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14年，普京称中俄是“天然盟友”，美国部分政客随即将中俄关系解读为“事实上的联盟”。但即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仍多次重申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甚至从“友谊无上限”表述转向强调“以联合国宪章为底线”。中国为何坚守“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战略

中国为何坚守“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战略35年不动摇？

Ketian Zhang

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国际安全副教授

Int Polit, Vol. 62, 2025

导读

2014年，普京称中俄是“天然盟友”，美国部分政客随即将中俄关系解读为“事实上的联盟”。但即便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仍多次重申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甚至从“友谊无上限”表述转向强调“以联合国宪章为底线”。中国为何坚守“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战略35年不动摇？梅森大学张克天教授基于1990-2025年覆盖109个国家的原创数据集，首次系统回答了这一争议。研究提出的“刚刚好逻辑”揭示：在美国霸权下，结盟会引发强烈反制，而中国无重大生存威胁，亚投行、“一带一路”等工具已足够服务发展需求；伙伴关系无军事义务，既能与美国盟友合作，又能绑定资源国。数据颠覆了“隐性联盟”认知：109个伙伴国中仅29%协议含军事内容，但所有协议均载入详细经济条款——中国前十大原油供应商中6个、天然气供应商中8个为伙伴国；38个美国盟友同时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中俄关系虽为最高层级，但所有协议均明确“非军事联盟”，中国关系纽带是经济互补：2023年中国从俄能源进口量较2020年增长近3倍。这项研究揭示：中国伙伴关系不是“隐性联盟”，而是全球化时代平衡收益与风险的理性选择，为大国崛起提供了联盟与孤立之外的第三条道路。

文章通过构建七级伙伴关系分类体系，清晰界定了中国伙伴关系的层级差异与核心特征，进而提出“刚刚好逻辑”，从可行性——美国霸权下结盟不切实际、必要性——无需通过联盟保障安全与灵活性——规避军事义务三个维度，深刻阐释了中国坚持该战略的底层动因。

研究发现，中国伙伴关系并非以军事为导向——仅29%的伙伴协议包含有限军事内容，集中于反恐、武器转让与海上演习，且远未达到防务条约的约束水平，其核心价值始终聚焦政治收益，诸如争取各国对一个中国政策、南海等核心议题的支持，以及对全球三大倡议的认同与经济利益——依托“一带一路”深化基建与能源合作，绑定OECD国家、资源富集国等关键经济体；而以中俄关系为“难例”的案例研究进一步证实，即便最高层级的伙伴关系也未走向正式军事联盟，经济互补与政治互信才是其核心纽带。作为一项兼具理论创新与政策参考价值的研究，本文既填补了现有文献在伙伴关系升级逻辑与实证数据上的空白，丰富了联盟研究与霸权稳定理论的应用场景，也为美国等国家制定印太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中国的伙伴关系并非“具有中国特色的联盟”，而是一种兼顾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中间路线外交选择，其本质是在全球经济相互依赖的背景下，对大国相处之道的独特探索。

联盟的十字路口：国家为何择盟或避盟？

关于国家为何缔结或不缔结联盟，国际关系领域已有丰富的研究文献，学者们普遍将联盟定义为两个或多个主权国家之间的正式契约，且往往带有鲜明的安全意涵，“战争相关因素项目”的正式国家间联盟数据集更将其具体划分为防务条约、中立或互不侵犯条约、谅解备忘录三类，核心强调联盟协议的书面规范性——即需通过正式文件明确成员构成与各方义务，因此贸易协定等非军事协议并不属于联盟范畴。但正式联盟并非能穷尽国家间关系的全部形态，托马斯・威尔金斯提出的分类体系便包含了联盟、安全共同体与战略伙伴关系等不同形态，这些形态均区别于传统联盟原型，其中战略伙伴关系因是中国摒弃正式联盟后的核心外交选择，成为本文的研究重点。作为冷战后逐渐兴起的概念，威尔金斯将战略伙伴关系界定为围绕总体安全目标展开、以目标为导向而非威胁驱动、具有非正式属性且承诺成本较低、突出经济交流的合作形式；但中国的伙伴关系虽同样以目标为导向，却并未以安全目标为核心，更关键的是，尽管威尔金斯将伙伴关系归为“结盟”的一种形式，中国政府对伙伴关系的认知却与之存在本质区别——中国始终不将自身的众多伙伴关系视为“结盟”，这一界定差异也构成了理解中国外交策略的重要前提。

