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说你后悔了?晚了。"我放下手中的搪瓷茶杯,茶叶在杯底缓缓沉淀,就像我沉淀多年的心事。
"你说你后悔了?晚了。"我放下手中的搪瓷茶杯,茶叶在杯底缓缓沉淀,就像我沉淀多年的心事。
看着对面憔悴的姐姐,我轻声说:"二十年前我替你接了这份姻缘,如今它已经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
姐姐低头擦泪,手上的冻疮还未完全愈合,那是她在小服装厂日夜劳作的痕迹。
1986年春天,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县城第二小学当老师。
那时的县城还很破旧,一条黄土路贯穿南北,路两旁是低矮的平房和零星的二层小楼,几辆"永久"牌自行车和拖拉机是街上最常见的交通工具。
县城的街道上,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大爷正在喇叭筒里喊着什么,大概是在宣传计划生育政策,那是那个年代最常见的一幕。
我租住在学校附近黄师傅家的一间平房里,每月房租三元,加上水电费,从四十五元的工资里扣掉,剩下的钱还算宽裕。
屋子不大,十来平米,一张单人木板床,一个半旧的衣柜,一张方桌和一把靠背椅就占去了大半空间。
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和一个收音机,那是我的宝贝,每天晚上听完新闻联播,我就靠着它学习普通话,为了在课堂上给孩子们做好示范。
姐姐比我大三岁,早我两年就在县棉纺厂做工了,车间里的纺纱机噪音震天,她刚去时每天回来嗓子都是哑的,说话跟蚊子哼哼似的。
在那个"干部大学生"备受尊重的年代,姐姐凭借高中毕业的学历和厂里领导的赏识,已经从普通工人提拔为车间统计员。
这工作虽然不如干部,但在工人眼里已经是羡慕的"干净活"了,每月工资虽只有四十二元,但胜在铁饭碗,还有工龄补贴。
姐姐个子高挑,瓜子脸,大眼睛,爱笑,那时候厂里发的确凉中山装穿在她身上,硬是给穿出了几分时髦劲儿。
厂办公室的日历上贴着几张港台明星的照片,姐姐偷偷剪了张林青霞的,夹在她的工作手册里,说要学那样的气质。
那年秋天,姐姐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建国,县医院的一名年轻医生。
中秋节那天,我陪姐姐去赴相亲,在县里唯一的国营饭店——"人民饭店"二楼。
第一次见李建国,他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的确良衬衫,下身是深蓝色的西裤,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
他身材高大,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文雅,与我们这些从农村出来的人很不一样。
他点了四菜一汤,其中有一道红烧鲤鱼,在那个年代能在饭店吃到鱼,已经是很奢侈的事了。
席间,李建国不时用公筷给姐姐夹菜,眼神温柔,言谈谦和,听说我是小学老师后,还跟我讨论了一番教育问题。
"教师和医生都是良心活,都是在为人民服务。"他真诚地说,眼睛里闪烁着理想的光芒。
买单时,他坚持付了三十八块钱的饭钱,当时我和姐姐都吃了一惊,那可是将近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啊。
回家路上,姐姐红着脸说:"他还不错吧?"我点点头:"嗯,人看着正派,有文化。"
后来才知道,李建国是本地师范大学医学系毕业的,比姐姐大两岁,成绩优异,刚分配到县医院不久。
父母见了李建国,连连点头称赞,母亲还特意蒸了一锅白面馒头招待他,那可是平时舍不得吃的细粮。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医生可是"铁饭碗"中的铁饭碗,人人羡慕的职业。
更何况李建国人品好,家境也不错,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在粮站工作,家里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院子里看电视时常常会吸引一群邻居。
