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事儿听起来就不太对劲：一个自己老百姓吃饭还得分粮票的国家，居然要跑到十万八千里外的非洲，去修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最难的铁路。

西方世界当时普遍认为，中国人肯定是疯了。

这事儿听起来就不太对劲：一个自己老百姓吃饭还得分粮票的国家，居然要跑到十万八千里外的非洲，去修一条当时世界上最长、最难的铁路。

这笔买卖怎么算都亏到家了，所以当1965年，毛泽东在北京对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点头的时候，华盛顿和伦敦的报纸几乎是用看笑话的口吻在报道这件事。

他们断定，这不过是一个异想天开的政治宣传，用不了多久就会变成一个烂尾工程，一个巨大的国际笑柄。

可他们都想错了。

这根本不是一笔经济账，这是一步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算钱的棋。

时间倒回几年前，尼雷尔总统的日子过得相当憋屈。

他的国家坦桑尼亚，和邻国赞比亚，都是刚从殖民统治下独立出来没多久的穷国。

赞比亚是世界第三大产铜国，可这铜矿挖出来，想运到港口卖出去，就得看别人的脸色。

唯一的铁路掌握在当时还是白人种族主义政权的南罗得西亚（今天的津巴布韦）手里，人家动不动就关闸断路，或者坐地起价。

这等于脖子被死死掐住，喘口气都难。

尼雷尔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俩人想来想去，唯一的活路就是自己修一条铁路，从赞比亚的铜带省，一直通到坦桑尼亚的出海口达累斯萨拉姆。

这样一来，经济命脉就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这个想法很丰满，但现实骨感得扎人。

他们先去找了过去的老东家英国，英国人摆摆手，说这地方搞铁路，成本太高，不划算。

他们又去找世界银行，世界银行的专家团队搞了一通“科学评估”，结论是：这条铁路在经济上完全没有可行性，不予贷款。

潜台词很清楚：你们这些非洲人，老老实实给我们供应原材料就行了，别琢磨那些没用的。

碰了一鼻子灰的尼雷尔，甚至还找过苏联，但当时的苏联正忙着跟美国在全球搞对抗，对这种投入巨大、短期又见不到好处的项目，也没什么兴趣。

走投无路的尼雷る尔，最后把希望押在了中国。

1965年，他访问北京，在和毛泽东主席会谈时，小心翼翼地提起了这个铁路计划。

他心里也没底，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中国自己也正处在困难时期，工业基础薄弱，外汇储备更是少得可怜。

没想到，毛泽东听完他的陈述，沉默了一会儿，抽了口烟，然后说了一段话。

这段话没提什么成本和利润，他说的是：“你们有困难，我们也有困难，但是你们的困难和我们的困难不同，我们宁可自己不修铁路，也要帮你们修好这条铁路。”

承诺就这么定下了。

这不仅仅是尼雷尔一个人的胜利，更是整个第三世界被压抑已久的一口气的释放。

中国决定提供5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并且派出专家和工程队伍。

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近十分之一。

消息传出，西方媒体的嘲讽达到了顶峰，他们称这是“一个巨大的、必然失败的共产主义实验”。

三年后的1968年，第一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登上了坦桑尼亚的土地。

他们很快就明白，西方专家为什么说“不具备可行性”了。

这条铁路要穿越的，是长达1860多公里的复杂地带。

有相当长的一段路，必须经过坦桑尼亚南部一片臭名昭著的地区。

当地人管那地方叫“基隆贝罗”，意思是“死亡的沼泽”。

那里毒蛇遍地，狮子、野象成群出没，更要命的是蚊子。

不是普通的蚊子，是能传播疟疾和昏睡病的采采蝇。

被叮上一口，要是没得到及时救治，人很快就不行了。

当时中国的施工设备跟西方没法比。

没有什么大型盾构机、全自动铺轨机，很多时候靠的就是最原始的工具：风钻、铁锹和炸药。

铁路要跨越东非大裂谷，需要架设三百多座桥梁，开凿二十多条隧道。

工人们就在那接近五十度的高温下，抡着锤子，一寸一寸地凿开坚硬的岩石。

汗水流下来，还没滴到地上就蒸发了，每个人身上都结着一层白花花的盐霜。

艰苦还不只是体力上的。

吃饭是个大问题。

从国内运来的物资有限，战士们就学着当年在南泥湾的样子，在营地旁边的空地上开荒种菜。

可非洲的土地和气候跟国内完全不同，带来的种子种下去，要么不出苗，要么长出来也结不了果。

后来还是在当地农业专家的帮助下，才慢慢摸索出一些门道。

工地上流传着一句话：“一手拿风钻，一手拿锄头”。

这八年时间里，前前后后有超过五万名中国工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踏上了这片土地。

