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引用本文: 惠馨颉, 肖毅.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心血管疾病防治：CPAP的作用与适应证再探讨[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5, 48(10): 901-905.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50225-00108.
作者：惠馨颉 肖毅
第一作者单位：
肖毅，
引用本文: 惠馨颉, 肖毅.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与心血管疾病防治：CPAP的作用与适应证再探讨[J]. 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 2025, 48(10): 901-905. DOI: 10.3760/cma.j.cn112147-20250225-00108.
摘要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是心血管疾病（CVD）的独立危险因素，而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PAP）作为OSA的一线治疗方法，其在CVD一、二级预防中的作用尚存争议。本文围绕CPAP干预OSA-CVD的潜在机制、关键证据及疗效分歧，结合OSA亚型差异、新型生理指标及关键现实难点，对CPAP的适应证进行了再探讨。最后，本文强调应基于风险特征重新评估CPAP适应证，以推动OSA-CVD防治的精准化管理。
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的关键治疗手段，它通过机械作用支撑上气道维持其开放状态，能够有效减少患者夜间呼吸事件并改善日间症状。
当前临床指南主要推荐将CPAP用于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pnea-hypopnea index，AHI）≥15次/h的中至重度OSA患者，或轻度OSA伴有显著症状或明确合并症者。尽管OSA已被确认为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发生和发展的明确危险因素，但CPAP在降低OSA相关CVD（OSA-CVD）风险方面的临床共识仍不明确，CPAP治疗在OSA合并症防治中的作用机制及适应证仍需进一步探讨。
一、CPAP干预OSA-CVD的潜在机制与利弊分析
研究表明，CPAP可能通过多靶点干预OSA-CVD发生发展的通路［1］，包括：（1）血压调节：CPAP能够通过改善夜间间歇低氧-复氧循环及高碳酸血症，降低交感神经异常激活，恢复自主神经平衡，从而改善夜间血压波动；（2）内皮功能：CPAP能够稳定夜间血氧饱和度，从而降低氧化应激水平，并通过抑制补体激活相关内皮损伤（如CD59内化）减轻血管炎症；（3）系统性炎症：CPAP能够降低促炎转录因子NF-κB活性及下游促炎因子的表达，同时通过减少睡眠片段化对中性粒细胞活化的促进作用，打破自主神经失调与全身炎症的恶性循环；（4）代谢调节：CPAP通过改善间歇低氧对胰岛β细胞功能、脂代谢和线粒体功能的损伤，协同纠正胰岛素抵抗及脂肪组织炎症，从而降低动脉粥样硬化风险。这些多重效应共同构成CPAP预防OSA患者心血管事件的重要病理生理基础。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CPAP治疗并非全然有益，部分患者可能面临潜在的不良影响。例如，消除间歇性低氧血症可能抑制冠状动脉侧支循环的形成或干扰缺血预适应过程，从而影响部分患者的心血管代偿机制。此外，Peker等［2］的研究在合并OSA并接受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冠心病患者中发现，CPAP治疗可导致肺过度膨胀，进而通过机械牵张激活内皮细胞，促使血管内皮促炎因子血管生成素-2（Ang-2）的水平升高。值得注意的是，Ang-2已被证实为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预测因子，这提示CPAP治疗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反而增加OSA患者的心血管风险。
考虑到CPAP用于防治OSA-CVD的潜在利弊关系，且OSA本身具有高度异质性，并非所有患者均适合CPAP治疗。因此，识别可能增加CVD风险的OSA亚型，筛选最可能从干预中获益的高风险患者，并明确OSA干预对不同亚组CVD结局的影响，是规范CPAP临床适应证及制定OSA-CVD风险干预策略的关键。
二、CPAP防治OSA心血管风险的证据分歧