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样的家庭已经算得上体面,邻居们都说姐姐"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姐姐和李建国处了半年,每周日姐姐都会精心打扮,穿上那件藏蓝色的的确凉上衣,去赴约。
有时是去看露天电影,有时是去县城公园划船,或者就只是坐在医院后面的小树林里聊天。
姐姐总会带回一些小礼物——一支钢笔,一块手帕,一本《读者》杂志,都是李建国送的。
感情稳定,双方家长也都满意,便定下了婚期。
按照当地习俗,订婚时男方要给女方家"三转一响"——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和收音机。
虽然李家条件不错,但一下子拿出这么多聘礼也很吃力。
李建国父母东拼西凑,李建国还特意去省城借了同学的钱,好不容易置办齐全。
其中那辆"凤凰"牌自行车是半旧的,但李建国把它擦得锃亮,车把上还系了红绸带;收音机是"红灯"牌的,能收到省台的信号;手表是"上海"牌的,走时准确;缝纫机是"蝴蝶"牌的,崭新的黑漆面,车头上有精致的花纹。
我清楚地记得姐姐收到这些聘礼时激动的神情,她摸着缝纫机,眼里闪着光:"这下能给咱爸妈做新衣服了。"
婚期定在1987年春节前,双方开始准备婚事。
姐姐的陪嫁品也在准备中,父母从农村老家拿来了积攒多年的钱,添置了新被褥和一些家用物品。
母亲还让村里最好的裁缝给姐姐做了一套结婚时穿的红色衣服,面料是省城亲戚托人买的"的确良",在当时已是相当讲究了。
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姐姐每天数着日子,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谁知道,就在婚期前一个月,县城来了一个外地建筑公司的工程队,要修建一座商贸大楼。
队长王明是北京某大学毕业的工程师,三十出头,开着一辆当时罕见的桑塔纳轿车,一下子成了县城的风云人物。
那时候县城的路还是土路,他那辆小车走过的地方总会扬起一阵尘土,路边的人无不侧目。
县领导亲自接见了他,还在饭店设宴款待,这事被传得沸沸扬扬,好些姑娘做梦都想见见这位"北京来的工程师"。
姐姐在一次厂里组织的联谊活动中认识了王明。
那天棉纺厂的礼堂里放映《少林寺》,王明作为特邀嘉宾坐在第一排,姐姐因为是统计员,被安排在接待组。
王明成熟自信,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眼镜,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股城里人的气派,与县城的年轻人大不相同。
他知道姐姐是统计员,特意跟她讨论了一些数字方面的问题,让姐姐感到备受尊重。
散场后,王明主动提出送姐姐回家,那辆桑塔纳轿车停在厂门口,看得围观的人啧啧称奇。
"坐汽车什么感觉?"我好奇地问姐姐。
"可舒服了!"姐姐眼睛发亮,"连颠簸都感觉不到,音响里还放着邓丽君的歌呢!"
那段时间,王明经常到棉纺厂找姐姐,有时是请她帮忙核对一些数据,有时是"顺路"送她回家。
他向姐姐描绘了北京的繁华与机会,拿出照片给她看天安门、故宫、长城,那些地方我们只在课本和电影里见过。
"北京的马路上全是小汽车,高楼大厦比咱们县城还多,"姐姐兴奋地告诉我,"听说那边的工厂工资都有一百多呢!"
王明暗示如果姐姐愿意,他可以带她离开这个小县城,去北京开始新生活。
"我们工程队在北京有关系,安排个工作不是问题,"他信誓旦旦地说,"你这么聪明,在北京一定能有出息。"
姐姐被这突如其来的机会冲昏了头脑,连续几天睡不好觉。
在那个年代,能去北京,对于我们这样的小县城姑娘来说,简直就像是飞上了天。
"小玲,你觉得我该怎么办?"一天晚上,姐姐悄悄爬到我床边,低声问我。
"姐,你和李建国都要结婚了,怎么还考虑别的事情?"我有些不解。
"可是这是去北京啊!多少人一辈子都没机会去!"姐姐激动地说,"我不想一辈子困在这个小县城,看看同样都是二十多岁,王明都当上工程师了,开小汽车,住宾馆,我呢?就在这个小县城里做一辈子的工人?"
