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乱枪飞舞的战场上，中国老兵最喜欢瞄的，不是军官，也不是旗手，而是日本兵钢盔正当中那颗亮闪闪的红五角星。

大家伙儿都觉得，1937年那会儿，日本军队简直是不可战胜的。

飞机大炮军舰，样样都顶尖，打起仗来跟开了挂似的。

可有件事，听着跟讲笑话一样，却又实实在在发生过。

在乱枪飞舞的战场上，中国老兵最喜欢瞄的，不是军官，也不是旗手，而是日本兵钢盔正当中那颗亮闪闪的红五角星。

这玩意儿在几百米外，跟个活靶心没啥两样，一打一个准。

这颗星，成了揭开日军看似强大外表下，那一堆要命毛病的第一个线头。

这事儿得从根上说起，得说到日本陆军那帮当大官的。

1938年，在江西万家岭，日本第106师团的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快愁白了头。

他这支部队被中国军队团团围住，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这位老将军已经58岁，本来都退休回家抱孙子了，结果战争一打响，又被从家里拽了出来，塞给他一个新成立的师团。

他自己心里都犯嘀咕，这仗怎么打？

松浦淳六郎不是个例。

你翻开当时日本陆军的名单看看，清一色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将。

华北的寺内寿一58岁，华中的畑俊六也58岁，在上海搞出大事的松井石根更是快60了。

这帮人有个共同点，他们年轻的时候，正好赶上日俄战争，确实是上过战场、见过血的尉官。

可那之后，日本太平了三十多年。

这三十年里，他们没仗打，就只能在办公室里熬资历，一级一级往上爬。

仗怎么打，早就忘得差不多了，脑子里全是地图上的红蓝箭头，成了名副其实的“图上将军”。

他们对现代战争的理解，还停留在三十年前骑着马指挥一个小队的水平。

回头看中国这边，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从辛亥革命后就没消停过，军阀混战打了十几年。

这种环境，就跟养蛊一样，没本事的早就被淘汰了，能活下来当上将军的，个个都是人精，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实战派。

算算年纪，薛岳41岁，陈诚39岁，汤恩伯37岁，王耀武才31岁。

这是一帮正当壮年、脑子最灵光、精力最旺盛的“青年军官”。

所以，抗战初期，战场上出现了一幅特别拧巴的画面：一群在和平年代靠“论资排辈”上位的日本“办公室主任”，对上了一群在连年血战中靠“战功”杀出来的中国“一线经理”。

年龄上的差距是次要的，关键是带兵打仗的思维方式，差了整整一个时代。

中国将领指挥几万、十几万人的大兵团作战，跟家常便饭一样熟练。

而日本那帮老将军，让他指挥一个师团都手忙脚乱，因为他们一辈子指挥过的最大单位，可能就是日俄战争时手下的一个中队。

将领们的脑子转不过弯，底下的具体问题就更多了。

淞沪会战打完，日本第9师团回去一盘点，吓了一跳。

他们的伤亡率特别高，跟中国军队快打成一比一了。

更邪门的是，被打死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脑门中枪，子弹眼正好就在钢盔正中间那颗红星的位置。

起初他们还想不通，以为是巧合。

直到武汉会战，同样的现象再次大规模出现，日军高层才一拍大腿，明白了：那颗代表着“大日本帝国陆军”荣耀的红星，在中国士兵的步枪瞄准镜里，就是个最完美、最清晰的靶心。

