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基于“陕西高校2019届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调查数据”，探究了早期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存在时间差异。留守时间越长，就业质量越差；有过义务教育阶段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显著低于有

王凯丽，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青年发展；

朱晓文，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青年发展、家庭教育等。

[摘 要]文章基于“陕西高校2019届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调查数据”，探究了早期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存在时间差异。留守时间越长，就业质量越差；有过义务教育阶段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显著低于有过其他阶段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第二，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场域的人力资本和同伴社会资本实现，其中人力资本的非认知能力维度的中介效应最强。第三，留守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具有普遍性，双一流高校对留守负面效应的缓冲作用并不明显。研究对留守儿童的长期发展及提升大学生就业质量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就业质量；留守经历；大学生；人力资本；同伴社会资本

一、问题的提出

就业是民生之本。近年来，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攀升，大学生已成为就业的生力军，解决好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是抓好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促进大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部从2021年起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培训项目“宏志助航计划”，并要求各地各高校认真落实重点群体毕业生“一对一”帮扶责任制，“一人一档”“一人一策”精准开展就业帮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重点帮扶的对象是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的毕业生，尚未关注到曾经留守的大学生群体。那么，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如何？这一群体是否在就业中处于劣势？早期留守的不利影响是否会延续到求职阶段？既有研究并未详细探讨这些问题，为此，本研究旨在探索留守经历是否及如何影响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进而为提升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提出针对性的帮扶对策。

留守儿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人口流动而出现的一个特殊儿童群体。既有研究已系统探讨了留守儿童在留守期间的教育、健康、心理、行为等问题，对提升留守儿童的社会福祉做出了重要贡献（侯玉娜，2015；丁继红、徐宁吟，2018；吕利丹等，2024；陈云龙、吕利丹，2025）。随着第一代留守儿童逐渐步入成年，学术界的研究焦点从儿童期发展转向成年期，尤其关注早期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在关于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群体的长期影响方面，研究主要聚焦留守经历对大学生群体在大学阶段表现的影响（姚远、张顺，2018；贾勇宏等，2020），而尚未系统探讨其毕业后的就业状况。众所周知，职业是衡量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指标，也是现代社会分层的核心标准之一。留守儿童在完成高等教育后都期望获得理想的工作，以此实现自身价值和向上流动。因此，探索大学生的职业获得是否会受到留守经历的持久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就业质量为结果变量，探索留守经历的长期效应及影响机制，主要回答以下三方面的问题：（1）留守经历是否会对大学生的就业质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如果影响存在，是否会因留守时长和留守时点的不同而产生差异？（2）留守经历影响就业质量的过程机制是什么？留守经历是否会通过抑制个体在高等教育阶段的人力资本和同伴社会资本积累而降低其就业质量？（3）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中，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差异？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留守经历与就业质量

生命历程理论（Life Course Theory）认为，个体发展嵌于历史背景与社会结构之中，早期的关键生命事件对个体的未来生活轨迹具有持久、深远的影响（Settersten & Mayer，1997；Elder，1998）。留守是在我国城镇化加速、人口流动加剧、家庭结构转变等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定现象，也是个体在儿童、青少年时期的重要生命事件，可能影响其成年后的生活际遇。很多关于留守长期效应的研究发现，有留守史的大学生在学业成就、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等多项社会结果上处于劣势（姚远、张顺，2018；贾勇宏等，2020）。职业发展作为评价个体在成年期发展的核心指标之一，可能也会受到早年留守经历的冲击。大量关于留守短期效应的研究亦表明，留守儿童在学业发展、品行表现、社会情感能力和身心健康等众多指标上得分均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周宗奎等，2005；罗静等，2009；赵晓航，2017）。鉴于个体青少年时期的发展状况是成年后职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早期留守经历可能对职业发展造成持久的不利影响，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相较于未留守者，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就业质量更差。

