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可这事就发生在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地点是西伯利亚一个叫尼布楚的小城。
一场仗打赢了,签的条约却像是平手言和,这事儿放在哪朝哪代都得有人拍桌子。
可这事就发生在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地点是西伯利亚一个叫尼布楚的小城。
城外帐篷里,大清这边的代表是索额图和佟国维,腰杆挺得笔直,身后是刚刚在雅克萨城下把俄国人打得找不着北的八旗兵。
对面坐着的是沙皇俄国的全权代表戈洛文,脸色铁青,估计脑子里还嗡嗡响着哥萨克士兵的惨叫。
按理说,这是胜利者给失败者定规矩的场面。
可最后落到纸上的《尼布楚条约》,却让后来几百年的人都看不懂。
明明把人家打趴下了,怎么回头签的字据倒像是商量着来,还把大片土地划成了“待议地区”?
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得去紫禁城里找答案,问问那个时候才三十五岁的皇帝,爱新觉罗·玄烨。
他手里的那盘棋,比所有人都看得远。
想弄明白尼布楚的谈判桌,就得先回到雅克萨的炮火里头。
那会儿的雅克萨,搁在今天叫阿尔巴津,是俄国人楔进大清龙兴之地的一根钉子。
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一帮又一帮的哥萨克探险队,说好听点是探险,说难听点就是土匪,顺着河道摸进黑龙江流域,烧杀抢掠,占地盘筑寨子。
康熙皇帝先是忙着削平三藩,再是派施琅收复台湾,把家里收拾利索了,这才腾出手来,眼睛一眯,盯上了东北边上这帮不请自来的“罗刹鬼”。
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1685年,清军的大部队开到雅克萨城下。
队伍里最扎眼的是几十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也就是红衣大炮。
那玩意儿一开火,俄国人拿泥土和木头垒起来的寨墙就跟纸糊的一样,哗啦啦往下掉。
领头的俄国军官托尔布津一看这阵仗,知道碰上硬茬了,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
他很识时务,举了白旗。
清军这边也大度,说你们都是远道来的,不容易,给了点盘缠,把他们客客气气地送走了。
可这帮人压根没记性。
第二年,跑掉的俄国兵又溜达回来,重新占了雅克萨废墟,还把寨子修得更结实了。
这下彻底把康熙给惹毛了。
大军再次出动,这回不搞速战速决了,玩的是围城。
清军在雅克萨城外深挖壕沟,高筑壁垒,把城围得跟铁桶一样。
炮兵隔三差五就对着城里放几炮,打得俄国人抬不起头。
上次那个领头的托尔布津,这次运气就没那么好了,一颗炮弹过来,直接见了上帝。
城里的俄国兵被困了几个月,吃的没了,不少人得了败血症,浑身浮肿,牙齿脱落,一个接一个地倒下,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从军事角度看,清军已经稳操胜券,往前再推一步,把俄国势力彻底赶出黑龙江流域,简直是板上钉钉的事。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封从北京八百里加急送来的密旨到了前线大营。
皇帝的命令让所有将军都愣住了:围着就行,别打了,逼他们坐下来谈。
紫禁城里的康熙,心里那本账算得比谁都清楚。
他下的这道命令,不是心慈手软,而是冷冰冰的战略计算。
在他的御书房里,摊开的地图上,最大的威胁根本不是东北方向那几百个半死不活的俄国兵,而是从西边,像乌云一样压过来的另一个人——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
这个噶尔丹可不是一般人。
他统一了卫拉特蒙古各部,野心大得很,一心想重建当年成吉思汗那样的大帝国。
那时候,他的骑兵已经翻过了阿尔泰山,席卷了整个漠北蒙古,刀锋眼看就要捅到长城边上,直接威胁北京。
在康熙的战略评估里,沙俄这帮人撑死算是长在胳臂上的癣,看着闹心,但不致命;而噶尔丹,那是顶在腰眼上的刀子,是心腹大患。
一个帝国的国力是有限的,钱粮兵马就那么多。
同时在西边和北边跟两个强敌开打,就算是大清最鼎盛的时候,也吃不消。
更何况,沙皇俄国那时候也没闲着,他们在黑海那边正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打得不可开交,一样没多余的力气往远东这边使。
康熙的算盘打得噼啪响:攘外必先安内。
这里的“内”,指的就是噶尔丹这个帝国内部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所以,必须先稳住一个方向,集中全部力量去解决主要矛盾。