目前，CPAP用于OSA患者CVD一、二级预防的临床共识尚不明确。尽管多项观察性研究提示，CPAP治疗可降低OSA患者的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和CVD相关死亡风险，但高质量的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尚未证实其在合并CVD的OSA患者中能够有效预防心血管事件再发或减少心血管原因死亡。考虑到现有证据的矛盾性已对临床决策产生影响，有必要对其背后的差异原因加以归纳与分析：（1）RCT设计具有局限性：相比观察性队列研究，部分RCT样本量较小、统计功效不足，且随访时间普遍较短，可能低估了CPAP治疗在心血管远期结局和生存率改善方面的潜在获益。例如，RICCADSA研究［5］仅纳入244例受试者，中位随访约4.75年；SAVE试验［6］虽纳入超过2 700例合并CVD的OSA患者，但中位随访仅3.7年。此外，这2项RCT中CPAP的平均使用时间均不足4 h/晚，最终结果均未能证实CPAP治疗能够降低心血管事件风险。（2）研究人群选择的差异：RCT研究纳入合并CVD的OSA患者，侧重于二级预防人群；而观察性研究更多聚焦于尚无CVD病史的一般OSA群体，强调一级预防效应。其次，RCT研究可能排除OSA-CVD高风险人群，例如表现为日间嗜睡（excessive daytime sleepiness，EDS）的患者。然而，已有证据表明，伴有EDS的OSA患者往往从CPAP干预中获益更为显著。（3）OSA疾病异质性的影响：OSA在病理生理机制、临床表型及低氧负荷模式等方面高度异质。特定亚型患者可能对CPAP治疗更敏感，而传统基于AHI的分层方法难以精准识别真正能够从治疗中获益的高危亚群。
因此，现有RCT的阴性结论不应被简单解读为对CPAP在OSA-CVD防治中作用的否定，而应关注患者特征、干预时机及研究设计等因素对结局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对CPAP适应证的探索与认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也在不断积累，例如，RICCADSA研究的亚组分析以及高质量荟萃分析均指出，CPAP平均使用时间≥4 h/晚与OSA患者心脑血管事件风险降低相关，表明还应重视患者依从性对CPAP疗效的影响［3，5］。此外，在尚无基础CVD的OSA人群中，已有随机概念验证研究证实CPAP能够减轻主动脉血管炎症并改善冠状动脉非钙化斑块［7］，提示早期干预OSA可能有助于CVD预防。未来仍需开展大样本、长期随访的临床研究，重点关注上述影响因素，以系统评估CPAP在OSA-CVD一、二级预防中的潜在作用。
三、CPAP适应证再探讨
（一）基于OSA亚型差异的CPAP适应证评估
OSA的内型或表型特征差异可直接或间接影响患者对CPAP治疗的反应，进而影响其对CVD的防治效果。例如，高气道塌陷性或高环路增益患者通常对CPAP反应良好，表现为睡眠结构改善或24 h平均血压下降，从而有助于减轻OSA对心血管系统的负面影响［8, 9］。相反，低觉醒阈值的患者对轻微呼吸刺激高度敏感，易因CPAP相关不适（如噪声、面罩压迫等）频繁觉醒，从而影响睡眠质量和治疗依从性；咽部肌肉反应性过低或过高者亦可能因治疗耐受性差而降低疗效，削弱其心血管保护作用［10］在表型特征方面，现有研究普遍将OSA患者划分为3种主要表型，分别是EDS表型、睡眠紊乱表型、轻微症状表型。Pien等［11］评估了不同OSA表型患者对CPAP治疗2年期间疗效的差异，发现不同表型对治疗的反应不同。具体而言，EDS表型患者通常从CPAP中获益显著；睡眠紊乱表型患者大多数症状可改善，但失眠症状改善有限；而轻微症状患者的改善幅度最小。现有研究共识认为，EDS或合并失眠的OSA患者未来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较高。然而，对于合并失眠的患者，CPAP治疗可能进一步干扰其睡眠质量，降低治疗依从性，从而削弱其对心血管不良事件的防治作用。综上，现有研究提示：具有高气道塌陷性、高环路增益等内型特征，或表现为明显EDS的OSA患者，可能是CPAP在预防和干预OSA-CVD中获益更为显著的人群，应在临床中优先考虑早期干预，以降低心血管事件的初发或复发风险。
多项研究表明，AHI在识别OSA-CVD高风险患者方面存在局限性，而更敏感的生理指标可能在OSA严重程度评估、合并症风险分层和治疗决策中发挥更大的临床价值［12］。近年来，新型低氧指标如低氧负荷（hypoxic burden，HB）和睡眠呼吸受损指数（sleep breathing impairment index，SBII）已被证明与OSA患者的心血管发病率和病死率密切相关［13］。此外，呼吸事件持续时间、呼吸事件相关的脉搏反应性（pulse rate response to respiratory events，DHR）以及通气负荷（ventilatory burden，VB）等生理指标亦与OSA相关的CVD风险存在显著关联。这些能够反映OSA病理生理变化的新型指标，不仅有助于更精准地评估疾病严重程度，还可用于识别OSA-CVD高风险患者。
在已合并CVD的OSA患者中，新型OSA指标可用于识别对CPAP治疗反应较好的高风险人群。ISAACC研究的事后分析发现，基线HB水平与CPAP治疗效果呈剂量反应关系：基线HB高于中位值（73.1%min/h）的患者在接受1年治疗后，其心血管事件风险显著降低［14］。同样，RICCADSA试验的事后分析也显示，基线DHR较高（>6次/min）的亚组在CPAP治疗下表现出更显著的心血管保护效应，心血管不良结局的风险显著降低［15］。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两项研究中，基线低风险（即低水平HB或DHR）的患者可能因CPAP干预而预后更差，提示治疗应根据个体风险特征精准评估。