假设1旨在比较留守群体与非留守群体之间的差异，本文还将在此基础上探讨留守群体内部因留守时间（留守时点、留守时长）不同而产生的异质性。在留守时长方面，暴露时长效应（Length of Exposure）强调，个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暴露时间越长，其受到该环境影响的程度越深，产生相应结果的可能性也会增加（George，2014）。根据这一观点，随着个体留守时间的增加，留守经历对其在社会心理、身心健康、学业表现等方面的负向冲击将不断累积和强化。实证研究也发现，长期留守的不利影响贯穿儿童的童年期与成年期。它不仅会引发儿童在青少年时期自信心不足与厌学（侯玉娜，2015），也可能导致个体在大学期间的心理健康水平和幸福感较低（姚远、张顺，2018）。针对外来务工人员的研究也发现，留守时间越长，其面临的社会交往问题越多（刘志军、徐芳，2020）。因此，本文认为，长期处于留守风险中可能更不利于大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提高，进而降低就业质量。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留守时间越长，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越差。

与暴露时长的线性影响不同，时点效应强调留守发生在不同时期或年龄段可能会产生不同影响。对于时点效应，主要存在三种竞争性理论解释。

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幼龄期的成长经历贯穿个体未来发展的始终；若个体在幼龄期没有与父母建立安全的依恋纽带，成年后容易遭受较为严重的情绪和社会问题（Bowlby，1982）。据此推论，相对于其他年龄段的留守者，幼龄期留守对个体发展的负向冲击可能最大。有研究通过比较不同阶段留守的影响发现，在学前阶段留守者成年后的幸福感更低（姚远、张顺，2018；刘志军等，2022）。

与此相反，冲击衰退论强调，留守发生越早对个体的负面冲击反倒越小，因为早期创伤会随着时间逐渐修复（姚远、张顺，2018）。依据这一逻辑，晚期留守对个体的威胁更大。一些经验研究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即相较于其他时期，高中阶段留守对大学生非认知能力以及教育获得的负面影响更大（郭亚平，2020；胡建国、鄢雨，2020；谢勇、赵晓倩，2022）。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指出，处于中间的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经历对个体的负面效应最为突出。关于外来务工者的研究显示，义务教育阶段留守者更易陷入社交困境（刘志军、徐芳，2020）。这可能是由于义务教育阶段是个体认知与社会心理发展的关键转折期。根据认知发展理论（Piaget，1983），小学和初中是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能力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阶段的认知发展为未来学业奠定基础。同时，义务教育阶段对应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中的童年期和青春期早期（Erikson，1982），在此期间，学生开始系统学习知识和技能，培养好的习惯，同时开始自我探索、建立对未来工作与生活的信心。在此阶段留守的儿童因父母缺席，可能会面临认知受限、学业竞争力不足、自我认同与社会适应危机等问题，进而影响职业发展。相比之下，学前儿童的认知水平相对较低，留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营养和身体健康上（谢勇、赵晓倩，2022）。高中生的独立性增强，外界的影响力有所减弱（殷蕾，2023）。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对父母陪伴和引导的需求最为迫切，在该阶段留守可能对其未来发展带来更大挑战。

基于上述不同观点，本文提出一组关于留守时点效应的竞争性假设：

假设2b：基于依恋理论，学前阶段留守的大学生就业质量更差。

假设2c：基于冲击衰退论，高中阶段留守的大学生就业质量更差。

假设2d：基于认知发展理论，义务教育阶段留守的大学生就业质量更差。

（二）人力资本在留守与就业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人力资本对于职业发展的解释力已经得到广泛验证，即个体的人力资本越丰富，职业发展往往越好。早期人力资本理论主要强调教育和职业技能的重要性（Schultz，1961；Becker，1964），但随着理论的不断扩展和深化，非认知能力也被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Heckman et al.，2006）。综合而言，人力资本的核心是能力与素质。一方面，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升个人技能、知识水平和经验，提高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力和资源配置能力，最终助力职业发展；另一方面，某些形式的人力资本（如教育）也是一种区分生产力的筛选工具（Spence，1973）。

