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29年12月间，溥仪派我上万绳拭家去，说让万给刻一枚图章，印文指定为"替天行道"四个字。我受命即骑车离开静园，时在下午2时许。正赶上前两天下过一场雪，路面特滑，我骑车小心又小心。约行1小时左右，忽然感到登车费力，进而干脆不骑了。当时以为飞轮发生故障，却苦于
1929年12月间，溥仪派我上万绳拭家去，说让万给刻一枚图章，印文指定为"替天行道"四个字。我受命即骑车离开静园，时在下午2时许。正赶上前两天下过一场雪，路面特滑，我骑车小心又小心。约行1小时左右，忽然感到登车费力，进而干脆不骑了。当时以为飞轮发生故障，却苦于找不到一家修车的铺子，天色渐晚，天气又冷，我只好推车踏雪而行。加之道路不熟，心中暗暗叫苦。一路打听着，又走了半个多小时，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万住的那栋二层红砖小楼。
万绳栻，字公雨，江西南昌人，一向主张复辟。1917年辫帅张勋带兵入京，拥立12岁的溥仪"第二次登极"，其时万为张勋的参谋长，给张勋当半个家，所以溥仪一直很敬重他，后来把五妹韫颖馨许配万的儿子万嘉熙
见面之下，我说明了来意。万沉思有时乃对我说："'替天行道'四字印文似有不妥，愿奏请皇上定夺，可否改成法天为道'四字？"
人家君臣之间有来有往，我这当奴才的只有传达而已，遂不多言。从万家出来时路灯已经通明，幸运的是我那辆自行车又能在脚下蹬转了。或许因为来时飞轮什么地方冻住或卡住了，经在万家温暖的廊间停放一会儿，竟能自动消除亦未可知。我快蹬速行，返回静园，当即转奏万绳试的建议。溥仪似乎觉得有理，遂答道："好吧！等传见万绳拭时再说。"这枚图章后来刻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溥仪的许多"闲章"并非出于"闲心"，如"莊敬日强"章、"朝乾夕惕"章、"经纬阴阳"章等，都能表达他的愿望。
溥仪在天津时期已经感到了组织军队、武装实现复辟的必要性，但作为日本租界内的寓公，他除了联络军阀，再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为了渲泄心中的郁闷，溥仪找到一种"纸上谈兵"的方式。从张园到静园，他一直在几张八开大白纸上布阵，委派高低指挥官，调动敌对双方的将领。他常把这种纸上的军事行动做得很认真，例如指令某军向某军进攻，乃用两色笔分别标明攻方的进攻能力、战术即偷袭还是侧面攻击，以及守方的防御兵力、阵地方向等等。双方胜负当然都由溥仪决定，叫谁胜、谁就胜了，叫谁败，谁就败了。过一两天，溥仪还让再把布过阵的纸找出来，使战斗继续进行，如某方增加兵力多少团，某方变幻战术怎样，于是胜方又转胜为败，而败方则转危为安……纵然局势大起大落、瞬息万变，溥仪照旧躺在床上，在床头小桌边，在一盏台灯下，勾勾抹抹…．因为溥仪布过阵的白纸并不信手丢掉，所以我相信在有关档案中还能找到它们，证明当年的溥仪力虽不足，心则有余。
1931年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溥仪的复辟思想也更加突出，遂常常派出人员四处打探消息，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九·一八事变前后溥仪接连派出3批人员，一批在天津市内活动，一批派到日本国内，还有一批前往东北。据我所知上东北的有两人，一人专门了解关东军及日方其它部门的消息，另一人则以联络东北遗老为目标，此即佟济煦。他到沈阳面见袁金铠和熙洽等人以后，万分激动地返回天津，向溥仪报告说："时机已至，切莫迟疑，东北乃我大清龙兴之地，数千万臣民正翘首以待，盼皇上幸临！"他说着，双手捧起用手帕包着的一块上进呈溥仪，"这是奴才从东北带来的一块宝土，皇上得到这块土，预兆将得到整个满洲的领土！"
这个动人的"献土"的故事，是在伪满初年溥仪亲口讲给他的几位侄子们听时，我因值班正当其侧才把来龙去脉全-听明白了。溥仪还很动情地说："佟济煦跪在地上向我递土时满脸淌泪，堪为壮士之举。我接过土来，用鼻子闻闻，实有一股祖居龙兴圣地的芳香……"溥仪把这块土视为珍宝，又从天津带回东北。记得有一次溥仪让我找东西，从某箱笼中翻腾出一个黄布小包，打开来看，里面有个约10公分见方的土块。我因好奇便故作不知地问溥仪："这块土是干什么用的？"溥仪说："这就是佟济煦从奉天给我带到天津的那块土呀！"