三维透视：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统计图景

为全面解析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特征，研究构建了截至2025年5月的原创数据集，涵盖109个双边伙伴国（不含中国—欧盟等多边关系），并纳入“伙伴国是否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协议是否含军事安全内容”等关键指标；基于中国政府官方文件、前官员解读及对中外政策分析师、外交官的交叉访谈，该数据集进一步梳理出七级递进式伙伴关系分类体系——从最高层级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基础层级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清晰呈现了中国对不同伙伴关系的层级界定与价值排序。统计发现，109个伙伴国中包含38个美国盟友，且层级越低的伙伴关系类别中美国盟友占比越高，第四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美国盟友达18个、占比50%，即便泰国这类与中国接壤的第三层级伙伴国，也同时兼具美国盟友身份；经济层面，27个经合组织成员国多集中于中低层级伙伴关系，前三个最高层级中仅匈牙利例外，这一分布印证了中国伙伴关系的政治经济双重驱动逻辑——多数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在核心议题上不支持中国立场，难以进入高层级。

地理维度上，前三大最高层级伙伴国中仅21%为中国邻国，接壤与否并非层级提升的关键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与日本虽曾分别与中国签署“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战略互惠关系”联合声明，但均未建立正式伙伴关系，而上述统计特征与分布规律，也为后续深入剖析中国伙伴关系的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核心维度奠定了实证基础。

1.军事维度的边界：中国伙伴关系中的有限协作

中国伙伴关系的军事维度并非核心导向，如“与中国伙伴关系协议含军事/安全内容的国家分布”的统计表格所示，在109个伙伴国中仅32个国家的书面协议包含军事或安全相关内容，占比仅29%，且这些内容的深度与约束力远未达到防务条约水平，整体呈现“有限参与、补充性存在”的特征。从具体内容来看，军事协作主要聚焦三大方向：反恐合作是最普遍的议题，中俄、中沙、中巴等21国通过边境演练、特种部队联合训练等形式深化协作，2023年巴以冲突期间中沙“蓝剑-2023”演习更是将反恐合作延伸至海外海上场景；武器转让在非洲伙伴关系中尤为突出，莫桑比克、刚果（金）等国的多数装备依赖中国供应，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国也长期与中国保持军贸合作，中国在巴空军作战平台、陆军进攻性装备中的供应占比分别达45%和42%；联合军演则多围绕海上反海盗、边境安全等务实主题展开，与东南亚国家聚焦海上安全与救灾，与中亚、俄罗斯侧重联合防御与边境管控，与中东国家则强化海军行动与特种部队训练，但即便是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等高层级伙伴国的军演，也未涉及相互防务承诺等联盟核心要素。值得注意的是，伙伴关系层级越高，协议含军事内容的概率越大，例如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军事内容占比100%，全天候类伙伴国占比67%，但实际落实效果差异显著——罗马尼亚、东帝汶等国虽在协议中约定军事合作，却因外交导向调整或实际需求不足未开展实质性行动，而美国国防大学的报告也指出，中国军事外交活动更多是双边关系质量的体现，未必能转化为实际影响力。综上，中国伙伴关系中的军事协作始终恪守“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原则，既未形成军事绑定，也不构成关系建立的核心驱动，其存在更多是为了强化政治互信、保障经济利益，最终服务于整体外交战略的灵活性与务实性。

2.政治锚点：中国伙伴关系的核心利益与支持网络构建的破坏性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的政治动因，本质是围绕国家核心利益与全球治理倡议构建稳定支持网络，为自身发展营造有利外部环境。这一目标首先体现在核心利益的坚守上：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109个国家，均在官方协议首页明确承诺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形成对台湾问题的共识性支持；在南海问题上，约44%的伙伴国通过协议明确表态支持或认同中国的争端解决路径，38%的伙伴国分别在新疆、香港问题上呼应中国立场，且伙伴关系层级越高，这种支持的明确性与坚定性越强——前三个最高层级的伙伴国（全面战略协作、全天候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几乎均在协议中写入相关支持条款，而多为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低层级伙伴国，因在核心议题上态度分歧，难以进入高层级合作框架。随着全球治理议程的推进，政治动因还延伸至对中国全球倡议的认同凝聚：2022年以来，安哥拉、匈牙利、所罗门群岛等25个伙伴国在协议中明确支持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这些支持主要来自非洲、中东、东南亚及太平洋岛国等发展中国家，既强化了中国全球治理理念的国际传播，也为相关倡议的落地搭建了外交桥梁。综上，中国伙伴关系的政治逻辑，是通过层级化合作设计，将外交资源向认同自身核心利益与发展理念的国家倾斜，既巩固了关键议题上的国际话语权，也构建了兼具稳定性与扩展性的政治支持网络，成为维护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外交抓手。

