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3年12月28日夜，长沙仓后街的煤油灯被寒风刮得摇晃，湖南省会警察厅厅长刘策成捏着赵恒惕亲批的缉捕密令，指节捏得泛白。

1923年12月28日夜，长沙仓后街的煤油灯被寒风刮得摇晃，湖南省会警察厅厅长刘策成捏着赵恒惕亲批的缉捕密令，指节捏得泛白。

密令上“毛泽东”三个字刺得他眼疼——他是省长的姻亲，是警察系统的头，现在却要亲手放走追捕名单上的人。

警探的马蹄声从街口传来，踏碎了巷子里的寂静，越来越近，他为什么要拿乌纱甚至性命赌这一把？

1916年，刘策成在湖南第一师范教历史，常与学生毛泽东讨论历史，在日记里写“毛泽东意气锐，思非凡，天纵奇才”。

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反袁失败后坐牢，是蔡锷把他保出来的。

后来不当老师了，去浏阳、衡山当县长，老百姓叫他“刘青天”。

1923年靠着和赵恒惕的亲戚关系，当上了湖南省会警察厅长。

1923年的长沙，湘江边的风带着湿气。毛泽东在潮宗街办文化书社，书架刚搭起来就缺了购书款，刘策成让管家包了300银洋送去，只传话说“给润之的学生事业入个股”，账房问要不要立字据，他摆摆手“不必”。

这年夏天水口山工人罢工，赵恒惕在省署拍了桌子，骂“赤化分子搅乱矿场”，刘策成却在警察厅的办公室里，对着《湘江评论》上毛泽东写的“民众的大联合”出神。

等到毛泽东在《新湖南》周刊上写《省宪下之湖南》，把赵恒惕的“联省自治”批得底朝天，说“挂羊头卖狗肉，假自治真独裁”，省署的空气就变了。

谭延闿和赵恒惕打完仗，赵省长盯着警察厅的报告，说“该清一清共党了”，刘策成捏着那份报告，左手是赵恒惕的信任、厅长的乌纱，右手是十年前日记里“天纵奇才”四个字，是自己当年反袁坐牢时没凉透的热血——他心里清楚，这把刀要是真砍向毛泽东，就等于砍向自己当年教学生读史时，说的那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12月25日的省政府会议，赵恒惕把桌子拍得山响，茶杯震起来：“毛泽东不除，湖南永无宁日！”刘策成列席时，指尖凉得像摸了块冰。

会后他在警察厅办公室枯坐了三夜，煤油灯芯爆了三次花，窗纸被风撕破个口子。桌上摊着两份名单：一份是赵恒惕亲笔圈的“共党首要”，头名就是毛泽东；另一份是十年前第一师范的学生名册，毛泽东的名字旁边，他当年画的红圈还没褪色。

直到12月28日傍晚，他突然推开椅子，喊来东区警察署署长王建屏，声音压得比炭火盆还低：“赵恒惕要动毛泽东，他是我从前的学生，你想办法递个信。”

王建屏心里咯噔一下，没敢耽误，当夜就点了两名亲信警卫。

万震侯挎着盒子炮走在前头，周维武揣着枪紧随其后，两人骑马穿过无人的街巷，直奔清水塘。

毛泽东的住处黑着灯，门板上的铜锁落着灰，两人在墙角蹲了半袋烟功夫，又摸黑摸到潮宗街的工团联合会。

推开虚掩的木门，煤油灯下，毛泽东正趴在桌上写东西，砚台里的墨汁还冒着热气。

万震侯把帽檐往下压了压，凑到毛泽东耳边：“刘厅长让我们来报信，赵恒惕明早天不亮就动手！”

周维武背靠着门框，手始终没离开枪套。

毛泽东捏着毛笔的手顿了顿，抬头看了眼窗外的月亮，当晚就扮成商人，跟着运布的马车出了小吴门。

第二天清晨，王建屏带着警士砸开清水塘的门时，屋里只剩下半盏没烧完的煤油灯，他故意把动静闹得很大，满街都听得见他吼：“掘地三尺也要把毛泽东找出来！”

其实是演给赵恒惕看的戏码——人早送出去了，留下的混乱正好给刘策成留了缓冲的余地。

二十六年过去，1949年的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翻到一封从湖南寄来的信。

信皮上“策成先生亲启”几个字，让他想起了第一师范走廊里的煤油灯。

刘策成在信里写：“润之吾生，别来二十余载，如今国家安定，我想做点文史工作。”

毛泽东当即提笔回信：“先生欲为人民事业出力，我很钦佩。”

隔了半个月，又写第二封：“已函告程潜先生，请他帮忙安排。”

再过一个月，第三封信送到刘策成手上：“已请李维汉部长商酌，中央文史馆正缺老先生这样的人才。”

这三封信，没人知道具体写了多少字，只知道当年仓后街那个冬夜，救下来的不仅是一个人，还有一段师生情谊的延续。

1953年，刘策成的《庄子集解内篇补正》在北京出了书，国家图书馆收了这本带着油墨香的册子。

没人提当年仓后街的马蹄声，可毛泽东后来跟身边人说过：“刘先生当年救我，不是救个人，是救了个革命的种子。”

刘策成在文史馆整理古籍时，总爱在第一师范的旧照片前坐会儿，照片上的年轻人意气风发，他自己鬓角已经白了。

历史有时候就藏在这种没说破的选择里——一个警察厅长没压住的良知，一个学生记了二十多年的情分，凑成了没凉透的人间热乎气。

来源：心中有信仰一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