良和杨虎城，把枪口继续对准陕北的红军，把这“心腹大患”给彻底解决了。

他以为自己还是那个说一不二的委员长，可他等来的，不是前线的捷报，而是部下黑洞洞的枪口。

西安事变，就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总破产。

它用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给南京的那位当权者上了一课：当整个民族都快要亡了的时候，你还分什么“家奴”、“外人”，还想着先对付自己人，那不光老百姓不答应，就连你自己的队伍里，有血性的军人都不会答应。

就在这国家可能再次分裂的节骨眼上，刚刚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在陕北站稳脚跟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格局。

他们没有趁机报复，而是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到处奔走，劝说各方冷静，最终让这件事和平解决了。

这一下子，不仅避免了中国陷入更大规模的内战，更重要的是，它硬生生地扭转了历史的方向。

长达十年的内战停了下来，枪口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有了可能。

从紫禁城里那句阴冷的“不予家奴”，到南京城里那套自私的“安内策”，这条要命的逻辑链，最终在西安古城的枪声里，被彻底打断了。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回到南京，继续当他的领袖，但再也无法公开将剿共置于抗日之上。

发动兵谏的张学良，则从此失去了自由，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软禁生涯。

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唐德刚 撰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

鲁迅，《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从而又推定中国人之秀》, 原载1934年2月2日《申报·自由谈》（发表时标题被编辑黎烈文改为《“友邦”惊诧论》）。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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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招财寻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