3.经济纽带：中国伙伴关系的必含维度与务实导向

经济合作是中国所有战略伙伴关系的核心共性——尽管仅29%的伙伴关系包含军事内容，但109个伙伴关系的书面协议均明确载入详细经济条款，凸显“经济为基”的合作底色，其核心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基建投资、能源资源互补与贸易往来展开，服务于中国的发展需求与全球经济协作目标。从合作实践来看，基建与能源是经济纽带的核心支柱：2023年非洲伙伴国的中国建设合同增长47%、投资增长114%，成为“一带一路”海外合作的最大受益洲，沙特阿拉伯、斯里兰卡、坦桑尼亚等伙伴国的基建合同额位居前列；能源领域更是形成深度绑定，中国2023年前十大原油供应商中6个为伙伴国，前十大液化天然气供应商中8个为伙伴国，管道天然气进口前十大来源国中有8个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安哥拉、俄罗斯、沙特等国长期为中国能源安全提供保障。此外，经济合作还呈现多元化特征：拉美地区的秘鲁、巴西、智利等伙伴国是中国铜、铁矿石等自然资源的重要供应地；14个中国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中，11个涉及伙伴国（含巴基斯坦、澳大利亚、新加坡等），为双边贸易提质增效；而武器出口作为部分伙伴关系的经济延伸，不仅为中国带来经济收益，更通过部署私人安保承包商，为“一带一路”重大基建项目提供安全保障。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合作的深度往往与伙伴关系层级联动——匈牙利、乌兹别克斯坦等近期升级为全天候伙伴关系的国家，同期获得的“一带一路”投资额显著增长，印证了经济互信是层级提升的重要推手。综上，中国伙伴关系的经济成分既是“共赢”的实践载体，也是自身发展的战略支撑，通过绑定资源富集国、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既保障了能源安全与供应链稳定，也拓展了经济发展空间，成为伙伴关系网络持续扩容的核心动力。

层级跃升：中国伙伴关系升级的核心逻辑与实践

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层级升级并非偶然，而是基于政治认同与经济深化的精准考量——研究明确了19个实现伙伴关系升级的国家，“升级”作为中国政府的官方表述，其背后是一套以政治支持为前提、经济合作为支撑的核心逻辑。从升级幅度来看，匈牙利、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实现了最高层级跨越，从低层级直接升至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埃塞俄比亚则从第三层级跻身第二层级，这类高阶升级的关键在于政治共识的深化：以匈牙利为例，2024年升级协议中明确加入对中国台湾、香港、人权等核心议题的“坚定支持”，并全面认同“全球三大倡议”，相较于2017年侧重经济合作的旧协议，政治背书成为升级的核心砝码；委内瑞拉也在升级后明确表态支持中国在南海、新疆等议题上的立场，凸显高层级伙伴关系对政治认同的刚性要求。中低层级升级，如安哥拉、孟加拉国、马尔代夫等从低层级升至第三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样遵循这一逻辑，即便如赤道几内亚、马尔代夫这类从最低层级实现“跳级”的国家，也在新协议中强化了对中国核心政策与全球倡议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合作始终是升级的重要配套：所有升级协议均细化了“一带一路”基建、能源贸易等经济条款，匈牙利、乌兹别克斯坦等升级后获得的“一带一路”投资额显著增长，印证了经济互信与政治认同的双向赋能。此外，升级过程中军事因素并未成为驱动项——匈牙利、南非等国的升级协议甚至删减了旧版中的军事合作内容，进一步证实伙伴关系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是政治共识的强化与经济合作的深化，而非军事绑定，这一逻辑也与中国“伙伴关系而非结盟”的整体战略保持高度一致。

非结盟的坚守：中国“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政策的底层逻辑

中国长期奉行“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政策，其核心逻辑源于以“刚刚好逻辑”（Goldilocks Logic）为内核的三重考量——可行性、必要性与灵活性，三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这一政策的底层支撑，是中国基于国际格局现实与自身发展需求作出的理性功能主义选择。

1.可行性

在美国霸权主导的国际体系下，缔结正式联盟对中国而言并不具备现实条件。一方面，若中国与他国结盟，必然会引发美国及其庞大联盟体系的强烈反制，直接恶化中国的安全环境与经济发展空间，这是中国不愿承受的代价；另一方面，即便中国主动推动结盟，全球范围内愿意加入以中国为首的联盟的中小国家数量也十分有限，难以形成有实质影响力的联盟网络。中国学界与官员自20世纪90年代起便形成共识：在单极格局下，经济手段比联盟政治更能拓展中国的影响力，也更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这一认知与霸权稳定理论的核心逻辑相契合——中国作为现有国际经济体系的受益者，无需通过结盟制衡霸权，反而可能因结盟付出脱离体系的高昂成本。