跟俄国人谈判,就是为了用一纸条约稳住北边,好让他能毫无顾忌地调转枪口,全力以赴去对付西边的噶尔丹。
这叫用空间换时间,用一个看得见的条约,换一个看不见的战略主动权。
《尼布楚条约》,就是康熙这盘大棋里,为了吃掉噶尔丹这颗大子,而不得不先走的一步棋。
谈判桌上的交锋,跟战场上一样激烈。
大清派出的索额图带着皇帝的底牌:尼布楚必须归大清。
俄国代表戈洛文也寸步不让,坚持要以黑龙江为界。
双方你来我往,吵得不可开交。
随行的两位耶稣会传教士,一个叫张诚,一个叫徐日升,夹在中间当翻译,用拉丁文来回传话。
最后,大家各退一步,拍板决定:以外兴安岭往南直到大海为界,西边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
白纸黑字写下来,这份条约从法律上第一次确认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的土地都属于中国。
这在当时看,绝对是一次外交上的大胜仗。
它换来了此后一百五十年东北边疆的大体安宁。
可条约里最妙,也最要命的一笔,是关于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那片地方的规定。
拉丁文、满文、俄文三个版本的条约里都写得明明白白:这块地方的边界问题,“此议暂行存放,不即划界”。
说白了,就是“咱们这次先不聊这块地,以后再说”。
这片地方,就这么被康熙以“以后再说”的名义,变成了一块战略上的“空白区”。
这绝对不是疏忽。
康熙是对地理极其痴迷的皇帝,他连台湾澎湖有多少个岛都一清二楚,怎么可能在地图上留下这么大一块含糊不清的地方?
把乌第河地区“挂起来”,是他深思熟虑后的一步闲棋,也是一步杀招。
他想的是,现在大清的实际控制力还没稳固地延伸到那里,硬要划进来,只会节外生枝,跟“速战速决、稳定北方”的大目标背道而驰。
更深层的算计在于未来。
康熙心里清楚,只要解决了噶尔丹,大清的国力就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到那个时候,国富民强,兵强马壮,再回过头来跟俄国人谈这片“待议”的土地,主动权就完全在自己手里了。
那将是大清重新坐上谈判桌,甚至把影响力向西伯利亚纵深推进的绝佳筹码。
康熙的目光,可能已经越过了乌第河,看向了更遥远的北方。
可惜,再高明的棋手,也需要后来的棋手能看懂他的棋路。
康熙确实成功了。
他用《尼布楚条约》安抚了北方的沙皇,然后三次御驾亲征,把噶尔丹的势力彻底打垮,解除了来自蒙古草原的致命威胁。
大清的疆域,在他儿子雍正和孙子乾隆的手里,达到了极致。
可那盘关于北方边界的棋,随着康熙的去世,慢慢被遗忘了。
后来的皇帝们,忙着巩固新疆和西藏,忙着处理内部越来越复杂的事务,谁也没想起来,在遥远的东北,还留着一片康熙爷特意存下的“待议之地”。
时间一晃,就是一百六十多年。
世界早就变了样。
当年让沙皇不敢轻举妄动的大清,在英国人的洋枪洋炮面前,被打得稀里哗啦,内有太平天国搅得天翻地覆,外有西方列强轮番上门。
而另一边的沙俄,早就在工业革命里缓过劲来,变得比以前更贪婪。
一个叫尼古拉·穆拉维约夫的俄国总督,带着新式军队,坐着大清官员连见都没见过的蒸汽船,沿着黑龙江一路往上开。
这回,攻守的态势彻底反过来了。
面对俄国人的武力威胁,焦头烂额的咸丰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根本无力反抗。
1858年的《瑷珲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两纸条约,就把康熙当年用胜利换来的边界撕得粉碎。
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包括那片康熙特意留下、准备让子孙后代去拿回来的乌第河流域,全部被沙俄吞并。
康熙在一百多年前埋下的那颗充满远见的棋子,最终变成了一块刻着耻辱的墓碑。
条约签订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表彰穆拉维约夫的“功绩”,授予他“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头衔,“阿穆尔”就是黑龙江。
与此同时,英法联军的士兵正在圆明园里放火,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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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冬韵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