我默然,其实我也向往大城市,但我没想到姐姐会为此动摇婚约。
"李建国对你这么好,你真的忍心放弃他吗?"我问。
姐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可能就是我和他没有缘分吧。"
就这样,在距离婚期只有两周的时候,姐姐突然告诉父母,她不想嫁给李建国了。
那天晚上,家里闹翻了天。
"你这是要毁了自己的名声啊!"母亲哭着说,一边说一边用围裙擦眼泪,"李建国条件这么好,人也老实本分,聘礼都下了,你怎么能这么做?"
"我就是不想嫁给他。"姐姐固执己见,"我想去北京,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父亲气得差点晕过去,摔了手里的搪瓷缸子,滚烫的茶水溅到他的脚上,他也浑然不觉。
"你这是要砸了我们全家的锅!"父亲吼道,"悔婚是要赔人家聘礼的,你知道吗?那可是人家一家老小几年的积蓄啊!"
在那个年代,悔婚是极为严重的事情,不仅会让女方家族蒙羞,还会被全城人指指点点。
"大不了我不要这个家了!"姐姐激动地喊道,"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在这个小地方待一辈子吗?我也想见世面啊!"
父亲气得一连几天没和姐姐说话,饭也不吃,整日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抽烟,一根接一根,眼神木然。
母亲则是以泪洗面,一边哭一边做姐姐的衣服,仿佛这样就能挽回什么。
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连隔壁的张大娘都来问:"你们家是不是出啥事了?听说你姐姐要退婚?"
最后,还是我主动找姐姐谈心。
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屋后的小菜园里,夏夜的萤火虫在黑暗中忽明忽暗,像是闪烁的小灯笼。
"姐,你真的想好了吗?"我轻声问她,"王明真的像他说的那么可靠吗?你才认识他多久?"
姐姐摘下一片菜叶,在手心里揉搓:"小玲,我心里怕,可是我更怕错过这个机会。你说,如果李建国能带我去北京,我会放弃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知道答案。
"你看,"姐姐指着远处的星空,"北京的星星和这里的一样吗?我想去看看,我不想活在别人的回忆里,说起我这一生,就只能说我嫁了个县医院的医生,一辈子没出过这个县城。"
姐姐突然转向我,眼里带着泪光:"小玲,你难道不想离开这个小县城吗?你甘心一辈子当个小学老师,教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看着他们离开这里,而你永远留在原地?"
我沉默了。
确实,在那个改革开放初期,大城市的机会和繁华是我们这些小地方人梦寐以求的。
电视里的"霓虹灯"、"摩天大楼"、"时装表演",都是我们向往却遥不可及的世界。
但我还是担心姐姐太过冲动。
"如果你真的决定了,至少应该亲自向李建国和他家人道歉。"我最后说,"这是最基本的尊重。"
姐姐点了点头,但最终也没有勇气面对李家人。
她写了一封道歉信,让我转交给李建国,然后收拾了一个小皮箱,装了几件换洗衣服,拿了存折里的五十多块钱,跟着王明去了北京。
那天,她走得很匆忙,连家里的缝纫机都没带走,只在桌上留了一张字条:"爸妈别担心,我去北京了,有机会会寄信回来。"
李建国收到信后,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魂一样。
我去医院找他,见他站在走廊尽头,背对着我,肩膀不自觉地颤抖着。
"李大夫......"我轻声叫他,声音里带着歉意。
他转过身,脸色苍白,眼圈发红,手里紧紧攥着姐姐的信。
"王医生,"他苦笑一声,"麻烦你转告你姐姐,祝她幸福。聘礼的事情不用担心,我不会找你们家要回来的。"
他的宽容让我更加愧疚。
我亲自上门向李家道歉,看到他憔悴的父母和摆在桌上的结婚喜糖,心里既难过又愧疚。
他的父母虽然伤心,但对我还算客气,只说:"缘分的事情强求不来,只是可惜我们建国这么好的孩子..."
"李叔,李婶,我代姐姐向你们道歉,"我低着头,声音哽咽,"聘礼的事情,我们家一定会想办法..."
