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张纸，一个红手印，就这么简单，王老汉祖上传下来的三亩薄田就没了影儿。

一张纸，一个红手印，就这么简单，王老汉祖上传下来的三亩薄田就没了影儿。

这事儿不是发生在戏文里，就发生在他爹王顺那辈儿。

那张纸，后来人管它叫契约，可在王老汉心里，那就是一道催命符，一道从老祖宗那时候就套在中国人脖子上的无形枷锁。

听村里最老的人讲，老早老早以前，那时候的皇帝还是周天子，天底下的地都是公家的。

大家伙儿在“井”字形的田里干活，中间那块公田的收成上交，剩下的八块归自个儿。

那时候没人琢磨着买地卖地，有把子力气，就能有口饭吃，日子过得踏实。

这就像一个遥远的梦，老人们说着说着就叹气，因为这梦早就被马蹄子给踩碎了。

是秦国一个叫商鞅的大官，把这个规矩给破了。

他让土地可以像萝卜白菜一样买卖，说是为了让国家有钱打仗。

这口子一开，就再也堵不上了。

一开始，大伙儿都觉得这是好事。

有力气、脑子活络的人，省吃俭用几辈子，说不定真能攒下几亩地，从给人家扛活的佃户，变成有自个儿地契的自耕农。

王顺的爷爷那辈人，就是这么熬出头的。

天不亮就下地，土坷垃里刨食，硬是置办了三亩地，在村里算是把腰杆挺起来了。

那会儿，地就是命根子，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奔头。

可这世道，从来就不让你安生。

王顺小时候，村里的地大都是张秀才家的。

张秀才是前清的老读书人，张口闭口“仁义道德”。

王顺家租他三十亩地，地租虽然不低，但好歹是个讲理的人。

赶上灾年，能让你赊点粮；逢年过节，佃户们去拜年，他还能免个三瓜俩枣的租子。

这种地主，就像村口的老槐树，虽然遮阴，但也算个规矩，乡里乡亲的，面子上还过得去。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第一拨主人，靠读书和祖上的福荫过活。

没过几年，城里响了枪，听说皇帝没了，改叫“民国”了。

这风刮到村里，张秀才家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把地都卖了。

接手的是个姓刘的旅长，这人不是靠念书发的家，是靠枪杆子。

他就是这地上的第二拨主人，兜里揣着枪，身后跟着兵，眼里只有白花花的现大洋。

刘旅长一来，村里的空气都凉了半截。

他不懂什么叫“乡里乡情”，地租说涨就涨，从四六开直接提到七三开，一年的收成，七成要姓刘。

谁家要是交晚了，来的可不是点头哈腰的管家，是背着长枪的兵痞，直接冲进你家粮仓里搬。

那时候官府自己都乱成一锅粥，根本管不到乡下。

这些拿枪的地主，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跟土皇帝没两样。

他们吞并土地，根本不把国家的税收放眼里。

老百姓的血汗，不再是填饱国库，而是喂肥了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真正把王顺家逼上绝路的，还不是地租。

那年秋天，王顺的娘病得下不来炕，郎中开的方子死贵。

家里锅底都刮不出三粒米，唯一的活路，就是找刘旅长借钱。

刘旅长家的大院里，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账房先生慢悠悠地拿出张写满字的纸。

王顺他爹不识字，只能听那账房先生念：“借现大洋十块，月钱五分，驴打滚的利，拿你家那三亩地做押。”

月钱五分，就是一个月五分利，一年下来光利息就得六块大洋，这差不多是当时一户庄稼人一整年的嚼谷。

最要命的是“驴打滚”，就是利滚利，这辈子都别想还清。

王顺他爹的手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在那张纸上按下了红红的手印。

那一刻，他押上的不是三亩地，是王家几代人的命。

这就是那些地主最毒的一招：放贷。

跟让你多干点活比起来，他们更喜欢用这种法子，把你最后那点家当给榨干净。

民国二十二年，南京的官府派人下来查过，说全国一半以上的农户都欠着债。

借钱干啥？

不是为了做买卖发财，就是为了买点吃的，或者办个红白喜事。

一年工夫，王顺家连本带利，一个子儿都还不上了。

刘旅长手下的人拿着那张“血契”，名正言顺地收走了他家的地契。

王家，从租地的佃户，彻底变成了啥也没有的雇农，只能给地主打短工，挣一天吃一天。

当了雇农，王顺才晓得啥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戏文里唱的“半夜鸡叫”，那都是编出来的好听故事。

刘旅长家的规矩更直接，天蒙蒙亮就得下地，星星出来了才能收工。

中间那顿饭，就是一碗清汤寡水的糙米粥，米粒都得用筷子捞。

谁要是敢偷个懒，抄起鞭子就是一顿抽。

日子没了盼头，人就剩下麻木。

王顺看着他爹的腰一天比一天弯，背影像个被压垮的虾米。

他想不通，一家人从早忙到晚，土里刨食，咋活得还不如地主家看门的那条大黄狗？

其实这事儿，老史书上早就写明白了。

从唐朝那会儿起，每个朝代快完蛋的时候，都是因为土地出了问题。

当官的、有钱的，把地都弄到自己名下，老百姓没了地，就只能到处流浪。

国家收不上税，就没钱养兵，最后不是外敌打进来，就是自己人先造反了。

地主这个东西，一开始可能是让大家伙儿好好干活的动力，可到了后来，就成了堵死所有人活路的大石头。

他们把国家的血吸干，把穷人的路堵死，最后把整个天下都拖垮了。

就在王顺觉得他们王家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得给人家当牛做马的时候，南边，飘来了一点风声。

村里人开始偷偷摸摸地传，说有一支穿红衣裳的队伍，喊的口号吓死人——“打土豪，分田地！”

一开始是害怕。

刘旅长加派了家丁，谁敢乱说就抓谁。

可这消息就像地里的草，火烧不尽，风一吹又长出来了。

那句简单的话，像一道雷，劈开了几千年来压在庄稼人头上的乌云。

它头一回告诉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你们的地，凭什么不是你们的？

一九四九年，一个叫新中国的国家立起来了。

没过多久，一支土地改革的工作队真的进了村。

村里开了几千年头一回的大会，刘旅长被绑在台子上，把他靠枪杆子和“驴打滚”抢来的地，一亩一亩地都吐了出来。

王顺他爹，那个被一张纸压弯了腰的老人，站在人群里，看着工作队的干部把一张新的、写着他名字的纸递过来。

那是一张土地房产所有证。

王老汉把那张薄薄的纸用油布裹了三层，塞进贴身的衣兜里。

他后来跟孙子说，这东西比命都重，因为这里头装着咱家几代人的腰杆子。

[美]孔飞力（Philip A. Kuhn）.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上海三联书店, 2014. (书中对清代社会结构与地方权力有详细描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伟大的十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的统计》. 人民出版社, 1959. (包含早期土地改革的相关数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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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小杨趣谈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