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9年11月25日，一份盖着“机密已解”红章的材料从总政档案室取出，被送往山东泰安的一所干休所。那位正在院里晒冬阳的老人看到文件封面时，手微微一颤——吴成德，57岁，昔日志愿军第一八〇师代政委，1951年在朝鲜战场失守被俘，回国后先后被开除党籍、军籍。文件
1979年11月25日，一份盖着“机密已解”红章的材料从总政档案室取出，被送往山东泰安的一所干休所。那位正在院里晒冬阳的老人看到文件封面时，手微微一颤——吴成德，57岁，昔日志愿军第一八〇师代政委，1951年在朝鲜战场失守被俘，回国后先后被开除党籍、军籍。文件只有短短八页，却预示着一桩悬而未决的往事即将有最后说法。
先把时钟拨回到1951年4月。第五次战役惊心动魄，志愿军第60军第一八〇师奉命掩护大部队转移。补给链条早已拉到极限，子弹、罐头与急救药包一样稀缺。首钢爆破工程师出身的吴成德临危受命，肩负起断后任务。美军“钳形”合围迅速合拢，师部被迫分散成几个小纵队，各自向西北突围。
夜色笼罩古谷山，战士们裹着油光发硬的棉服匍匐前行。此时，吴成德看见约三百名重伤员在山洼里徘徊。警卫员低声劝他离开，他只回了四个字：“伤员优先。”那一瞬，枪火映着他的侧影，几名伤兵抬头，眼神里全是托付。
随后的十四个月，吴成德率仅余的三百余人转战闽谷川、安州岭，白昼埋伏、夜晚奔袭，断炊时就扒开树皮充饥，缺药时就用烧烫的刺刀止血。彭德怀后来在批示里写：“一八〇师巩固了主力撤退窗口，虽陷绝地，不辱使命。”
1952年夏末，最后的三名随行战士因弹尽粮绝倒在麦田边，吴成德也因伤口感染高烧不退，美军宪兵团将其包围。俘虏身份确定后，他被投入巨济岛二号战犯营。美方情报官几度软硬兼施，电椅、冰水与疲劳审讯轮番上阵，仍未得要领。于是美军祭出心理战，剪辑了一段“投降声明”广播，再配上吴成德的名字，通过扩音器对志愿军前沿阵地反复播放。
1953年7月，停战协定生效。吴成德在交换战俘名单上排第十七，步出营门时瘦得肩胛如刀。归国列车到达丹东，他与数百名战俘被集中送往东北抚顺的“学习大队”，开始漫长的甄别。按照当时政策，“受敌特强迫，口供广播者”需重点审查。偏偏那段伪造录音成了取证材料，调查结论写着八个字：交待不清，嫌疑未除。自此，吴成德成了“叛徒嫌疑人”。
审查期间，他主动要求参加劳动。黑土冻得梆硬，铁锨下去只溅起细碎冰茬；他的左腿旧伤时常剧痛，却以绑木板的方式继续干活。战友王振民回忆：“大伙儿吃二两高粱米，他悄悄把半份省给体弱的新兵。”可惜，这些表现并未改变结果。1956年3月，军委复电：对吴成德“撤销党籍、除名”。
被遣送原籍后，他分到泰安桃墟公社的一孔窑洞，贴身的衣服只有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裤。老支书见他咳得厉害，安排他看牲口棚，却被他拒绝：“轻闲岗位，公社里有比我更需要的病号。”他最终去了最苦的引水渠工地。有人暗地里说：“瞧，那个被俘的大官落难了。”吴成德听到了，表情平静，只低头握紧锄头柄。
1960年代初，曾与吴成德同在巨济岛关押的志愿军军医刘子贤回国，把当年美军伪造录音经过写成证明交给相关部门。材料辗转数处，却因形势多变一直未获批示。直到1978年“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全面启动，这份尘封文件才重新进入视野。总政、中央纪委、原六十军老首长组团走访，汇总证词二十八份，最终认定：吴成德被俘属战况突变，与个人立场无关；所谓“广播投降”纯系敌方伎俩。
1979年12月15日清晨，总政复函抵达泰安。公社广播喊他去镇上领文件，他穿着打了二十三个补丁的旧棉袄慢慢走进会议室。工作人员递上决定书，上面写着：“恢复党籍、军籍，政治上确已清白。”他看了两遍，嘴角动了动，却一句话也没说，只轻轻抹去眼角那抹湿意。
接下来的一年，山东省军区安排他进青岛疗养院。老战友来看他，他开玩笑说：“人没打垮，风湿把我打趴下了。”病房里只有一幅照片，是朝鲜山谷里飘着雪的公路，雪痕被他用红笔下注明：“1951.12，同袍三百余人。”
1983年春，吴成德的《战俘回忆录》初稿完成。手稿全是铅笔字，密密麻麻写了十二万字，没有一句抱怨，只有对牺牲战友的思念。他在扉页添了一句半开玩笑的话：“若能出版，稿酬全捐学校，替那群再没回国的兵娃照张相片。”遗憾的是，书稿因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刊行，只在军队系统内部油印留存。
1985年9月9日凌晨，吴成德病逝于青岛，终年63岁。治丧申请上，他留下三条：不用抬灵旗、不用奏哀乐、不搞追悼会。山东省军区征求家属意见后，仅在干休所礼堂摆放黑白遗像三天，简简单单。遗像前，他曾经的警卫员轻声说道：“政委，咱们终于守住了那句诺言。”
吴成德的一生，被战争撕裂，又被误解拖拽，却始终守着“志愿军”三个字。十四个月山林突围、二十余年蒙冤劳作，脊背未弯，底气犹在。有学者在档案批注里这样写：他不是被俘的最高级别指挥员，而是被命运囚禁却依然不失操守的军人，荣辱沉浮皆经历，唯独不能折损的，是胸中那杆自定的标尺。
来源：小铁说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