"不用了,"李建国的父亲摆摆手,"东西都是买给你姐姐的,现在她不要了,我们拿回来也没用。你回去告诉你父母,不用放在心上。"
走出李家门口,我忍不住哭了。
姐姐走后,全县城的人都在议论这件事,指责我们家"不守信用"。
我走在街上,常常能听到背后的窃窃私语:"就是那个悔婚女孩的妹妹"、"一家人都靠不住"。
甚至有人直接问我:"你姐姐是不是被骗了?那个北京来的工程师听说开的车都是租的呢!"
父母在老家也抬不起头来,亲戚们都避而不见,过年也没有人来我们家拜年。
李家虽然没有做出过激行为,但他们的痛苦和失望是显而易见的。
李建国在医院请了一周的假,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最让我意外的是,半个月后,李建国主动来找我,说想和我聊聊。
那是初冬的一个周末,我们坐在县城公园的长椅上,落叶在脚下沙沙作响。
"你姐姐还好吗?"他轻声问,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不知道,她走了之后还没有消息。"我低头看着脚尖,不敢抬头看他。
李建国沉默许久,然后说:"我本来以为我会恨她一辈子,但我发现我做不到。我只是不明白,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不是你的问题,"我急忙说,"是姐姐太过心急,被眼前的虚荣蒙蔽了双眼。县城里谁不知道李医生人好医术高,是多少姑娘做梦都想嫁的对象。"
说完这话,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烫,不知怎么的,这话听起来像是在暗示什么。
李建国看了我一眼,眼神温和:"谢谢你的安慰。你和你姐姐长得挺像的,但性格好像不太一样。"
"嗯,人人都说我老实,姐姐活泼。"我笑了笑,心里泛起一丝涟漪。
这次谈话后,我和李建国开始有了更多的交流。
起初只是偶尔在街上相遇时的问候,后来变成了有意的碰面。
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借书,偶遇李建国,他正在翻阅一本医学杂志。
"这么巧?"他笑着走过来。
"嗯,想借本书,"我有些不自在,"最近工作压力大,想看看别的东西放松一下。"
"我刚借了一本《红楼梦》,要不要一起看?"他掏出书来,递给我。
"你也喜欢古典文学?"我有些惊讶。
"医生也是人啊,"他笑了,"不能只看医书,那样会变得太冷酷。"
从那以后,我们经常在图书馆碰面,一起读书,讨论文学,有时也聊些生活琐事。
我发现他其实是个很有才华的人,不仅医术好,还爱读书,懂音乐,甚至会拉二胡。
有一次,县里搞文艺汇演,他拉了一曲《二泉映月》,深沉悲凉的琴声让我潸然泪下。
演出结束后,他问我为什么哭。
"不知道,"我擦着眼泪,"就是觉得很感动,很触动心灵。"
他递给我一块干净的手帕:"那我以后多给你拉二胡,好不好?"
我接过手帕,点点头,心里像灌了蜜一样甜。
在那个文化娱乐匮乏的年代,这样的才艺已经算是相当出众了。
半年后,姐姐从北京回来了,一个人。
她瘦了一大圈,眼睛里没有了从前的神采,皮箱里只多了几件褪了色的衣服。
原来王明早已有妻子,只是瞒着姐姐。
他把姐姐带到北京后,安排她在一个小服装厂做临时工,住在工厂的集体宿舍里,八个人挤在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屋里,冬天没有暖气,夏天没有风扇,厕所是公用的,每天还要排队。
姐姐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王明根本没有能力也没有打算给她安排什么好工作,更别说让她留在北京了。
"他有老婆孩子,根本就是骗我的,"姐姐哭着说,"他说他会帮我办北京户口,结果连个暂住证都没给我办,每天担心被抓。"
"那他为什么要骗你去北京?"我不解地问。
姐姐的脸一下子红了,然后低下头,不再说话。
我隐约明白了什么,心里一阵酸楚。
姐姐回来后,羞愧得几乎不敢见人。
父母虽然心疼,但也无法原谅她的冲动决定。
"李家的聘礼都退回去了,你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母亲叹息道,"这县城里谁还敢娶你?"