此外，对于尚未合并基础CVD的OSA患者，HB和DHR水平与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密切相关，提示其在CVD一级预防中的潜在价值［16］。Messineo等［17］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基线DHR较高的患者在治疗后收缩压下降更显著，并且HB水平的降低幅度与收缩压的改善呈显著相关。
综上，量化OSA低氧负荷和自主神经功能的新型指标，有望在OSA-CVD的一、二级预防中发挥重要作用。将此类生理标志物纳入风险分层体系，有助于实现高危患者的早期识别与精准干预，从而改善血压调控和动脉硬化进程，最终改善心血管预后。未来仍需开展更大规模、设计严谨的RCT研究，以进一步验证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价值。
四、CPAP在OSA-CVD防治中的关键难点
1. 临床轻症患者的CVD防治：对于无症状或轻微症状表型的OSA患者，尽管其缺乏典型临床表现，但并不意味着疾病程度较轻、进展缓慢或并发症风险较低。相反，大型队列研究表明，该类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风险并不低于其他症状表型 ［18］。由于症状隐匿，这类患者在临床上常被忽视，导致疾病及其共病的识别、评估和治疗延迟。若未能及时接受有效干预，长期反复的间歇低氧可能对多器官造成不可逆损伤［19］，因此对该类人群的心血管防治应给予足够重视。然而，CPAP治疗的依从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症状缓解带来的主观改善，轻微症状患者由于缺乏症状驱动，依从性往往较差，进而影响治疗效果及远期获益。未来研究亟需关注此类“临床轻症”患者是否同样面临较高的心血管风险，以及是否可通过CPAP等干预手段实现风险控制。
2. CPAP依从性问题：CPAP依从性是决定其疗效的关键因素。依从性差可能导致OSA的病理生理改变反复，包括内皮功能障碍、儿茶酚胺水平升高以及血压和心率波动等，从而削弱其心血管保护作用［3］。“依从性”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OSA症状、CPAP初始使用体验、患者体重指数变化及健康教育和心理因素等。然而，如何提升依从性仍是临床难题。近年来，部分技术手段尝试改善治疗体验，如新型面罩（如鼻罩、3D打印定制面罩）和改良治疗模式［如双水平正压通气（bi-level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BiPAP）、自动调节正压通气（auto-adjusting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APAP）及呼气压力释放算法C-Flex］等，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患者的主观舒适度，但多数研究未能证明其对依从性的明显提升。新兴技术如Kairos正压通气（Kairo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KPAP）通过在吸气相及大部分呼气相降低气道支持压力，仅在呼气末恢复至最佳治疗水平，以期在保证疗效的同时提高耐受性［20］，但其长期疗效仍待进一步验证。总体而言，尽管技术不断优化，压力相关不适仍是影响依从性的核心障碍。
3. CPAP压力水平调控：CPAP压力水平可能通过调控炎症因子的表达模式而影响心血管事件风险。研究显示，与较低压力的CPAP水平相比，>7 cmH22O=0.098 kPa）的CPAP水平与不良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增加有关，提示相对较低的治疗压力可能更具安全性［2］。然而，压力不足也会导致OSA控制不充分，特别是对于高气道塌陷性患者而言，常需要较高压力以实现有效通气［9］。压力不足不仅可能影响治疗依从性，还可能削弱CPAP在改善EDS和心血管风险等方面的作用。因此，未来研究应根据OSA亚型、OSA-CVD机制通路进一步探索个体化压力调节，平衡最佳治疗压力和安全压力水平，提升疗效与远期心血管获益。五、总结与展望
CPAP在OSA患者的CVD防治中具有明确的生理基础和潜在益处，但其适应证的界定及临床应用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现有证据的分歧、亚型差异、依从性不足以及压力水平调控等关键问题。在精准医学背景下，整合OSA内型、表型特征及低氧负荷、自主神经功能等新型指标，有望更精准地识别高心血管风险人群，精准界定CPAP的适用对象与干预时机。
当前证据支持将具有高气道塌陷性、高环路增益、显著嗜睡表现或较高新型指标（HB及DHR）水平的患者，作为CPAP干预在心血管一级与二级预防中优先考虑的人群。此外，临床实践中应以提高患者依从性和每晚有效使用时长为核心，而非单纯提高CPAP压力水平。未来应在此基础上推动CPAP适应证的个体化评估，实现从传统AHI导向向机制-风险导向的转变，以提升OSA-CVD防治的效率与精准性。
参考文献（略）
来源：医脉通呼吸科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