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69年的冬天，记忆已经像被冻住的窗花，只剩下一些尖锐的碎片。

1969年的冬天，记忆已经像被冻住的窗花，只剩下一些尖锐的碎片。

碎片里，总有我父亲的背影。

宽阔，沉默，像我们家院子里那堵老墙。

那天，天还没亮透，院子里就站满了人。

不是串门的邻居，而是一些穿着一样颜色衣服，表情也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陌生人。

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很硬，砸在清晨的冷空气里，邦邦作响。

我躲在门后，攥着我娘的衣角，偷偷往外看。

我爹就站在院子中央。

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背挺得笔直。

他没看那些人，也没看我娘和我。

他的脚边，放着一个半人高的白杨树苗，根部裹着湿润的泥土。

一个陌生人念着一张纸，纸上的字我一个都不认识，但那些词从他嘴里蹦出来，就变得很吓人。

“下放”、“农场”、“改造”。

我听不懂，但我能感觉到，我娘握着我的手，在抖。

念完纸，那人问我爹：“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我爹沉默了很久，久到院子里的空气都快凝固了。

然后，他弯下腰，拿起院角的铁锹，在院子西侧，挖了一个坑。

所有人都看着他，不明白他要干什么。

他把那棵白杨树苗，小心翼翼地放进坑里，一下一下，把土填回去，踩实。

冬天的土地硬得像石头，他每一下，都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做完这一切，他直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

他终于回头，看了我娘一眼，又看了我一眼。

他的眼神很深，像村口那口老井，我看不懂里面有什么。

他对我说，声音有些沙哑：“小远，记着爹的话。”

我点点头。

“从明天起，每天中午，太阳最高的时候，你来看这棵树。”

他又说。

“看它的影子。”

我懵懵懂懂地看着他，又看看那棵光秃秃的小树苗。

一根小棍子，能有什么影子？

“看它的影子，干啥？”我忍不住问。

我爹的嘴角，似乎牵动了一下，像一个没能成形的微笑。

他说：“你看着，就知道了。”

说完，他拎起一个早就收拾好的旧帆布包，跟着那些人，走出了院门。

大门“吱呀”一声关上，然后是落锁的声音。

“哐当。”

一声，把我们家和外面的世界，隔成了两半。

我娘再也忍不住，瘫坐在地上，发出压抑的哭声。

我没哭。

我只是跑到那棵小树苗跟前，盯着它看。

光秃秃的树干，在灰白色的天光下，投下一道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线。

这就是我爹留给我的，最后的话。

看它的影子。

我爹走了以后，家就变了。

变得特别安静，也特别冷清。

以前总来串门的叔叔阿姨，现在都绕着我们家走。

偶尔在巷子里碰上，他们也只是匆匆点个头，眼神躲躲闪闪，好像我们家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我娘的话，也变得很少。

她白天去生产队上工，晚上回来就坐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一坐就是半宿。

灯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墙上，一动不动。

有时候，我半夜醒来，还能听见她轻轻的叹气声。

我成了村里孩子王欺负的对象。

他们朝我扔石子，骂我是“小改造犯”。

我跟他们打架，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我娘也不骂我。

她只是拿热毛巾给我敷脸，一边敷，一边掉眼泪。

她说：“小远，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咱不惹事。”

我憋着一肚子火，说不出话。

但我记得我爹的话。

每天中午，只要出了太阳，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看那棵树的影子。

第一年，那棵树没怎么长，影子也还是细细的一根线。

中午的太阳直直地照下来，影子就缩在树根底下，短短的一小截。

我看不出什么名堂。

日复一日，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村里的孩子趴在我家墙头，朝我做鬼脸。

“傻子陈远，看棍子呢！”

我捡起石子扔过去，他们就笑着跑散了。

我跑去问我娘：“娘，爹到底让我看啥？”

我娘正在搓着一盆衣服，满是裂口的手泡在冰冷的水里，又红又肿。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你爹让你看，你就看。总有他的道理。”