姐姐只是低着头,默默流泪,手里攥着一张发黄的车票,那是她从北京回来的唯一证明。
我心里其实也埋怨姐姐,但看到她这么可怜,又不忍心责备。
一天,姐姐偷偷塞给我一个小布包:"小玲,这是我在北京买的小礼物,不值钱,但是希望你喜欢。"
我打开一看,是一枚小小的景泰蓝胸针,虽然不是真品,但做工精致,在县城里也是少见的。
"姐,你自己都这么困难,还给我买东西。"我心疼地说。
"傻丫头,"姐姐擦擦眼泪,"姐姐对不起你,让你也跟着受委屈了。"
这时,李建国却出人意料地前来探望。
他没有嘲讽姐姐,只是平静地说:"王老师,既然回来了,就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姐姐感动得泪流满面,却又因为愧疚无法直视李建国。
李建国离开后,姐姐拉着我的手说:"小玲,我真的错了。李建国这么好的人,我居然为了一个骗子放弃了他。你现在跟他......"
姐姐欲言又止,眼里含着询问。
"我们只是普通朋友。"我慌忙解释,脸却不由自主地红了。
姐姐看着我的反应,苦笑一声:"小玲,如果你喜欢他,姐姐不会反对的。"
听着姐姐的话,我心中五味杂陈。
因为在这半年里,我和李建国确实已经超越了普通朋友的关系。
我们一起去县图书馆看书,一起听收音机里播放的交响乐《梁祝》,有时还一起去郊外的小河边散步,看河面上漂浮的野荷花和嬉戏的小鱼。
有一次,我们坐在河边的石头上,看着远处的落日。
"小玲,"他突然叫我的名字,声音有些颤抖,"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我心跳加速,低下头:"挺好的啊,医术好,人也善良。"
"那......"他犹豫了一下,"你会考虑和我交往吗?"
我惊讶地抬头,看到他眼里的真诚和期待,心里像揣了一只小兔子,又是惊喜又是忐忑。
"可是我姐姐......"我小声说。
"你姐姐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轻声说,"我们也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不是吗?"
我没有立即回答,但从那天起,我开始期待每次与他的见面,也开始明白,这就是恋爱的感觉。
李建国显然也对我产生了感情。在姐姐回来一个月后,他正式向我表白,希望我能做他的女朋友。
"我喜欢你的善良和坚强,喜欢你对学生的耐心,喜欢你读书时专注的样子,"他真诚地说,"我想和你一起生活,一起变老。"
我很矛盾,一方面是对他的喜欢,另一方面是对姐姐的愧疚。
"姐姐还没有走出阴影,我不能这样对她。"我对李建国说。
"我理解你的顾虑,"李建国温和地说,"但我们的感情是真实的,不应该因为过去的事情而被否定。而且,你姐姐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即使现在后悔,也不能要求别人的生活因此停滞不前。"
李建国的话让我思考了很久。
最终,我决定坦白地告诉姐姐我和李建国的事情。
那天晚上,我和姐姐坐在院子里的小石凳上,皎洁的月光下,姐姐的脸显得格外苍白。
"姐,我有事要告诉你,"我深吸一口气,"我和李建国,我们......"
"我知道,"姐姐打断我,眼里闪过一丝苦涩,"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们很般配。"
我愣住了,没想到姐姐会这么说。
"你不生气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姐姐长叹一口气:"生什么气?该生气的是你们才对。是我先放弃了他,现在我有什么资格生气?"