很多研究表明，拥有丰富人力资本（如学业成绩优异、名校毕业、党员身份、获得各类证书）的大学生在求职、薪资、社会保险参与和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岳昌君、白一平，2018；胡建国、裴豫，2019）。除此之外，随着新人力资本视角的兴起，非认知能力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也逐渐受到关注。有研究发现，团队合作、包容力、领导力和责任感等非认知能力因素不仅有利于大学生找到理想工作、提高求职成功率，而且有助于其提高职业收入（朱红、张宇卿，2018；邱文琪、岳昌君，2022）。在某种程度上，非认知能力对大学生初职工资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家庭背景（许多多，2017）。总之，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均有显著影响。

与此同时，个体的人力资本积累往往受制于早年的留守经历。在教育发展方面，绝大多数研究发现了留守的负面效应。由于缺少父母的监督与辅导，留守儿童经常面临学习成绩不佳、学习态度不端正、厌学甚至辍学等教育困境（叶敬忠等，2006；吕利丹，2014）。教育的连续性和累积性决定了大学表现与前一阶段的学习习惯、学业积累紧密关联，因此，留守儿童的教育劣势很可能会延续至高等教育阶段。近年来已有研究发现留守经历不仅会降低个体的高校层次和学历层次（胡建国、鄢雨，2020；谢勇、赵晓倩，2022），也会显著降低个体在大学期间的学业成就（贾勇宏等，2020）。在非认知能力方面，父母缺席削弱了家庭的情感培育和交流功能，导致留守儿童在非认知能力，如宜人性、尽责性、毅力等方面表现出劣势（Liu et al.，2021）。而非认知能力往往相对稳定和持久，会延续至大学阶段。针对大学生群体展开的研究已证明留守经历对其社会交往能力、自我控制、情绪稳定性和问题解决能力等非认知能力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郭亚平，2020；吴永源等，2021）。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人力资本中介效应假设：

假设3：人力资本（高等教育表现、非认知能力）在留守经历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三）同伴社会资本在留守与就业质量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是嵌入社会网络中的可以通过关系摄取或动员的社会资源，其对于劳动力市场回报的积极影响已得到大量研究的佐证（边燕杰，2004；张顺、程诚，2012）。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丰富的社会资本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提升期望薪资（李黎明、张顺国，2008），还有助于其收获良好的就业结果（包括就业机会、就业满意度、薪资收入等）（岳昌君、杨中超，2012；胡建国、裴豫，2019）。但遗憾的是，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先赋性的家庭或父母的社会资本，忽视了自致性的同伴社会资本。事实上，舍友、同学等同伴是大学生互动最频繁、最密切的对象，也是其大学阶段社会网络的重要来源。基于此，本文将从同伴社会资本的视角探究留守大学生的就业质量。

国外已有学者注意到同伴网络（同伴关系强度、同伴特征）对大学生就业结果的影响。比如，基于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室友工资较高、参加学生社团、和校友联系紧密的大学生更可能获得高薪工作（Marmaros & Sacerdote，2002）。一项针对巴西大学生长达15年的追踪调查亦发现，大学同伴质量对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具有长期的积极影响（Lépine & Estevan，2021）。然而，此类研究尚未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本文认为，在就业质量方面，同伴社会资本对中国大学生的作用可能比西方国家更为重要，这主要是因为中西方在高校管理制度上有较大差异。首先，很多欧美大学只要求大学生入学第一年必须住在学校宿舍，而我国高校普遍要求学生大学四年都要在学校住宿，且舍友相对固定，这种长期的朝夕相处使得同伴之间的相互影响更大。其次，国外很多大学实施的是学分制，没有固定的班级，而我国高校虽也实施了学分制，但仍然实行和中小学阶段相似的行政班级制度。学生进入大学就归属于某个班级，同学之间的交流互动更为频繁，可能进一步强化同伴之间的影响。