她的眼神，和我爹临走时一样。

深，且坚定。

好吧。

看就看。

就当是，我替我爹，守着这棵树。

春天，小树苗发了芽，抽出几片嫩绿的叶子。

夏天，叶子长大了，影子的顶端，就多了一小撮模糊的墨迹。

秋天，叶子变黄，风一吹，哗啦啦地响，影子也跟着在地上晃。

冬天，叶子掉光，又变回一根光秃秃的棍子。

一年又一年。

树在长高，在变粗。

我也在长大。

我开始上学，认识了很多字。

我爹偶尔会来信，信很短，都是报平安。

“一切安好，勿念。”

信的末尾，总会有一句：“树还好吗？”

我回信，告诉他，树长高了，长粗了，叶子很绿。

我没告诉他，我还在看那道影子。

因为我还是没看懂。

那道影子，随着树的成长，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

它像一个沉默的巨人，每天准时出现在院子里，从东到西，缓缓地移动。

我摸清了它的规律。

夏至那天，中午的影子最短。

冬至那天，中午的影子最长。

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日晷，精准地刻画着时间的流逝。

可这，就是我爹想让我知道的全部吗？

我不信。

我总觉得，这里面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

我升上初中的那年，个子已经蹿得很高。

那棵白杨树，也已经长得比我家的屋顶还高了。

夏天的时候，它撑开巨大的树冠，像一把绿色的巨伞，把大半个院子都遮住了。

我娘最喜欢在树下乘凉，做针线活。

她说：“这树，真好。像你爹一样，护着这个家。”

我看着那片浓密的树荫，心里却越来越焦躁。

十年了。

整整十年。

我看了十年的影子。

除了看着它从一条线变成一片，从小变到大，我一无所获。

我爹的信，依旧是那几句干巴巴的话。

我开始怀疑。

怀疑我爹是不是在耍我？

或者，这只是他为了让我有个念想，随口说的一句话？

我甚至开始有点恨那棵树。

它那么茁壮，那么枝繁叶茂，而我爹，却还在那么远的地方“改造”。

凭什么？

那天下午，我又和邻居家的孩子打了一架。

因为他又骂我爹是“臭老九”。

我把他按在地上，一拳一拳地砸，直到他哭着求饶。

我满身是泥地回到家，我娘正在树下洗菜。

她看到我脸上的伤，手里的青菜掉了一地。

“你这孩子！怎么又打架！”

她第一次对我发了火，声音都在抖。

“他们骂我爹！”我红着眼睛冲她吼。

“骂就骂！嘴长在别人身上！你爹不在家，你就不能让娘省点心吗！”

“我不想让他省心！我想让他回来！”

我指着那棵树，积压了十年的委屈和愤怒，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

“十年了！就为了这棵破树！一句破话！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了什么！”

“他到底想让我看什么！看它怎么越长越大，看我们家怎么越来越破吗！”

我吼完，院子里一片死寂。

只剩下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

我娘愣住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慢慢蓄满了泪水。

她没说话，只是转身走进屋里。

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把生了锈的斧子，走了出来。

她走到树下，举起斧子，朝着树干，狠狠地砍了下去。

“铛！”

一声巨响。

树干上，只留下了一道浅浅的白印。

我娘的手，被震得虎口发麻，斧子掉在了地上。

她靠着树，顺着树干，缓缓滑坐下去，终于嚎啕大哭。

“我何尝不想他回来……我做梦都想啊……”

“可这树，是你爹的念想，是他的根啊……”

“砍了它，他的魂就回不来了……”

我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娘，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扎了一下。

我走过去，抱住她。

“娘，不砍了，不砍了……”

“我不问了，再也不问了……”

