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群憋着劲儿的年轻人,扛着锄头铁锹,奔着安仁镇郊外的一座大坟就去了。
这事儿得从1958年的四川大邑县说起。
那年头,火气大,人心也热。
一群憋着劲儿的年轻人,扛着锄头铁锹,奔着安仁镇郊外的一座大坟就去了。
那坟修得跟个小宫殿似的,墓碑上刻着“刘文彩”三个字,搁在当时,这名字就跟根钉子一样,扎在不少人的心口上。
可就在这群情激奋的人堆里,有个干瘦的老头儿,叫刘清山,成分是贫农,却张开俩胳膊,跟老母鸡护崽子似的,死活拦在坟前头。
他嗓子都喊哑了:“动不得,动不得啊!
人死了就了啦,不能刨人家的坟啊!”
那声音,在震天的口号里,就跟风里的一片破纸,一晃就没了。
这就怪了,一个穷了一辈子的庄稼汉,本该是把地主恨到骨头缝里的人,怎么反倒拿命去护着一个出了名的大恶霸的坟?
这俩人,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中间到底藏着什么外人不知道的道道?
谁也说不清。
只知道四天后,刘文彩的坟被夷为平地,刘清山被人发现,硬邦邦地死在了自己家里。
他的死,给这桩怪事画了个句号,也把一段埋在土里的旧事给翻了出来。
要讲明白刘清山为啥这么干,就得先倒回去几十年,看看刘文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可不是电影里那种戴个瓜皮帽、捏着俩核桃、只会收租子的普通地主。
这家伙,是手里攥着枪杆子和官印的军阀。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川,那叫一个乱。
今天你打我,明天他打你,枪声就没停过。
刘文彩就生在这乱世里,他老家是大邑县安仁镇。
他能发迹,靠的是他亲弟弟刘文辉。
刘文辉在川军里当旅长,是个有兵权的人物。
靠着这层关系,刘文彩从一个乡下混日子的,一转眼就成了川南一带说一不二的“土皇帝”。
他身上的官衔多得吓人,“四川烟酒公司宜宾分局局长”、“叙南清乡中将司令”,听着都挺唬人,其实干的都是一件事——捞钱,往死里捞。
那几年,他在宜宾一带的所作所为,当地老百姓提起来都打哆嗦。
他定的那些税,五花八门,你想都想不到。
种地要交“锄头捐”,家里来客要交“花捐”,连上茅房都得交“厕所捐”,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跟下地狱没两样。
更狠的还在后头。
为了赚大钱,他逼着农民把地里的粮食全铲了,改种大烟,也就是罂粟。
好好的良田,不长庄稼,长出了一片片要人命的“恶之花”。
农民们不光要累死累活地种,种出来还得交“烟苗税”、“烟土税”,一层层地刮。
谁要是不听话,不想种这害人的东西,行,那就给你定个“懒税”,罚得你倾家荡产。
这就是逼良为娼,你要么跟着他干坏事,要么就等着饿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927年,有个叫徐经邦的共产党员,带着快六千农民起来反抗,结果呢?
刘文彩直接派兵镇压,徐经邦当场就被打死了。
第二年,又有个叫刘筱文的,也是共产党的干部,组织大家伙儿斗争,下场一样,被刘文彩手下的特务暗杀了。
最血腥的一件事,是1931年的“五人堆”事件。
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在宜宾一个茶馆里头开秘密会议,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
刘文彩带着他手下的特务队,跟一群饿狼似的把茶馆围了个水泄不通。
除了一个同志侥幸跑了,剩下的五个领导全被抓了。
严刑拷打之后,五个人全被秘密处决,尸体就那么并排埋在一个坑里。
这事儿在当时震动了整个四川,成了刘文彩手上洗不掉的血债。
可以说,他后来回到安仁镇当地主,那已经是“金盆洗手”了。
在这之前,他就是个穿着官服的土匪头子,他金山银山的家产,每一块钱都沾着老百姓的血和泪。
到了1932年,他弟弟刘文辉在军阀混战里头吃了败仗,失了势。
刘文彩的官也当到头了,只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人。
他带着在川南搜刮来的近百万大洋和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回了老家安仁镇。
“老虎”下了山,回了林子,可吃人的本性改不了。
只不过,他换了个法子,不再那么明火执仗,变得更阴,也更会装了。
他不再是那个手握兵权的司令官,而是摇身一变,成了个拥有万亩良田的大地主。
为了兼并土地,他的手段是又黑又损。
那些没人种的荒地,他大笔一挥,就成了他家的“野田”。