他们中的很多人，把青春留在了这里。

在达累斯萨拉姆郊外，有一座中国援坦专家公墓，里面整齐地排列着69座墓碑。

这些长眠于异国他乡的中国人，牺牲时的平均年龄还不到三十岁。

有的被毒蛇咬伤，有的感染了恶性疟疾，还有的在施工事故中倒下。

每一个墓碑背后，都是一个中国家庭永远的伤痛。

当中国人在非洲的烈日下用血汗浇筑铁轨时，另一条战线上的较量也进入了白热化。

1971年10月25日，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大厦里灯火通明。

第26届联合国大会正在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进行表决。

大厅里的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

美国为了保住台湾方面的席位，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想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既定事实。

当时的局势非常微妙，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投票开始，计票牌上的数字不断闪动。

当最终结果定格在“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时，整个会场瞬间沸腾了。

许多非洲国家的代表激动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当场就拥抱、跳舞，那场面在向来以严肃著称的联合国大厦里，是从来没有过的。

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就是那个带头跳舞的人之一。

他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他们感觉像是自己国家赢了一样，这是整个第三世界的胜利。

消息传回北京，毛泽东听后，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是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这话一点不夸张。

在那关键的76张赞成票里，有26张来自非洲国家。

正是这股团结起来的力量，彻底掀翻了美国的图谋，让新中国昂首挺胸地回到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而这26张票，每一张背后，几乎都能看到坦赞铁路的影子。

中国人用行动证明了，谁才是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

这种在别人危难时刻，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伸出援手的做法，赢得了整个非洲大陆的尊重和信任。

坦赞铁路，成了一张比任何外交辞令都管用的名片。

1975年，坦赞铁路全线试车通车。

当第一列火车拉响长笛，从达累斯萨拉姆站缓缓开出时，铁路沿线挤满了前来庆祝的非洲民众。

他们载歌载舞，高呼“Uhuru Railway”（斯瓦希里语，意为“自由之路”）。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通车仪式上流着泪说：“过去，西方人到我们这里，是为了掠夺财富，把我们当奴隶。

今天，只有中国人，是作为真正的朋友和兄弟来帮助我们的。”

后来的几十年，坦赞铁路的命运也起起伏伏。

随着公路运输的发展，加上设备老化和管理上的一些问题，它的运营一度陷入困境。

西方的媒体又开始唱衰，说中国当年的巨大投入打了水漂。

可有些东西，是不能只用钱来算的。

因为坦赞铁路，中国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获得了在全球事务中应有的话语权。

这份政治资产，根本无法用金钱衡量。

更重要的是，那一代人用汗水和生命播下的友谊种子，几十年后，在中非大地上结出了更丰硕的果实。

今天，中国已经是整个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各种合作项目遍地开花。

这种深厚的互信关系，源头活水，就是那条钢铁铸就的“自由之路”。

如今，中国的企业和新一代的工程师们，又回到了坦赞铁路。

他们正在用最新的技术，帮助坦桑尼亚和赞比亚对这条老铁路进行现代化改造，让这条承载着特殊历史记忆的铁路，在新的时代里，重新焕发生机。

在那座安静的中国公墓里，一块墓碑上刻着一位名叫靳成贵的工程师的名字。

他是在勘探时遭遇山洪，为了抢救一张测绘图纸而被卷走的。

那张图纸，后来被完好地找到了。

参考文献：

Monson, J. (2009). Africa's Freedom Railway: How a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 Changed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Tanzan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李安山. (2012). 中国援非六十年（1950-20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坦赞铁路：一部“友谊之路”的史诗》. (2016). 《党史博采》,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 (1965-1976). 有关援建坦赞铁路问题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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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赤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