那一刻，我好像忽然长大了。

我明白了，这棵树，这道影子，对我爹，对我娘，对我这个家，意味着什么。

它不仅仅是一个谜。

它是一种等待。

一种坚守。

一种沉默的，却无比强大的力量。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提过那个问题。

我依旧每天看那道影子。

但我的心态，变了。

我不再急于寻找答案。

我只是看着它，感受着它的存在。

我开始观察得更仔细。

我发现，冬至那天，正午时分，那道长长的影子，它的顶端，会不偏不倚地，正好落在西边那堵老墙的墙角。

一个非常具体的位置。

年年如此，分毫不差。

像一个精准的标记。

我走到那个墙角，用手敲了敲。

是实心的。

我又用铁锹往下挖，挖了半米深，除了石头就是泥土。

什么都没有。

难道，是我想多了？

这个发现，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我心里，泛起一圈圈涟漪。

但我没有再深究。

我告诉自己，等。

就像这棵树一样，耐心地等。

1979年，我考上了县里的高中，要住校。

临走前，我娘拉着我的手，嘱咐了半天。

最后，她说：“小远，家里的树，娘会替你看着的。”

我点点头，眼圈有点发热。

高中的生活很紧张，我只有周末才能回家。

每次回来，第一件事，就是去院子里，看看那棵树。

它又长高了不少，树干已经要我伸开双臂才能勉强抱住。

一个周六的下午，我正在院子里看书，邮递员送来一封信。

是我爹的信。

我拆开信，信纸上，还是那熟悉的，简短的几句话。

但这一次，多了一句。

“冬至，西墙角，三尺三。”

我的心，猛地一跳。

冬至！西墙角！

和我多年的观察，不谋而合！

三尺三？

三尺三是什么意思？

离墙角三尺三？还是往下挖三尺三？

我拿着信，手心都在出汗。

我娘凑过来看，她不识字，问我：“你爹说啥了？”

我把信上的话念给她听。

我娘也愣住了。

她喃喃地说：“冬至……西墙角……三尺三……”

我们俩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激动和不解。

离冬至，还有一个多月。

那一个多月，我过得坐立不安。

我每个周末都跑回家，在那个墙角转悠，想象着底下到底藏着什么。

是爹偷偷藏起来的钱？还是什么重要的物件？

终于，等到了冬至那天。

那天，天出奇地好，阳光灿烂。

我特意跟学校请了假，一大早就守在院子里。

我看着太阳一点点升高，看着树的影子一点点缩短，再一点点拉长。

正午十二点。

那道清晰的影子，像一把巨大的标尺，顶端再次精准地，落在了西墙角。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卷尺，从墙角开始量。

往上，三尺三寸。

我伸出手，在那块青砖上，用力地敲了敲。

“叩叩叩。”

声音，和其他地方不一样。

是空的！

我的心跳，瞬间加速，快要从嗓子眼跳出来。

我找来一把小锤子和凿子，小心翼翼地，沿着砖缝，一点点地凿。

我娘在一旁紧张地看着，大气都不敢出。

凿开一圈，我用手一抠，那块青砖，松动了。

我把它拿下来，里面是一个黑乎乎的洞。

我把手伸进去，摸到了一个冰凉的，方方正正的铁盒子。

我把它拿出来，是一个上了锁的，已经锈迹斑斑的饼干盒。

盒子很沉。

我晃了晃，里面发出“哗啦哗啦”的声音。

“是钱！”我娘惊喜地叫出声。

我也很激动。

可是，锁住了，没有钥匙。

我找来斧子，对着锁头，狠狠地砸了下去。

“哐”的一声，锁开了。

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盒子。

没有钱。

里面，是一沓沓用油布包得整整齐齐的书和手稿。

最上面，是一本厚厚的，深蓝色封皮的日记。

我翻开日记。

扉页上，是我爹那熟悉的，刚劲有力的字。

“赠吾儿陈远，愿你理解时间的重量，和知识的光芒。”

我愣住了。

我继续往下翻。

日记里，记录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密密麻麻的公式，图纸，和一些我看不懂的符号。

有关于水利工程的，有关于机械构造的，还有一些，似乎是关于天文的。

那些手稿，更是详细地阐述着一个个复杂的理论。

字里行间，我能看到一个我从未认识过的父亲。

一个博学的，严谨的，对世界充满好奇和热情的学者。

而不是那个沉默寡言，只知道种地的“改造犯”。

在日记的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段话。

“吾将远行，前途未卜。此生所学，恐付东流。遂藏于此，以待天明。”