同伴影响可以通过社会支持机制和社会濡染机制来解释。社会支持机制强调个体通过动员和使用网络资源获取工具性或情感性支持，从而实现行动目标（程诚，2017；姚远、程诚，2021）。对大学生而言，同伴网络不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资源（如招聘信息、行业动态、求职经验等），还能帮助解决求职中的具体问题（如内推、整理申请材料等）。社会濡染机制则更多强调，同伴网络通过塑造个体的价值观和行为，进而影响最终的社会性产出（程诚，2017；姚远、程诚，2021）。对于职业发展而言，积极同伴可以引领和激励大学生对职业成就领域的关注与探索，并影响其求职行为和价值观念。

留守经历是否会影响大学生的同伴社会资本？这一问题尚未受到实证研究的广泛关注，仅少数研究发现，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存在人际关系敏感、社交能力和信任欠缺等问题（张莉华，2006）。这些问题可能早在留守期间就已形成，并延续到大学阶段。大量研究表明，留守儿童与同伴的关系较差、面临更多的同伴冲突和欺凌风险（孙晓军等，2010；陆芳，2019；Zhu et al.，2020）。交往能力上持久的劣势可能导致留守大学生难以与同伴建立良好的关系。此外，由于留守的长期影响，留守儿童进入大学后可能面临更多的心理、情感和行为方面的困境（王亚军等，2021）。基于社 会 交 往 的 同 质 性 规 律 ，个 体 更 倾 向 于 与 自 己 特 征 相 似 的 群 体 发 生 联 系（Mcpherson et al.，2001）。换言之，留守大学生结交多元化优质同伴的机会较为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其同伴社会资本。

综上所述，留守经历会影响大学生的同伴社会资本，同伴社会资本会通过直接支持或间接濡染而影响其职业发展。据此，可以提出如下同伴社会资本假设：

假设4：同伴社会资本（同伴关系、同伴质量）在留守经历与就业质量的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

（四）留守影响效应的高校差异

本文在探究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长期效应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中，留守经历的负向影响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在我国的高校体系中，双一流高校处于最高层级，学生在入学前就经历了严格的选拔，在学习能力和学业基础等方面表现更加优异。双一流高校优质的教育资源有助于学生在大学阶段进一步提升学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从而增强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此外，双一流高校为学生提供的就业资源也比普通高校更为丰富，增加了学生获得理想工作的机会。因此，尽管留守可能带来一些不利影响，但相较于普通高校毕业生，双一流高校的优质教育与就业资源以及求职时释放的名校信号，可以部分弥补留守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负面影响。据此，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负向效应主要体现于普通高校中。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陕西普通高校2019届毕业生就业创业质量调查”。该调查由陕西省教育厅委托西安交通大学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实施，旨在全面评估陕西省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与毕业生就业状况。陕西省高校众多，涵盖双一流高校、省属高校、普通本科及专科院校，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不同层次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在我国高校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于2020年1月至4月（2019届毕业生毕业半年之后）开展，采用线上填答问卷的方式进行，问卷链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各类高校毕业生。问卷内容涵盖基本人口信息、家庭背景、就业状况、高等教育经历等。该调查设置了“留守”专题，共有25920名学生参与了专题调查。由于本研究主要关注大学生就业质量，因此研究样本只选择了就业状态为受雇全职和半职的毕业生。在剔除对本研究所涉及的题项回答不完整的问卷后，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为10118人。

（二）变量测量

1. 留守经历

是否留守。通过询问受访者在上大学前是否有过留守经历（与父母双方或一方有过半年以上的分离），将在大学前（学前、小学、初中、高中）任一阶段留守过均视为具有留守经历，从而得到一个二分变量（是=1，否=0）。

此外，考虑到留守经历的差异性与多阶段性，本文还基于留守时长和留守时点（或称留守阶段）对留守经历做出更细致的划分。留守时点通过对学龄前、小学、初中及高中四个阶段的留守分别测量，生成“学前留守”“小学留守”“初中留守”“高中留守”四个二分类变量（是=1，否=0）。为了更直接地检验研究假设，还生成了“义务教育阶段留守”（是=1，否=0）这一变量。