姐姐的大度让我又感动又愧疚。
但她接下来的话却让我心惊:"不过小玲,你要想清楚,李建国心里的第一选择是我。你永远都是替代品。"
这句话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心里。
我开始怀疑自己和李建国之间的感情是否真实,是否只是因为姐姐的离开而产生的替代效应。
当天晚上,我失眠了,翻来覆去想着姐姐的话。
第二天,我把这个疑虑告诉了李建国。
我们坐在医院后面的小树林里,周围是刚发芽的杨树,新绿的嫩叶在春风中轻轻颤动。
李建国没有立即反驳,而是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不能否认,最初认识你是因为你姐姐。但人的感情是会变化的。我喜欢的是现在的你,是你的善良、坚强和对生活的热爱。这与你姐姐无关。"
我注视着他的眼睛,看到的是诚恳和坚定。
"你能保证以后不会拿我和姐姐比较吗?"我问,声音有些颤抖。
"我保证,"他握住我的手,"从今往后,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人。"
那一刻,我决定相信自己的感觉和他的话。
1988年冬天,我和李建国结婚了。
婚礼很简单,只在县里的照相馆拍了几张结婚照,然后在食堂办了十桌酒席,请了亲近的亲友。
姐姐作为伴娘站在我身边,脸上带着复杂的笑容。
她帮我整理红色的结婚礼服,那是母亲特意从县供销社买的料子做的,鲜艳如火。
"小玲,祝你幸福,"姐姐在我耳边轻声说,"替我好好待他。"
父母虽然一开始有些犹豫,担心我嫁给姐姐的前未婚夫会被人说闲话,但看到李建国对我的真心,最终也给予了祝福。
"只要你们好好的,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父亲拍拍我的肩膀,"闺女,爸爸只希望你幸福。"
婚后的生活虽然简朴,但充满了温馨。
我们住在医院分配的一套小两居室里,家具简陋——一张木板床,两把靠背椅,一个两开门的柜子,还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是李建国父母送的新婚礼物。
虽然简单,但被我们布置得温馨舒适。
我在墙上贴了几张年画,窗台上放了几盆常春藤,给这个小家增添了一些生气。
李建国工作认真负责,经常加班加点,很快在医院里有了好评。
我也在学校教书,教三年级的语文,深受学生喜爱。
每天清晨,我们一起吃早饭,然后各自骑车去上班,晚上一起回家,分享各自的工作趣事。
周末,我们会一起去市场买菜,或者去图书馆看书,有时也会去探望双方父母。
日子虽然平淡,但充满了甜蜜和温暖。
姐姐在我结婚后不久,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在建材厂工作的师傅,名叫张明,比姐姐大六岁,是个瓦工。
他条件普通,身材魁梧,皮肤黝黑,是个典型的劳动人民形象。
但他为人踏实,对姐姐体贴入微,知道姐姐的过去后,没有丝毫嫌弃,反而更加珍惜她。
"你姐夫人不错,"李建国评价道,"踏实肯干,这样的人最可靠。"
姐姐很快嫁了出去,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张小虎,虎头虎脑的,很是可爱。
表面上看,她似乎已经忘记了过去的事情,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但实际上,每当姐姐看到我和李建国幸福的样子,她眼中都会闪过一丝悔意。
特别是在1992年,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全国,我们县城也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
新的商场、饭店、娱乐场所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
那一年,李建国因为医术精湛,被选送到省城进修,学习新的医疗技术。
回来后,他被提拔为内科副主任,前途一片光明。
在医院职工代表大会上,他作为先进工作者发言,台下掌声雷动。
而姐姐的丈夫张明虽然老实,但工作一直没有起色,建材厂效益不好,经常发不出全额工资,家庭经济拮据。
姐姐不得不在家做些手工活贴补家用,有时还要照顾生病的公婆,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一天,姐姐独自来到我家,坐在我对面,手里捧着一杯热茶,突然问我:"小玲,你后悔嫁给李建国吗?"