“树影为尺，时间为锁。唯有耐心与坚守者，方能解此谜题。”

“小远，当你看到这些时，你已长大。爹希望你明白，比黄金更宝贵的，是知识。比权力更长久的，是真理。”

“守护它们，传承它们。这，就是爹对你最大的期望。”

我拿着那本日记，眼泪，终于忍不住，夺眶而出。

十年。

我看了十年的影子。

我爹用这十年，用一棵树，一道光，教会了我什么叫“等待”。

他用这种最笨拙，也最浪漫的方式，为我上了一堂关于时间，关于坚守，关于信念的课。

他藏起来的，不是金银财宝。

是他毕生的心血，是一个知识分子，在那个疯狂的年代，所能为真理和文明，做出的最悲壮的守护。

我娘也看懂了。

她抚摸着那些泛黄的书页，泪如雨下。

“你爹他……他没忘……”

“他心里……都记着呢……”

那天下午，我和我娘，在树下坐了很久。

我们没再说话。

但我们都知道，这个家，从今天起，不一样了。

那棵白杨树，依旧在风中“沙沙”作响。

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点，落在那些书稿上。

像一点点，不灭的星光。

从那以后，我学习得更加刻苦。

我把物理和数学，当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因为我知道，那是离我爹的世界，最近的路。

我把那些书稿，小心翼翼地重新包好，藏回了那个铁盒里。

我知道，现在还不是“天明”的时候。

我需要做的，还是等。

1982年，我考上了大学。

是省城的重点大学，物理系。

我们全村，都轰动了。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

去上学那天，村里人敲锣打鼓地送我。

那些曾经骂我“小改造犯”的人，如今都堆着笑脸，说我是“文曲星下凡”。

我娘笑得合不拢嘴，眼角却都是泪。

我知道，她等这一天，也等了太久。

大学的生活，像一扇新世界的大门。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知识。

图书馆成了我最常去的地方。

我常常会想起我爹的那些手稿。

我开始尝试着去理解他研究的那些东西。

我发现，我爹的很多理论，在当时，都是非常超前的。

尤其是在水利和天文方面，他的一些构想，即便是在八十年代的大学课堂上，也闻所未闻。

他是一个天才。

一个被时代耽误了的天才。

我越是了解，就越是心痛。

也越是坚定了我守护这些知识的决心。

大二那年，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传回了家。

我爹，平反了。

他可以回家了。

接到电报那天，我娘在电话里哭得说不出话。

我连夜请假，坐上了回家的火车。

当我赶到家时，我爹已经回来了。

他坐在院子里那棵白杨树下的小板凳上，就是我小时候坐的那个。

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头发已经花白。

人瘦了，也黑了，背也有些驼了。

十四年。

岁月在他身上，刻下了太多痕logo。

他看到我，站起身，朝我笑了笑。

还是那种，有些不自然的，牵强的微笑。

“回来了？”他说。

“嗯，回来了。”我应着，鼻子一酸。

千言万语，堵在喉咙口，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娘在一旁，已经哭成了泪人。

那天晚上，我娘做了一大桌子菜。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又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饭桌上，谁也没提那十四年的事。

我们就说着一些家常。

我说学校的趣事，我娘说村里的变化。

我爹话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在听。

偶尔，他会点点头，或者，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他的眼神，不再像以前那么深不可测。

变得温和，甚至有些怯生生的。

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永远地改变了。

吃完饭，我把我爹拉到我的房间。

我从床底下，把那个铁盒子，抱了出来。

我当着他的面，打开。

“爹，它们都还在。”

我爹看着那些他亲手写下的手稿，伸出手，想要去触摸，却又停在了半空中。

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他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光。

那是一种，被理解，被肯定的光。

“好孩子。”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哽咽，“爹……没看错你。”

从那以后，我爹变了。

他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他会跟我讨论物理学上的难题，会给我讲他年轻时在大学里做的那些实验。