在紫禁城里，婉容和文绣各有自己的宫室，我们随侍难得见到她们。在北京日本公使馆和天津张园、静园，溥仪居住的范围较小，所谓"男女大防"也无法顾及了，我们从此才能常常见到这两位女士。
论相貌，两人都不错，各有所长，婉容显得更漂亮些。在天津时相继剪了发，婉容追求时髦，先把长发剪成短发。不久，文绣也想剪，请示了皇上和皇后，溥仪那天高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文绣剪了发，还特意到溥仪房里让他看看，当时我正在溥仪跟前伺候。
婉容骄傲、泼辣，甚至有点儿张牙舞爪，文绣则显得温柔、老实、安稳。婉容在溥仪面前爱撒娇，什么话都敢说；文绣是旧式女子型，在溥仪面前很拘束，有问才答，不轻易启齿。
张园时期，从外观上还看不出溥仪的家庭有多大问题，婉容比文绣更受到某种优待，这似乎也与妻妾不同的身分地位相称。
在张园时溥仪住在二楼夹道右侧，婉容住左侧，而文绣则住在一楼。到了静园，溥仪和婉容分别住在主楼的二层左、右两侧，文绣住在另一座小楼的楼上，楼下是书画库，两楼二层中间有一条通道，可供来往。溥仪常到婉容房里去，却较少光顾文绣的居室。
溥仪出门游玩、购物或吃饭，经常带着婉容，我还没见过他和文绣一起出门。
婉容的父母住在英租界，溥仪去过，他们自然常到张园、静园。溥仪称呼荣源为"岳发"，称其夫人为"岳妈"，以英文字母的发音代父字和母字。但是，住在北京大翔凤胡同的文绣的母亲却一次也不曾来天津看女儿。
载沣及侧福晋一家是在1928年前后移居天津英租界戈登路的，在公开场合，他们也要对溥仪称臣，给溥仪磕头；但私见时行家礼，溥仪给载沣请跪安，称父亲，但对载沣的侧福晋不称母亲。载沣对文绣不错。
婉容虽然骄傲，对我们下人还是挺好的。我19岁那年，父母开始张罗给我找媳妇，在他们看来，天津地面花花，怕我学坏了，就想早些给我完婚。一连找了几个都没有成，后来我接到一封信，说是媳妇定妥了，得回家一趟让岳父、岳母瞧瞧。说起这事还有一段小插曲呢！原来，那个时候北京人相姑爷一般不公开。有一天，我母亲和我嫂子到地安门购物，消息被亲家探知，以为我必定跟随，于是决定乘机暗相姑爷。事有凑巧，在地安门某商店母亲和嫂子站立的地方，偏偏站着一个又瘦又小的年轻男子，相貌也难看。相姑爷的误把那人当成我了，遂告媒人想退婚。媒人说："你们的姑爷还在天津呢！"人家不信，一定要当面看看。于是，我拿着家信向溥仪请假。自到天津以后，请假是件挺难的事，一年半载或许能给一次假，最多不超过两天，我们象被卖给了溥仪。这次还不错，他挺痛快地给假两日，使我能有当日下午和次日上午两个半天时间。回到北京，我跟媒人上北城大石桥岳家去了一趟，岳家姓奎，蒙族人，一看姑爷确实并非那天见的，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准时在第二天晚饭前回到天津，并立即向溥仪销假，当时婉容在场，颇为关心地对我说："要一张相片让我们瞧瞧吧！"妻子那年18岁，出身穷人家的孩子还从来没有照过相，岳母左劝右劝她才同意照了一张。记得那是一张全身相：她把长发向后拢了一圈儿，裤腿罩在长长的袜筒下面，鼓鼓囊囊的，显得不利落。我把相片呈交溥仪，溥仪又拿给婉容看，婉容慢声慢语地说："哎呀，这心有多堵得慌，瞧这裤腿，拽都拽不出来！照相也不穿件好看的衣服。你等等、等等……"说着回到自己房间，不大一会儿，手拿一套衣服回来了。刚跨进门坎，就朝我头上一扔："接着！这是我的衣服，肥瘦不一定合体，拿回去改改给你媳妇穿吧！"溥仪也在旁边说："皇后赏给你衣服了，快谢恩吧！"于是，我跪下磕头向皇后谢恩。
这里，顺便把我结婚的事儿也说几句。日子是订在庚午年5月21日（1930年6月17日），到19日溥仪才同意给了10天假，又赏给我100块现洋。这笔钱帮了我不少忙，那年头没有钱寸步难行，别说娶媳妇。到了北京前门车站，我叫了一辆洋车拉到西直门南草场半壁街13号。拉洋车的进门一看，连办喜事的席棚子都搭好了，就嚷："原来是新姑爷回府，得给赏钱！"于是，车钱3毛以外，还得再付赏钱3毛。这时家里已把新房和结婚礼仪的一切具体事项都安排好了，就剩下我回来磕头，见人就磕，磕得昏头胀脑。第二天，用一顶花轿把新娘子接来。人家结婚度蜜月，我只能度"蜜周"，如期返回溥仪的"行在"，一分一秒也不敢耽搁。从此，我在天津，家眷在北京，长期过着两地生活，过年过节也不得请假回家看看。溥仪对下人这方面的事情不关心，简直可以说不近人情。