留守时长由各阶段的留守时长相加得到。参照已有文献（刘志军等，2022）进行赋值：学前留守=6年，小学留守=6年，初中留守=3年，高中留守=3年，未留守则将其赋值为0年。随后，对四个阶段的留守时长相加得到一个取值范围为0~18的连续变量。

2. 就业质量

就业质量是一个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多维度概念。本文通过薪资水平、工作满意度、职业匹配度和职业发展前景四个指标构建了就业质量指数。

“薪资水平”通过询问“您工作的平均月收入（含奖金／提成／住宿／住房公积金等折算现金）是多少”获得，经过1%缩尾处理奇异值后，得到受访者的月收入，再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满足正态分布。

“工作满意度”通过被访者对所在单位的“岗位和职位”“地理位置”“薪酬和待遇”“人际关系”“职业稳定性”“职业发展机会”六个方面的自评得到，选项1~5代表了从“非常不满意”到“非常满意”，加总求均值形成一个1~5的定距变量表示总体的工作满意度。

“职业匹配度”通过询问被访者签约的职业岗位“与个人所学专业的匹配度”“与个人职业目标的匹配度”获得，选项1~5代表从“非常不匹配”到“非常匹配”；对上述两题加总求均值后，得到一个取值范围是1~5的定距变量，数值越大表示职业匹配度越高。

“发展前景”是指个体未来的晋升机会和职业前途，通过受访者对“如果继续待在本单位，我的前景可能不会太好”的认可程度来测量，选项1~5代表从“非常符合”到“非常不符合”，数值越大表示职业发展前景越好。为了直观地观察留守经历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参考学界的主流操作方法（Leschke & Watt，2014），对上述四个指标进行离差标准化和等权平均构建了就业质量综合指数，并乘以100得到一个取值为0~100的定距变量。变量取值越大，表示就业质量越高。

3. 人力资本

（1）高等教育发展。本文通过三个指标综合评估大学生的高等教育发展：学业表现（优良=1，一般及以下=0）、是否获得英语等级证书（如大学英语四六级等，是=1，否=0）、是否在校入党（是=1，否=0）。上述指标反映了个体在大学期间的综合素质，也是用人单位招聘时的重要参考。

由于本文试图分析的是高等教育发展整体机制的中介效应（而非各个机制的中介效应），因此使用了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IRT）中适用于二分类变量的单参数Logistic模型（One-Parameter Logistic Models，1PLM）对上述三个指标进行估计，提取到一个潜变量表示高等教育发展。然后，通过离差标准化的方法将该变量的取值范围转换为0~100，数值越大表明高等教育表现越好。

（2）非认知能力。非认知能力是一个涵盖多维度的综合概念，本文在测量时综合考虑了大学生的合作能力、领导力、适应力和社交能力。团队合作能力通过“我能认真负责地完成团队工作”“我在团队中能很好地协调自己与其他成员的关系”“我能够合理地控制或消除团队中可能出现的冲突”测量。领导能力由以下三个题项测量：“我通常是集体活动的发起者”“我很容易用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周围人都很依赖我”。适应力通过“我能够快速适应环境的变化”“我能积极应对环境的挑战与压力”“我能积极寻找摆脱逆境的途径和方法”三个题项测量。社交能力通过“我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我能包容别人犯的错误”“我做决定时会考虑别人的意见”测量。上述12 个题项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赋值为1~5。随后，对上述12个题项加总求均值，得到一个取值范围在1~5的连续变量表示非认知能力，数值越大说明非认知能力越强。

4. 同伴社会资本

根据既有研究，本文主要关注同伴社会资本的关系强度和关系人特征在留守与就业质量中的关系。

同伴关系通过询问受访者“在大学期间是否被同学轻视或欺负”测量，回答选项从“从不”到“频繁”，取值为1~5。本文进行反向编码得到一个连续变量表示同伴关系，取值越大说明受访者受到的同伴拒绝越少，即与同伴的关系越好。

