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的后人今何在？长子省委书记，俩女儿厅级，孙子移民加拿大

摘要：1949年9月6号半夜，重庆松林坡枪响，杨虎城跟他二儿子拯中，还有小女儿拯贵，一块去了，那天之后，谢葆真生的四个女儿，罗佩兰生的大儿子拯民，再加上张蕙兰生的拯汉，一共六个孩子成了幸存者，他们后来去了哪，干了啥，大伙儿最想知道，可又没几个人能把这件家事说得清清楚

“杨虎城的后人，现在都在哪儿呢”？

1949年9月6号半夜，重庆松林坡枪响，杨虎城跟他二儿子拯中，还有小女儿拯贵，一块去了，那天之后，谢葆真生的四个女儿，罗佩兰生的大儿子拯民，再加上张蕙兰生的拯汉，一共六个孩子成了幸存者，他们后来去了哪，干了啥，大伙儿最想知道，可又没几个人能把这件家事说得清清楚楚。

先说大儿子杨拯民，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他主动请缨去玉门油矿，1957年那的原油产量是75.54万吨，离“百万吨”的目标还差一截，可那已经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了。

零下三十多度的晚上，他就裹个老羊皮袄，在井架子旁边守一整夜，工人换班了，他就用雪搓搓脸接着干，后来有人问他干嘛不去省里头当个大官。

他笑笑说，“油比官大，父亲遗骨还没安葬，我往上走，心里不踏实。”1998年他病逝北京，历任玉门石油矿务局局长、陕西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其官方悼词并未使用 “循吏” 一词，官方的悼词里写的是“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奠基”。

再说女儿们。长女杨拯坤，15岁那年换了个名叫“周盼”，进了重庆的教会学校，她妈就跟她说了一句话，“把英文给学透了，以后肯定有用”。

1980年以后，她当了北京市旅游局的副局长，主要负责国内业务，没签过国际协议，却在办公室挂了一张父亲穿军装的黑白照，同事只知道她叫“老周”。

二女儿杨拯美，8岁是跟她爸见的最后一面，就记得她爸蹲下来摸着她的头说“回来教你骑马”，这句承诺随1949年的枪声碎成玻璃碴，1954年她从人大工业经济系毕业，主动申请去甘肃。

零下二十度的天，在牧民的帐篷里搞人口普查，手指头都冻得跟馒头一样，有人想把她调回北京，她就回了一句，“干部得守规矩，光靠感情解决不了问题。”

五女儿杨拯陆的故事，听着最揪心，1958年9月25号，在新疆三塘湖突然碰上暴风雪，才22岁的她，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把地质图包得跟个小孩儿似的，自己蜷在一个石缝里。

等队友找到她的时候，睫毛上全是冰碴子，怀里的图纸却一点没坏，1982年，中国地质学会就把那片地质构造命名成了“拯陆背斜”，现在都还标在石油分布图上。

到了第三代，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孙子杨瀚，1954年生的，从小他奶奶张蕙兰就叮嘱他，“在外头别提你爷爷的名字”，他有段时间都以为自己家就是个“普通干部”，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进了北外法语系。

1986年自己花钱去加拿大读传播学，后来就待在多伦多一个小出版社当编辑，2007年，他回国出了本《杨虎城大传》，手里拿着他祖母谢葆真在监狱里写的手记，他爷爷签发的军令，还有抗战那会儿抵押纽约房产买医疗物资的契约，整整三百多件东西。

在温哥华的抗战纪念会上，他用陕西口音念出他爷爷的绝笔信，“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台底下那些老华侨哭得稀里哗啦，有人问他为啥不回国当官，他还是笑笑，说，“我不为添彩，只为补白，把历史缺的那块拼图放回原位。”

今天要是去西安的杨虎城烈士陵园，再也看不见那个弯着腰擦墓碑的白发老人了，2021年9月18号，杨拯英老人走了，87岁，她生前就住在信义巷的老单元房里，水泥地，白灰墙，书桌上还摊着写了一半的《母亲谢葆真年谱》。

1998年她从陕西省政协文史委员会退休，之后的二十三年，她天天骑个自行车去档案馆，抄一份资料就回家敲进电脑里，生怕抄错了，还拿尺子压着一行一行地看，她说，“我们兄妹六个，没一个把受的苦当成炫耀的本钱，爷爷是殉国，父亲是殉志，我们只想殉职——把自己岗位守好，就是给杨家续命。”

杨家的第四代，第五代，现在散得更远了，有在北京的高校教石油地质的，有在上海的银行里做风险控制的，有留在加拿大当编辑的，也有人回了蒲城老家种苹果，他们很少聚到一块儿，就是每年9月6号那天，会各自低头看看手表，那是重庆枪响的那个时辰，没有什么公开的纪念，也没有媒体报道，就是把手头上的活儿停一分钟，好像是给历史留个安静的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