我毫不犹豫地摇头:"一点都不后悔。他是个好丈夫,也会是个好父亲。"那时我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姐姐的眼睛湿润了:"我真羡慕你。如果当初我不那么冲动,现在过着这样生活的人应该是我。"
我握住姐姐的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你现在的丈夫虽然条件不如李建国,但他疼你,这就够了。"
姐姐点点头,但我知道她心里的遗憾永远无法完全消除。
一天晚上,李建国下班回来,神秘地递给我一个小盒子。
"给你的,"他笑着说,"看看喜不喜欢。"
我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条银质的项链,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苹果挂坠。
"这是......"我惊讶地看着他。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条项链吗?我存了三个月的奖金才买的,"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苹果代表平安,希望你和孩子都平平安安的。"
我感动得抱住他:"谢谢你,我很喜欢。"
李建国轻轻抚摸我隆起的腹部:"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很健康,很聪明,像你一样。"
1993年春天,我生下了一个健康的男孩,取名李小帆,希望他能像帆船一样,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县城也在迅速发展。
新修的柏油马路取代了尘土飞扬的土路,新建的商场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
李建国在医院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也从普通老师升为了教研组长。
我们攒钱买了新家具,彩色电视机取代了黑白的,家里还添置了电冰箱和洗衣机,这在当时的县城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生活水平了。
1995年,我们生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李小雨,因为她出生在一个雨天,小脸蛋圆圆的,像个瓷娃娃。
相比之下,姐姐的生活并不顺利。
国有企业改革的浪潮中,建材厂效益越来越差,姐夫张明的工资常常拖欠。
1996年,工厂宣布改制,张明被迫下岗,拿了一笔不多的补偿金,一时间找不到工作,全家陷入经济困境。
张明后来跟着一个私人老板跑运输,每天起早贪黑,很少回家,而姐姐不得不出去打零工补贴家用,一会儿在饭店洗碗,一会儿在商场当售货员,身体也因为劳累而每况愈下。
看到这种情况,我和李建国经常接济他们,逢年过节也会邀请他们来家里吃饭。
"姐,有什么困难就直说,别跟我们客气,"我握着姐姐粗糙的双手,心疼地说,"咱们是亲姐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姐姐总是摇摇头:"你们已经帮了很多了,我们自己能挺过去。"
但我能从她眼中看到深深的疲惫和无奈。
2000年前后,李建国被提拔为医院的副院长,负责医疗质量工作。
他为县医院引进了许多新技术和设备,使医院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那一年,县电视台还专门做了一期节目,采访李建国,称赞他为县城医疗水平的提高做出的贡献。
我也因为教学成绩突出,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获得了一枚镀金的奖章和五百元奖金。
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足,两个孩子也健康成长,学习优秀。
我们搬进了新建的县城小区,三室一厅的楼房,宽敞明亮,比起当年的单位分房好了不知多少倍。
屋子里有暖气,有独立卫生间,有宽敞的厨房,甚至还有一个小阳台,我在那里种了几盆茉莉花,夏天开花时,香气四溢。
姐姐来参观新房时,眼睛里闪过一丝羡慕,但很快就掩饰起来,笑着说:"小玲,你现在可真是出息了,房子这么漂亮。"
"这还不都是托李建国的福,"我谦虚地说,"你们要是有困难,随时可以来找我们。"
姐姐摇摇头:"我们好着呢,小虎这次期中考试还得了全班第三呢。"
但我知道,姐姐的生活还是很拮据。
她和张明住在厂里分的老房子里,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客厅,厨房和卫生间都是公用的。
房子年久失修,墙皮脱落,夏天漏雨,冬天漏风。
张明虽然跑运输挣了些钱,但因为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不稳定,遇到车辆维修或者生病,就会入不敷出。
即使这样,姐姐还是尽力让儿子小虎上补习班,希望他能通过学习改变命运。
去年春节,全家聚在我家里吃团圆饭。
厨房里飘出阵阵香味,红烧肉、清蒸鱼、糖醋排骨......一道道菜摆上桌,满满一大桌子,李建国还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
"今天可是特殊日子,咱们一家人好好庆祝一下,"他笑着说,"小帆考上了重点高中,小雨期末考试第一,值得庆祝!"
饭桌上,已经上高中的小帆突然问起了我和李建国相识的故事。
"爸妈,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啊?"他好奇地问,"是相亲吗?还是自由恋爱?"