他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对知识的热情。

我们爷俩，常常在院子里，一聊就是大半夜。

头顶是璀璨的星空，身边是那棵亭亭如盖的白杨树。

我感觉，那个真正的父亲，我只在日记里见过的父亲，终于回来了。

县里给他安排了工作，在县志办，做一些整理资料的闲职。

他不挑，每天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准时上下班。

他把那些手稿，也都带到了办公室。

一有空，他就重新整理，演算。

他说，很多东西，都过时了。

但有些基础的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他想把它们整理出来，留给需要的人。

他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

那十四年的劳累和折磨，早已透支了他的生命。

他开始频繁地咳嗽，走路也变得越来越慢。

我大学毕业后，没有留在省城。

我回到了县里，在县一中，当了一名物理老师。

我想多陪陪他。

我想把我们失去的那些时光，一点点补回来。

我常常在课堂上，把我爹的一些理论，用最简单的方式，讲给我的学生听。

我告诉他们，知识是有力量的，是可以穿越时空的。

我看着那些孩子们，在下面似懂非懂，却又充满好奇的眼睛。

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也看到了我爹，最大的期望。

1995年，秋天。

白杨树的叶子，黄得像金子。

风一吹，满院子都是飞舞的金色蝴蝶。

我爹的身体，彻底垮了。

他在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

最后那几天，他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只是睁着眼睛，看着窗外。

我知道，他在看家的方向。

他在看院子里，那棵他亲手种下的树。

他走的那天，是一个晴朗的午后。

他忽然有了精神，拉着我的手，指了指窗外。

我把他扶起来，让他靠在窗边。

阳光照在他苍白的脸上，很温暖。

他看着远方，嘴角，露出了一个真正的，舒展的微笑。

“树……真好看……”

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我爹的葬礼，很简单。

按照他的遗愿，我们没有收任何人的礼金。

只是把他安葬在了村子后面的那片山坡上。

从那里，可以远远地看到我们家的院子。

看到那棵，高大的白杨树。

办完丧事，我整理他的遗物。

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我发现了一摞信。

是他写给一个叫“周文清”的人的。

信，都没有寄出去。

我拆开一封。

信里，我爹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热切的，甚至有些孩子气的语气，和一个老朋友，讨论着一个天文学的猜想。

“文清吾兄，关于‘脉冲星自转减慢率’之猜想，弟近日又得一新证……”

信的落款，是八十年代末。

周文清？

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听过。

我想起来了，在我爹的日记里，这个名字出现过很多次。

他们是大学同学，是最好的朋友。

也是因为一些所谓的“学术问题”，一起被打倒的。

我爹被下放到了我们这里，而周文清，听说被下放到了更远，更苦的西北。

从此，杳无音信。

原来，这么多年，我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他。

他一直在用这种方式，和他的挚友，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学术对话。

我把那些信，一封封地看完。

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视线。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找到周文清。

我要替我爹，把这些信，送到他手上。

我要告诉他，他的朋友，从来没有忘记过他。

我开始打听周文清的下落。

我给我爹的母校写信，去档案馆查资料。

过程很艰难，很多线索，都断了。

但我没有放弃。

这成了我除了看那道影子之外，生命里，第二个执念。

两年后，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消息。

周文清教授，在甘肃的一所大学里任教。

他也平反了，并且，成了国内天体物理学领域的权威专家。

我拿着那个地址，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坐上了去往西北的火车。

火车“哐当哐当”地，走了两天两夜。

当我站在那所大学的物理系办公室门口时，我的心，跳得比当年挖出那个铁盒子时，还要厉害。

我敲了敲门。

“请进。”

一个苍老，但中气十足的声音传来。

我推开门，看到了一个和我爹年纪相仿，戴着厚厚眼镜，精神矍铄的老人。

他就是周文清。

我说明了我的来意，并且，把那个装满了信的包裹，递给了他。

他愣住了。

他接过包裹，看着信封上那熟悉的字迹，手，开始不受控制地颤抖。

他拆开一封，又一封。

他看得那么慢，那么仔细。

办公室里，安静得只能听到纸张翻动的声音。

不知道过了多久，他抬起头。

已是，老泪纵横。

“陈兄……”

