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有些时候，打仗输了城池不算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人还在前线拼命，一口黑锅已经从千里之外为你量身定做好了，就等着你回来签收。

有些时候，打仗输了城池不算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人还在前线拼命，一口黑锅已经从千里之外为你量身定做好了，就等着你回来签收。

1944年7月的重庆，这口锅就这么直愣愣地砸向了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

那天气温高得能把人烤化，一架军用飞机晃晃悠悠地降落在山城机场。

机舱里下来两个将军，一个脸上是灰败，另一个心里是打鼓。

脸上灰败的是第4军军长张德能，他知道自己完蛋了；心里打鼓的是赵子立，他觉着事情还有的聊，至少能跟上头把长沙失守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可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

张德能脚刚着地，宪兵就围了上来，一副手铐“咔嚓”锁死，人直接被拖去了土城监狱，连口水都没喝上。

赵子立待遇好点，被车接走，去见军政部长何应钦。

他以为这是正常的述职，把肚子里的苦水和实情倒一倒，说不定还能回家抱抱老婆孩子。

他想得太美了。

汇报是汇报了，可何应钦听完没多说话，只是摆摆手让他回去等消息。

赵子立前脚刚踏出军政部，后脚军法执行总监部的传票就到了。

他心里咯噔一下，知道事情不对劲。

想找关系申请个保外候审，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副总监秦德纯两手一摊，说总监何成浚去西安了，这事他做不了主。

一个中将参谋长想保外，副总监都拍不了板，赵子立后背的冷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他明白，这不是简单的军事问责，这是有人早就布好了一个局，就等他往里钻。

没过几天，两份要命的“证据”摆在了调查官的桌上。

第一份，来自土城监狱。

已经被吓破胆的张德能在审讯里哭着喊着，说他之所以丢了长沙和岳麓山，是因为赵子立亲口跟他讲：“如果实在守不住，可以撤退。”

这话一出，责任直接甩锅。

第二份，是一封从湖南前线加急发来的电报。

发报人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沙之虎”薛岳。

电报里，薛岳义正言辞，称赵子立“亦应承担失守之责”。

给出的理由听着冠冕堂皇：他派赵子立去长沙，目的就是去“帮助”张德能守城的。

两份东西一对，天衣无缝。

一个前线守将指认，一个战区最高长官“背书”，所有的责任链条都死死地扣在了赵子立的脖子上。

出发去重庆前，薛岳还拉着赵子立的手，情真意切地嘱咐他，说他在重庆人头熟，要替张德能多说说好话。

赵子立当时还挺感动，现在想来，那哪里是嘱咐，分明是在看一个即将被推上祭坛的牺牲品。

就在赵子立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去西安出差的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回来了。

这位在官场军界混了一辈子的老江湖，看人的本事比看文件厉害。

他把卷宗拿过来，翻来覆去地看，最后，他的目光停在了薛岳电报里那个极不寻常的词上——“帮助”。

何成浚把下属叫来，指着那个词问：“你们说说，这是什么意思？

赵子立是中将参谋长，张德能是中将军长。

论级别，赵子立的参谋长职务在战区里仅次于司令长官，是张德能的上级。

咱们军队里，什么时候有过上级‘帮助’下级的说法？

不都是上级指挥下级吗？”

这话一问，屋里的人都愣住了。

是啊，这个词用得太怪了。

它就像一件缝错了扣子的衣服，看着还行，一穿就别扭。

何成浚心里跟明镜似的，这个“帮助”恰恰说明，赵子立在长沙根本没有指挥权。

薛岳把他派到长沙，就是个高级联络员，手里除了一个警卫排，一个兵都调不动。

一个没有指挥权的人，凭什么要为丢掉整个城市负总责？

何成浚当场就断定：张德能的口供是狗急跳墙，想拉个垫背的；薛岳的电报是早就盘算好的，要把自己指挥失当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俩人，一个在明处演苦肉计，一个在暗处递刀子，合伙要把赵子立这颗“车”给丢了，来保全薛岳自己这个“帅”。

那么，薛岳这位靠着三次长沙大捷威名赫赫的“老虎”，为什么要这么费尽心机地坑害自己的参谋长呢？

这事还得从第九战区的权力生态说起。

薛岳打仗是把好手，但为人极其强势，控制欲爆棚。

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他要的是绝对服从，而不是有独立思想的搭档。

赵子立的前任吴逸志为什么能跟薛岳处得好？

因为吴逸志把参谋长的活儿全扔了，每天就是陪薛岳下下棋、聊聊天，成了个“高级勤务兵”。

可赵子立不一样，他是黄埔六期毕业，在许多人眼里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属于中央嫡系。