同伴质量通过询问受访者大学好友是否有“学习成绩优良”“学习努力刻苦”“经常自学新知识”“做事认真负责”“上进心”“责任心”“逃课、旷课、逃学”“违反校纪被批评处分”“沉迷游戏”9种特征来测量。选项依次为：没有这样的=1，有一两个这样的=2，有很多这样的=3。其中，前六项反映积极同伴数量，后三项反映消极同伴数量。在对后三项进行反向编码后，再对上述9道题求均值，得到一个取值范围为1~3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明个体的同伴质量越高，即拥有的积极同伴多、消极同伴少。

5. 其他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单位特征等。个体特征考虑了受访者的性别、民族、专业、高校类型。家庭背景方面加入了家庭所在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单位特征考虑了单位地区、单位规模和单位性质。其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由“父母是否上过大学（否=0，是=1）、父母是否为精英职业（否=0，是=1）、家庭经济是否困难（困难家庭=0，非困难家庭=1）”三个指标基于IRT提取的一个连续变量，并通过离差标准化的方法将其取值范围转换为0~100。单位性质根据工作单位类型划分，将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归为“体制内”，其余归为“体制外”。单位规模通过受访者对“就职单位或公司所属类型”的自评进行测量，将全球性、全国性、区域性大型单位合并为“大型”，中型单位归为“中型”，小型单位与微型单位合并为“小微型”。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研究方法

首先，使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其次，使用KHB中介效应法检验人力资本与同伴社会资本是否在留守经历与大学生就业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最后，探究留守影响效应在不同高校间的差异。所有分析均使用Stata 15完成。

四、研究结果

（一）不同留守群体的比较分析

表2显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在就业质量、高等教育发展、非认知能力、同伴质量和同伴关系上的得分都显著低于未留守者，且上述差异在各阶段的留守经历中均有体现。此外，Pearson相关系数表明，留守时长与上述五个变量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双变量分析结果初步揭示了留守经历的不利影响，但仍需通过更严谨的回归模型进行验证。

（二）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效应分析

表3采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究了是否留守、留守时长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模型1和模型2分别呈现了未控制和控制相关变量后的结果，均显示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显著低于没有留守经历的大学生，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高等教育发展、非认知能力、同伴质量和同伴关系，结果表明这四个变量对大学生就业质量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模型4和模型5则聚焦留守的时长效应。模型4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留守时长对就业质量有显著负向影响（b=-0.132，p），即留守时间越长，就业质量越低。这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a。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与人力资本和同伴社会资本相关的四个中介变量，结果发现，这些变量均显著提升了就业质量，且留守时长的负向影响依然显著。

表4基于留守样本展开分析，进一步在留守群体内部进行比较，剖析留守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是否会因留守时点不同而产生差异。模型1~4依次考察了学前、小学、初中及高中各阶段留守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学前留守者与其他阶段留守者在就业质量上无显著差异，高中留守者与其他阶段留守者在就业质量上亦无显著差异。而小学留守、初中留守的大学生的就业质量，则显著低于其他阶段留守的大学生。这说明，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为了更直观地检验这一点，模型5呈现了义务教育阶段留守的效应，结果表明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其他阶段。这意味着，前文提出的一组竞争性假设中的假设2d得到验证。

（三）留守经历对就业质量影响的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究留守经历影响就业质量的作用机制，本文采用KHB方法对人力资本与同伴社会资本的中介效应及其相对贡献进行检验。表5呈现了KHB分析结果（已控制其他重要变量）。

结果显示，四条间接效应的路径均为负向显著，说明个体的高等教育发展、非认知能力、同伴质量和同伴关系均为留守经历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中介机制。由此可见，假设3和假设4得到验证。后两列的效应分解结果显示了四个中介变量的相对贡献大小。四个中介变量共同解释了留守对大学生就业质量总效应的32.50%，其中高等教育发展的贡献仅为2.93%、非认知能力的贡献为14.01%、同伴质量的贡献为9.09%、同伴关系的贡献为6.47%。这说明，留守经历对成年后就业质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非认知能力传递的。