2.必要性

中国并不需要通过正式联盟来保障自身的安全与发展需求。从安全层面看，中国本土不存在重大生存威胁，海上领土争端等问题也无需依赖联盟来解决；从发展层面讲，中国已构建起多元化的战略工具，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等经济合作机制，以及双边投资条约、自由贸易协定等，已能有效服务于资源获取、市场拓展等战略目标。多位中国学者与前官员均指出，联盟内部的利益分歧往往难以调和，维持联盟的成本远高于可能获得的收益，且正式结盟可能导致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产生过度警惕的情绪，反而破坏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因此，对中国而言，结盟不仅非必需，甚至可能产生反效果。

3.灵活性

伙伴关系相比正式联盟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也是中国坚守该政策的关键原因之一。中国学者与官员常将联盟比作“婚姻”，强调其附带的强制性军事义务——一旦结盟，中国可能被卷入与自身利益无关的第三方冲突，陷入不必要的军事绑定。而伙伴关系无需中国为他国的行动承担军事责任，能让中国有效规避此类风险，保持外交决策的自主性。这种灵活性还体现在合作的开放性上：中国既能与经合组织（OECD）国家、美国盟友深化经济合作，又能与资源富集国构建互补关系，无需在不同国家间“选边站”。部分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为“准联盟”，其模糊性优势十分显著——既扩大了中国的合作“朋友圈”，为经济发展创造机遇，又避免了陷入非黑即白的对抗格局，让中国始终掌握外交主动权。

这三重逻辑贯穿中国外交实践三十余年，从未出现向正式结盟倾斜的明显转向，充分印证了“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是中国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背景下，平衡收益最大化与风险最小化的理性选择。

中俄关系案例：经济与政治主导的伙伴关系范本

中俄关系作为中国最高层级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验证“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战略逻辑的核心“难例”——若中国存在转向正式联盟的可能，俄罗斯无疑是最具潜力的对象，但实证分析表明，这一关系始终以经济互补与政治互信为核心驱动，并未走向军事绑定，完美契合中国伙伴关系的底层逻辑。

从政治维度来看，中俄双方的所有协议与联合声明均明确坚守“不针对第三方”“非军事联盟”的原则：1996年伙伴关系建立之初便强调军事关系不指向他国，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虽提及安全威胁时的“磋商义务”，但“磋商”并非“防务承诺”，2023年联合声明再次重申关系属性，且中国从未在协议中承认乌克兰是俄罗斯的核心利益，俄罗斯也在南海问题上保持自身战略灵活性，双方均未承诺为对方核心利益提供直接军事支持。乌克兰危机的实践更印证了这一点：中国始终未向俄罗斯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仅保持政治层面的中立与沟通，2022年之后甚至不再使用“友谊无上限”的表述，转而强调“以联合国宪章为底线”，避免卷入冲突。

从经济维度来看，中俄合作的务实价值尤为凸显：2023年中国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量较2020年近乎三倍增长，俄罗斯成为中国重要的原油、天然气供应国，为中国能源多元化战略提供关键支撑；美国高级国防官员也直言，中俄关系的“实际收益集中在经济领域”，中国国防工业甚至借乌克兰危机拓展了俄罗斯的传统军贸市场。中国既通过与俄的政治互信巩固了核心利益支持，又通过经济合作保障了发展需求，同时成功规避了军事联盟带来的义务束缚。

综上，中俄伙伴关系案例清晰印证：即便是中国最高层级的合作，也始终以经济与政治利益为核心，拒绝军事结盟的绑定，是“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战略最典型的实践范本。

结论

本研究基于1990-2025年原创数据、中文原始资料及多方访谈，证实中国始终坚守“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战略，其核心是贯穿可行性、必要性与灵活性的 “刚刚好逻辑”——通过非排他性合作最大化与各类国家的经济收益，同时规避正式联盟的军事义务，这一“中间路线”契合全球经济依存背景下的发展需求，是平衡收益与风险的理性选择。理论上，中国作为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受益者，无需借联盟重构秩序；中俄等大国因能力相近，无需通过不对称联盟实现安全目标，这修正了“伙伴关系即隐性结盟”的认知偏差，凸显其以政治经济为核心的独特性。实证显示，中国109个伙伴关系中仅29%含有限军事内容，且无防务绑定，核心价值在争取核心利益支持与深化“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印证了崛起国通过非对抗性合作拓展影响力的新趋势。对美国而言，无需过度担忧中国伙伴关系构成威胁——其并非“中国特色联盟”，未形成反美网络，设计初衷是规避直接对抗。美国更应聚焦提升自身竞争力与盟友吸引力。综上，“伙伴关系而非结盟”是全球化时代崛起国的创新外交选择，本质是通过务实合作实现发展利益，既为中国营造有利环境，也为大国相处提供了新参考。

译者：李卓珊，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国际政治专业。

来源：Zhang, K. Allia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ents and rationale of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s.Int Polit, Vol. 62, 2025.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喻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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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