薛岳看他，从来不觉得是自己的左膀右臂，总觉得是老蒋派来监视自己的“钉子”。

赵子立的业务能力又强，从副处长一步步干到参谋长，官阶和薛岳平级。

每次开会，他提出的专业意见只要跟薛岳的想法有点出入，薛岳就觉得是在挑战自己的权威。

这些年，赵子立不是没想过走。

他提了好几次辞职，想离开这个压抑的地方。

有一次，薛岳在战区搞内部清洗，排挤非广东籍的军官，赵子立看不下去，愤而请辞；第二次长沙会战，薛岳固执己见，瞎指挥导致部队损失惨重，赵子立心灰意冷，再次请辞。

可每次辞职报告打上去，都被薛岳驳回。

有一次赵子立称病不干了，薛岳反手就给他晋升了中将，用更高的官位把他死死绑在战车上。

薛岳为什么不放他走？

因为赵子立这颗“钉子”太好用了。

留着他，是向重庆方面表忠心：你看，我重用你们中央的人。

更重要的是，第九战区里有很多中央军的嫡系部队，每次打硬仗、啃骨头，让赵子立出面去下命令，就算部队拼光了，别人也说不出闲话，不会指责薛岳“保存实力，消耗中央军”。

赵子立成了薛岳最好用的“挡箭牌”。

可到了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情况变了。

薛岳大获全胜，声望达到了顶点，连美国来的史迪威将军都对他另眼相看。

人一飘，就容易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薛岳开始觉得，赵子立这块“挡箭牌”不仅不顺手，还有点硌人了。

真正的引爆点，是第四次长沙会战，也就是长衡会战打响前，围绕着薛岳的心肝宝贝——粤军第4军的部署问题。

赵子立很清楚第4军在薛岳心里的分量，那是他的起家部队，是他的命根子。

吴逸志私下都点拨过他：“任何事，都别等伯公（薛岳字伯陵）开口，要主动替他着想。”

意思就是，凡事要先考虑薛岳嫡系部队的利益。

可这一次，赵子立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当时日军调集了空前强大的兵力，摆明了是要一举荡平湖南。

赵子立根据情报判断，这次敌人是铁了心，长沙绝对守不住，真正的决战应该放在后方的衡阳。

但薛岳被“长沙不败”的荣誉冲昏了头，坚持要在长沙城下跟日本人再干一架。

他最初的计划，还是让之前守过长沙的第10军上。

赵子立一眼就看穿了薛岳的小算盘。

第10军是杂牌军，薛岳用起来不心疼，真到了危急关头，他会毫不犹豫地把这支部队当成弃子。

为了不让薛岳犯这个致命的错误，赵子立走了一步险棋。

在作战会议上，他一反常态，力主让薛岳最宝贝的第4军去守长沙。

他的算盘是这样的：只有把薛岳的“心头肉”架在火上烤，这位司令长官才会在关键时刻因为心疼部队而下令撤退，从而保全主力，退到衡阳去打一场更有把握的仗。

这一招，彻底把薛岳给惹毛了。

他感觉赵子立是在逼宫，是在用他最珍视的东西来要挟他。

从那一刻起，薛岳就下定了决心，等战役一结束，无论胜败，他都要拔掉赵子立这颗眼中钉。

薛岳的报复计划，布置得滴水不漏：

第一步，叫“权责模糊”。

他下令，由赵子立、第4军军长张德能、炮兵指挥官王若卿三人共同负责长沙防务。

张德能和王若卿手里有兵有炮，赵子立手里啥也没有。

三个人一起负责，权力乱成一锅粥，将来城一丢，官职最高的赵子立自然是第一责任人。

第二步，叫“物理隔离”。

他自己把战区指挥部搬到了几百里外的耒阳，把赵子立一个人扔在长沙。

赵子立几次发电请求去耒阳协助指挥，薛岳都以“你在长沙负责联络很重要”为由拒绝。

让一个战区参谋长在孤城里当联络员，这摆明了就是架空和羞辱。

第三步，叫“切断后路”。

重庆的侍从室主任林蔚也觉得不对劲，专门打电话给薛岳，说委员长的意思，是让赵子立去耒阳辅佐你。

结果薛岳撒了个弥天大谎，回电说：“长沙至耒阳的道路已被日军切断，无法通行。”

可当时，那条路还好好的，车都能跑。

他就是要让赵子立死在长沙，要么战死，要么背锅。

后来的剧本，基本按照薛岳写的演了。

长沙守了几天就丢了，赵子立和张德能被一纸电令召回重庆。

张德能为了活命，果然把脏水全泼给了赵子立。

好在赵子立也不是省油的灯。

被困在长沙那几天，他已经通过私人电台跟王耀武等其他战区的将领通过气，把自己被架空、没指挥权的窘境原原本本地说了出去，提前留了后手。

加上何成浚的火眼金睛，他最终逃过了牢狱之灾，只是被“免职察看”了事。

最惨的还是张德能。

他以为咬住上级就能给自己换条活路，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只是更大棋局里的一颗弃子。

何成浚最初判了他个无期徒刑，还建议蒋介石从宽处理。

但此时的蒋介石，正因为长衡会战的大溃败而怒火中烧，尤其对薛岳屡次不听号令、拥兵自重的行为极为不满。

他正需要杀个人来立威，整肃军纪。

最终，蒋介石亲自批示，将张德能改判死刑，三个月后执行枪决。

张德能到死可能都没想明白，他不是死在守城不力，而是死在了给薛岳当替罪羊，又恰好成了蒋介石用来敲打“老虎”薛岳的那只“鸡”。

枪决张德能的子弹穿过重庆阴冷的空气，赵子立也接到了那纸免职令，从此淡出军界核心。

薛岳虽然暂时保住了帅位，但他的声望和权力也在此战后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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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招财史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