姐姐的脸色变了,悄悄擦了擦眼角,低头给小虎夹菜。
李建国看了我一眼,然后平静地说:"我和你妈妈是通过你姨妈认识的。命运有时候很奇妙,会把最合适的人带到你面前。"
"那你们一见钟情啊?"小雨眨着大眼睛问。
"不是一见钟情,"我微笑着说,"但是日久生情,发现对方是世界上最适合自己的人。"
晚上,姐姐在阳台上陪我收拾碗筷,月光下,她的脸上已经有了细纹。
"小玲,这么多年了,你真的不怪我吗?"她突然问。
"怪你什么?"我疑惑地看着她。
"怪我当初那么任性,放弃了李建国,害得你们......"她的声音哽咽了。
"姐,那都是命运的安排,"我轻声说,"如果不是那样,我可能就不会认识李建国,也就没有了今天的幸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姐姐眼中含着泪水:"你总是这么想得开。但我真的后悔了,那么好的一个人,我居然为了虚无缥缈的承诺放弃了。现在看着你们这么幸福,我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
她喝了点酒,脸颊微红,眼神里带着几分迷离:"小玲,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做梦还会梦到当初在县城坐着李建国的自行车,风吹过来,那么自在。"
"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说你后悔了?晚了。"我放下手中的茶杯,看着对面憔悴的姐姐,"二十年前我替你接了这份姻缘,如今它已经是我生命中最珍贵的部分。"
姐姐沉默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继续说道:"姐,生活从来不会因为我们的后悔而重来。与其沉浸在过去的遗憾中,不如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你有一个疼爱你的丈夫,一个孝顺的儿子,这已经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幸福了。"
姐姐点点头,擦干眼泪:"你说得对,我不该总是想着过去。谢谢你,小玲,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宽容和理解。"
"我们是亲姐妹,无论发生什么,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我微笑着握住姐姐的手。
这时,李建国走了过来,手里端着一壶热茶:"大家都在客厅看春晚呢,你们怎么躲在这里说悄悄话?"
姐姐擦干眼泪,笑着说:"还不是在说你的坏话。"
李建国装作生气的样子:"我这个县医院的副院长,行医二十年,从来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有什么坏话可说?"
我们都笑了,就像多年前我们还年轻时那样。
窗外,春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照亮了整个县城。
二十年的光阴如流水般逝去,带走了青春的容颜,却留下了深刻的人生智慧。
我明白,人生的每一步选择都在塑造着不同的命运,而最重要的,是在自己选定的路上坚定地走下去,无论这条路最初是怎样开始的。
或许,正如李建国所说,命运确实很奇妙,它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把最合适的人带到你面前。
而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用心经营,让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不平凡的光彩。
姐姐离开时,我送她到楼下,看着她和张明、小虎一家三口远去的背影,心中既是庆幸,又有一丝怜惜。
人生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和后果。
姐姐的悔婚让她失去了一份可能的幸福,却给了我一个完整的家。
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奇妙之处——它不会让每个人都一帆风顺,但会给每个人最适合的安排。
回到家,李建国已经洗漱完毕,坐在床边看书。
"姐姐还好吗?"他抬头问我。
"挺好的,"我坐到他身边,"就是有些感慨。"
李建国放下书,握住我的手:"小玲,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摇摇头:"不辛苦,能和你一起生活,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
窗外,最后一朵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绚烂而短暂,却足够照亮我们平凡而温暖的生活。
有些路,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人,错过了就不再回来。
但命运总是公平的,它会把最合适的人带到你面前,只要你有一双能够发现幸福的眼睛。
而今,我和李建国已经走过了二十年的婚姻之路,从年轻气盛到两鬓斑白,从贫困拮据到生活富足,从青涩懵懂到相濡以沫。
这一路,有泪水,有欢笑,有争吵,有和解,但更多的,是那些平凡日子里的点点滴滴——一起吃的早餐,一起看的电视,一起教育孩子的日子。
这些平凡的日子,编织成了我们共同的回忆,成为了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而姐姐的后悔,只能成为她生命中的一个遗憾,一个无法弥补的缺憾。
但我相信,她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哪怕这幸福比不上她曾经放弃的那一份。
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它给予你选择的自由,但也要你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不是所有的错过都有再次相遇的机会,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被时间抚平。
但只要我们怀着感恩和珍惜的心,面对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就已经足够幸福了。
来源:那一刻的思绪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