那些有主的好地,他要么派人堵住水源,让你地里颗粒无收,要么就找茬打官司,用官府压你,逼得你不得不把地“卖”给他。
他家的田产,就是这么一点点“长”出来的。
对给他种地的佃户,那就更狠了。
那个臭名昭著的“水牢”,就是他这时候弄出来的。
有个女佃户,刚生完孩子三天,实在交不起租子,被他手下的人拖走,关在又冷又湿的水牢里,足足泡了七天七夜。
这种事,只有没人性的畜生才干得出来。
可怪就怪在,也正是这个时候,刘文彩开始演戏了,演一个“大善人”。
他不像在宜宾时那样,见谁都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
他对某些佃户,还挺“和气”。
有的人交不起租,他手一挥,说可以缓一缓,甚至免了。
哪家日子过得实在太难了,他还会派人送点米面过去。
更绝的是,他还自己掏钱,修了一所“文彩中学”,在当时那可是方圆百里最好的学校。
这么一来,好多没见识过他在宜宾杀人放火的老百姓,还有那些得了他一丁点小恩小惠的人,就真把他当成乐善好施的大善人了。
一面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一面是热心教育的乡绅,这反差也太大了。
其实这正是刘文彩最精明的地方。
他把从千万人身上榨出来的血汗钱,拿出一小部分,给自己买名声,收买人心。
这层“善人”的外皮,比他当年的司令官袍子还好用。
刘清山,就是被这层外皮给彻底蒙蔽,最后连命都搭进去的人。
刘清山这人,命苦。
从小爹妈死得早,成了孤儿,跟刘文彩的五姨太沾着点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关系。
在那个年代,他这样无依无靠的人,下场基本都一样,不是饿死就是病死。
他的世界里,除了黑,还是黑。
就在他快要活不下去的时候,刘文彩通过五姨太知道了有这么个穷亲戚。
刘文彩没多说什么,就让人给了刘清山几亩地,一间能遮风挡雨的破屋子。
这对刘清山来说,不亚于救了他一条命。
一个一辈子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的人,突然有了自己的地,自己的房子,那感觉,就像是重新活了一回。
刘文彩给他的,不光是吃的住的,更是一种被当人看的“体面”。
这份恩情,就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把他和刘文彩死死地捆在了一起。
在他心里,刘文彩不是什么恶霸地主,是他的大恩人,是救世主。
他发誓,这辈子做牛做马也要报答。
1949年秋天,天快亮了,刘文彩也快不行了,得了肺病,眼看就要灯尽油枯。
他临死前,给自己找了块风水宝地,叫“独虎挂印”,修了一座极其豪华的坟墓。
他还给自己挑了三个守墓人,刘清山就是其中最铁心的一个。
在刘文彩的病床前,刘清山磕头发誓,一定会替他守好坟,守到自己死的那一天。
这个誓言,就成了他后半辈子的卖身契。
新中国一成立,刘文彩这种人的罪恶被彻底清算。
他的桩桩件件丑事被揭发出来,老百姓的怒火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当年另外两个守墓人,一个病死,一个老死,就剩下刘清山一个人,还像个木头桩子似的,天天守着那座坟,一守就是将近十年。
在他眼里,坟里躺着的不是人人喊打的“刘老虎”,是让他活下来,活得像个人的“刘善人”。
他的世界太小了,小到只装得下那几亩地、一间房的恩情;他的道理太简单了,简单到只认“谁给我饭吃,谁就是好人”这个死理。
他听不懂别人说的那些血海深仇,因为他自己就是那张伪善面具下的“受益人”。
所以,当1958年那群愤怒的人们冲过来的时候,刘清山的天塌了。
他拼了命地去拦,他守的不是一堆白骨,是他这辈子唯一的信念和承诺。
当锄头挖开坟墓,刘文彩的尸骨被扔到荒郊野外的时候,被一起埋掉的,还有刘清山的整个精神世界。
四天后他死了,这事不离奇。
那是一种信念被活活刨掉之后,人从里到外的枯萎。
他的悲剧在于,他把个人的小恩小惠,看得比天还大,却看不见那恩人华丽袍子底下,藏着多少人的血和泪。
刘文彩的白骨被扔进了荒草地里,再也没人找得到。
刘清山的坟,就在不远处一个不起眼的土坡上,没过几年,也平了。
参考文献: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共四川地方史》第一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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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儒雅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