溥仪这个人神经质，无论对婉容还是对文绣，都没有平民百姓那种夫妻之间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有"坐更"的任务，就是当溥仪睡觉的时候，坐在他的卧室内或是卧室外走廊上值宿，所以才确切地知道，他既不与皇后婉容同居，更不与淑妃文绣同居。
我曾听说婉容结婚前是位风流女子，念书时有"校花"之誉，这不过是当时报纸上捕风捉影的传闻，本不足为凭。然而，就是一个正经的守旧女子，也忍受不了溥仪那种方式的家庭生活。有一天半夜，我在张园二楼约一米半宽的夹道上来回踱步，给溥仪坐更。当我走到另一头时，忽见一个年轻女人身着睡衣、披头散发，从左侧自己的房间走出，越过夹道来到溥仪房门前"嘭嘭嘭"地敲起来。我细看正是婉容，既不能阻止，又不便靠近，只好在远处瞧着。婉容敲了一通、又敲一通，室内吭也不吭一声。婉容小声叫"皇上！皇上！"还是没人回答。婉容气冲冲地返回自己房间，哐啷一声把门关上了。
在这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当时我年岁小，懂事少也想得少。不过，以后陆续发生几件事情，使我感到祁继忠是个奇怪之人。当时祁继忠住在茶房，那里白天做茶点、烧开水，祁的床铺安在外间，不坐更的时候便在那里睡觉。不知怎么，茶房的人给他起一个很不文雅的绰号﹣﹣祁大鞭，我常听别人用这个名字招呼他，却不懂这里边的含义。偶尔有一次祁坐在茶房一张藤椅上搞手淫活动让我碰上了，这才对那个绰号的提出略有体会了。不过，这时只认为祁继忠其人心邪而已。
搬到静园以后，我和祁继忠都住在主楼三层那间有人字柁的棚顶上。一天晚间祁继忠正在伏案执笔，忽然溥仪从楼梯上来，祁继忠看见溥仪慌张起来，把正在写的字纸塞进嘴里咽下。溥仪看在眼里直奔祁去，一手掐住祁的脖子，一手掏他的嘴巴，口中还念叨着："你写的是什么？快给我吐出来！"祁跪下求饶，我当时觉得奇怪，不知出了什么事，后来联系伪满宫廷丑闻，我计很可能婉容与祁继忠之间那时已开始传递纸条，而且已经引起了溥仪的警觉，所以才会有上面发生的场面。此事不知后来是怎样了结的，似乎溥仪又原谅了祁。
如果说婉容和祁继忠当时已经存在暧昧关系，这关系也决不会是很过分的。因为那时虽然有接触的机会，限制还相当严格：平日我们奉溥仪之命向皇后传达事项，要通过刘太监或张妈，不允许也不太可能直接接触。
在溥仪家庭中，文绣更是受气的人，她采取了有别于婉容的方式，向冷酷的封建专制家庭，光明正大地提出了抗议。
一天，溥仪婉容站在静园院内大楼和小楼中间的花坛旁聊天，我在离开五六米远的地方侍立伺候。这时，文绣上街购物归来，进院见着溥仪请了安，溥仪说："你回去吧！"直到文绣回房我并未注意到她有什么举动。可是，婉容却向溥仪告状说，文绣瞧不起她，背后冲她唾了一口。溥仪信了，遂叫我过来道："你去！可以质问淑妃：为什么要唾皇后？不明事理，可恶！"这种差事放在我们这样身分的人身上，很难呀！淑妃毕竟是主人，我们当仆人的能说什么呢？然而，奉命斥责，这也是谕旨呀！我越过两楼中间的通道，叩开文绣的房门。
"淑妃听旨！"虽然是我的声音，但文绣听说是皇上下旨，也跟皇上来了一样对待，规规矩矩地开门来迎，垂手站立细听。
"皇上派我来问你：为什么要唾皇后？不懂人情事故，太可恶！"说完这几句，我就回到溥仪处复命。
事后听文绣屋里的老妈子说，文绣很伤心，皇上皇后无情无义冤枉她，害得她呜呜咽咽地哭了半天。事过约一个星期，文绣乘机出走，并通过律师提出与溥仪离婚的要求。
李国雄，1912年生，自14岁入宫侍奉末代皇帝溥仪，全程参与溥仪从天津寓公、伪满洲国执政到苏联战俘等身份转变过程。他亲历1931年溥仪潜逃出天津事件，通过改装赛车后厢躲避监视护送溥仪至旅顺；1935年随行访日期间拍摄溥仪因特制高跟鞋绷带脱落出丑的窘态。1945年伪满洲国覆灭时，李国雄携带溥仪日记及珍宝箱随其逃亡，在沈阳机场被苏军俘虏。1950年移交抚顺战犯管理所，1957年获特赦。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一点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