你想想，对于那些在内战里练出来神枪手，什么三点一线、什么风偏、什么距离修正，都是基本功。

战场上一片混乱，人影晃动，想打中个移动目标不容易。

这时候，你脑袋上顶个明晃晃的红点，稳定还不反光，这不是上赶着给人当靶子吗？

中国老兵们当然不会客气。

就因为这个愚蠢的设计，成千上万的日本士兵，稀里糊涂地就送了命。

后来日军没办法，才下令把钢盔上的红星给涂掉或者干脆去掉。

一件小事，就看出来日本军工设计部门那帮人，有多么脱离实际。

他们只想着“荣耀”和“美观”，压根没想过这玩意儿在战场上会不会要了自己士兵的命。

所有这些毛病，不大不小的，到了万家岭这一仗，就像火山一样，集中爆发了。

松浦淳六郎的第106师团，从娘胎里就带着病。

它是个“特设师团”，说白了就是临时拼凑起来的。

师团的骨干军官，是些现役人员，可连长、排长、班长这些基层指挥员，大部分都是退役多年的预备役。

这些人可能昨天还是个开杂货铺的、卖豆腐的、或者在乡下种地的，十几年没摸过枪了，突然穿上军装让他们上战场带兵，他们自己都懵了。

指挥口令忘了，战术配合不会，怎么组织冲锋、怎么建立防御，一概不知。

更要命的是，当时冈村宁次急着要打通武汉，压根就没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觉得随便派支部队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第106师团连最基本的磨合训练都没有，就被火急火燎地送到了江西前线。

这么一支指挥系统不灵、上下级互相不认识、主将自己都觉得前途渺茫的部队，一头就扎进了“老虎仔”薛岳精心布置的那个大口袋里。

万家岭那地方，全是山，路又窄又烂。

日军那套“分进合击”的僵硬战术，在这种地形里根本施展不开。

中国军队的小部队忽东忽西，到处钻隙，把他们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像切豆腐一样。

第106师团的指挥彻底乱套了。

下面的排长、连长指挥不动，急得没办法，很多中佐、少佐级别的大队长，只能自己拎着指挥刀，带着勤务兵就往上冲。

这不是他们勇敢，纯粹是没办法，指挥链断了，只能靠军官的个人行为来维持局面。

结果就是，这些本来应该在后面指挥所里看地图的军官，一个个都成了前线的活靶子，伤亡特别惨重。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第106师团除了极少数人靠飞机救援和拼死突围跑掉之外，几乎被全歼。

这个消息传回日本，从上到下都傻眼了。

很快，第106师团这个番号就被撤销了，成了一个耻辱的代号。

跟它一块倒霉的，还有第101师团，因为行动磨磨蹭蹭，被自己人起了个外号叫“东京蜗牛”。

说到这儿，问题就来了。

既然日军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为啥抗战头几年，中国军队还是败多胜少，打得那么惨？

答案就两个字：家底。

装备差距实在太大了。

在上海，桂军最精锐的部队在大场跟日军死磕，最后伤亡过半，把他们打垮的不是对面日本兵的步枪，而是黄浦江上日本军舰那碗口粗的大炮，还有天上没完没了扔炸弹的飞机。

日本一个师团，自己就带着一个炮兵联队，几十门大口径火炮。

而中国军队这边，一个集团军能有一个炮兵营就不错了，这十几门炮还宝贝得不得了，没有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谁也不敢轻易动用。

这就是一场农业国和工业国的硬碰硬。

中国士兵的单兵素质再高，枪法再准，意志再顽强，也挡不住钢铁风暴。

我们的士兵拿着打一枪要拉一下枪栓的“汉阳造”，对面是机枪、掷弹筒、重炮和飞机组成的火网。

日本兵可能训练不足，但他扣一下扳机，背后是整个国家的工业体系在支撑。

但是，装备好不代表脑子好。

日军高层以为靠着这点家底，就能像他们计划的那样，“三个月灭亡中国”。

结果在上海打了三个月，在徐州又被拖住，到了武汉，更是被耗得精疲力尽。

中国用广阔的土地拖住了他们，把他们的坦克、汽车拖进了南方纵横交错的水网和山地里，让他们的优势发挥不出来。

万家岭的惨败，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醒了那些沉浸在“皇军无敌”美梦里的日本人。

他们终于开始明白，眼前这个对手，虽然穷，虽然弱，但骨头硬得很，也聪明得很。

战争的走向，从来不是只看谁的武器更厉害。

万家岭一战后，第106师团的番号被从日本陆军的战斗序列中永远抹去。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被解职，遣送回国，从此再未被启用。

参考资料：

张洪涛. (2005). 《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团结出版社.

Hata, I., & Sharman, C. (1976). Japanese Army in World War II: The Southern Front. Motorbooks International.

Dorn, F. (1974).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41: From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 Macmillan.

马场ICEF治. (1975). 《支那事変陸戦史》. 図書出版社. (日文原版资料，记录了日军视角的中国事变陆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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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善良说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