（四）留守效应的学校差异

表6探究了留守效应是否具有学校差异。模型1考察了高校类型是否会调节留守经历对就业质量的负面效应，结果显示，是否留守与高校类型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留守经历对就业质量的负面影响并不存在校际差异，双一流的学校优势并没有减弱留守经历对就业质量的不利影响。因此，假设5没有得到验证。模型2~5依次探究了留守对四个中介变量（高等教育表现、非认知能力、同伴关系、同伴质量）的影响是否具有校际差异。这四个模型中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说明留守对上述四个中介变量的负面效应也不存在学校差异。这意味着，双一流的学校优势也不能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同伴社会资本而减弱留学经历对就业质量的不利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深入探究了早期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及机制。本研究不仅拓展了就业质量研究的理论视角，也为理解留守经历的长期影响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早年的留守经历会对大学生毕业后的就业质量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具有明显的时间效应。一方面，它表现为留守的时长效应，即累积留守的时间越长，大学生的就业质量越差。该结论与以往研究基本一致，即随着留守的时间延长，留守的负面影响将不断强化，呈现“累积劣势效应”（George，2014）。另一方面，它表现为留守的时点效应，即在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留守的大学生就业质量存在显著的劣势。这说明，义务教育阶段是个体学业发展和社会化的关键时期，尤其需要父母的引领与陪伴。这一发现揭示了早年经历对个体职业发展的长期影响，进一步拓展了生命历程理论在职业获得领域的应用（Elder，1998）。第二，高等教育阶段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同伴社会资本是留守经历影响大学生就业质量的中介机制。其中，人力资本维度的非认知能力的中介作用最强，其次是两类同伴社会资本，而高等教育表现的中介效应占比最低。这意味着，留守经历对大学期间的直接教育表现的影响相对有限，主要通过影响个体的非认知能力和社会网络而对其毕业后就业质量产生不利影响。该结论不仅印证了新人力资本理论所强调的非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也拓展了同伴社会资本的社会支持机制和社会濡染机制在职业获得领域的应用范围。第三，留守经历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负面效应不存在显著的校际差异，即双一流高校对留守负面效应的缓冲作用并不明显。尽管双一流高校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与就业资源，但仅凭高等教育阶段的资源倾斜无法完全弥补早期留守造成的差距。这意味着，提升留守儿童长期福祉的政策干预应当更早介入。

本文从以下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了补充：第一，本文丰富了就业质量的解释框架。现有关于大学生就业质量的研究主要关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等结构性因素，忽视了个体早期成长经历的作用。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探究留守经历对就业质量的长期影响，为就业质量研究提供了历时性视角。第二，本文深化了“如何影响”的过程机制研究。不同于以往研究强调的传统人力资本（教育、职业技能）和父母社会资本，本文引入了非认知能力与同伴社会资本变量。第三，本文探究了留守效应在不同高校的异质性，揭示了精英教育的补偿作用较为有限，难以缩小留守经历带来的就业不平等，深化了对教育分层与社会流动机制的理解。

上述结论为提升留守大学生的就业质量提供了政策启示。首先，高校应充分利用现有就业支持体系，鼓励留守大学生参加国家“宏志助航计划”等就业支持项目。其次，基于本文所验证的中介机制，高校应从低年级起就提供学业帮扶和技能培训，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实习实践、职业导向活动，帮助有留守经历的学生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此外，根据本文关于留守阶段的结论，应重点关注义务教育阶段的留守儿童，从学业支持、心理辅导、社会交往等方面提供早期干预，并在中小学开展职业认知教育，尽早帮助其培养职业兴趣和建立职业规划意识。

当然，本文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本文使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因果推断受到限制，未来需要通过追踪数据进行更深入的因果分析。其次，受限于问卷设计，本文仅能通过留守阶段推算留守长短，无法精确反映具体的留守年限。未来研究应进行更细致的测量，从而更精确地分析留守时长的影响。

来源：再建巴别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