他哽咽着，只叫出了这两个字，就再也说不下去。

他摘下眼镜，用手背，一遍遍地擦着眼睛。

“他……他还好吗？”他问我。

我摇了摇头。

“我爹，三年前，已经过世了。”

周教授的身体，晃了一下。

他跌坐在椅子上，目光空洞地，看着窗外。

“这个老家伙……到最后……也不肯来见我一面……”

那天，周教授跟我聊了很久很久。

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我爹年轻时的故事。

讲他们如何在防空洞里，借着蜡烛的光，演算公式。

讲他们如何为了一个学术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几天不说话。

讲他们如何约定，要一起，揭开宇宙更多的奥秘。

他说：“你爹，是真正的学者。他的才华，远在我之上。如果不是那十年……他的成就，不可限量。”

“他这一生，太苦了。”

临走前，周教授把那些信，小心翼翼地收好。

他对我说：“小陈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替你父亲，走完了这最后一程。”

“不。”我说，“是我爹，他用一生，教会了我，什么叫信守。”

回到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我爹的墓前。

我把和周教授见面的事，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他。

“爹，您的信，送到了。周伯伯他，都收到了。”

“您和他的约定，没有断。”

风吹过山坡，发出“呜呜”的声响。

像是在回应我。

日子，又恢复了平静。

我继续当我的物理老师。

我娘的身体还很硬朗，每天在院子里种菜，养鸡。

那棵白杨树，已经长成了村里的地标。

夏天，全村的孩子都喜欢到我们家院子里来，在树下写作业，玩游戏。

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我常常会想，我爹留给我的，到底是什么？

是一箱珍贵的手稿？

是一个关于等待和坚守的故事？

还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对知识的敬畏，和对真理的追求？

我想，都是。

2015年，我们县要搞旧城改造。

我们家那个老院子，被划入了拆迁范围。

消息传来，我娘整宿整宿地睡不着。

她最舍不得的，就是那棵树。

“这树，是你爹的命根子啊……怎么能说砍就砍了呢？”

我也舍不得。

那棵树，承载了我整个童年和青春。

承载了我们一家三口，最艰难，也最珍贵的记忆。

我去找了拆迁办，找了县领导。

我跟他们讲了这棵树的故事。

讲了我爹，和那个长达十年的，关于影子的约定。

很多人，都被感动了。

最后，县里特批。

我们家的老宅可以拆，但那棵树，必须保留。

并且，要以它为中心，建一个小小的，街心公园。

公园的名字，就叫“陈杨公园”。

拆迁那天，我和我娘，站在院子外面，看着推土机把老墙，把老屋，一点点推倒。

我娘哭得像个孩子。

我抱着她，轻声安慰。

只有那棵白杨树，依旧矗立在废墟之上。

它高大，挺拔，像一个沉默的巨人，守护着这片土地。

新的楼房，很快就建起来了。

我和我娘，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家。

从我家的阳台上，正好可以看到那个小公园。

看到那棵，我们的白杨树。

每天，都有很多人在公园里散步，下棋，跳舞。

孩子们在树下追逐嬉戏。

没有人知道，这棵树的影子下面，曾经藏着一个多大的秘密。

但他们都知道，这是一棵有故事的树。

去年，我整理旧物时，无意中翻出了我小时候的作文本。

其中有一篇，题目是，《我的父亲》。

我用稚嫩的笔迹，写道：

“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他每天在很远的地方改造。他让我看一棵树的影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很想他。”

如今，我早已知道答案。

我的父亲，他不是农民。

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思想者，一个在黑暗中，为我们守护火种的人。

他留给我的，是比任何财富都更宝贵的精神遗产。

今天，又是一个冬至。

阳光暖暖地照着。

我泡了一壶茶，坐在阳台上，看着远处那棵白杨树。

它的叶子早已掉光，只剩下遒劲的枝干，直指苍穹。

一道长长的，清晰的影子，投在公园的地面上。

我知道，它还会在这里，矗立很多很多年。

像我爹的目光一样。

安静，深邃，且永恒。

看着，这个他深爱着的世界。

来源：小七闲谈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