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 向中国妥协是特朗普的明智之举

摘要：10月3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釜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历时约1小时40分钟。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发展振兴同特朗普总统要实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的，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中美两国应当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

[编者按] 据媒体报道，10月3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釜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历时约1小时40分钟。总书记指出，中国的发展振兴同特朗普总统要实现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是并行不悖的，中美两国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中美两国应当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

特朗普也对此次会晤感到十分满意，并期待与中国建立长期良好关系。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10月25日至26日的中美经贸磋商也取得良好进展，双方围绕关税政策、稀土出口管制、农产品扩大贸易等多项核心议题达成基本共识。但基于其政策不确定性与夸张的语言风格，公众对特朗普对华政策的稳定性仍持有疑虑。对此，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三位资深学者，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维克多·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与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围绕“特朗普时代”展开了一场深刻的政治辩论。

辩论重点探讨了特朗普对华政策核心要旨，弗格森认为，首先，特朗普将中美竞争核心判定为经济竞争而非地缘政治竞争，经济博弈才是中美较量的关键。其次，其对华政策正呈现从强硬对抗向尼克松式“大交易”转变的趋势，特朗普正朝与中国达成外交妥协的方向迈进。此外，特朗普并不认为台海局势关涉美国核心利益，其更在意如何在与中国的“大交易”谈判中取得优势。

该辩论还围绕特朗普的政治影响力与共和党转型、美国财政危机、高校改革、美国是走向复兴还是衰落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入探讨，既交锋于“特朗普是否为战后最具变革性总统”等分歧，也共同聚焦美国建国250周年前夕的复兴潜力。这场辩论兼具历史纵深与现实洞察，为理解当下美国的政治撕裂、经济困局与文化博弈提供了多元视角，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编写此文，供读者批判性阅读。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三名历史学家共辩特朗普时代

与谈人｜Niall Ferguson, Victor Davis Hanson, Stephen Kotkin

图源：Unknown Knowledge with Peter Robinson

1 特朗普是伟大的总统么？

整场对谈由一个简单的评分互动开始。三位与谈人需要给特朗普的影响力（consequentiality）打分，分值范围从1到10，分值越大，影响力越大。汉森率先给出7分，弗格森紧随其后给出8分，而科特金则表示现在给分还为时尚早。

弗格森认为，无论特朗普最终如何收场，他都堪称为战后美国最具影响力、变革性的总统。作为美国史上第二位“非连续连任”的总统（上一位是美国第22和24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他的变革性具体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在国内政治层面，特朗普改变了政治话语的本质，重塑了美国政治的运作方式。他用街头化语言替代传统建制派的精英话术，用大众化的社交媒体跳过主流媒体的“过滤”，用非黑即白、对抗性话语替代折中妥协，特朗普挥舞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大旗，让本土利益和民粹诉求成为政治话语的核心。第二，在国际经济层面，特朗普打破了“自由贸易是美国国际经济政策基石”的战后共识。为了实现美国制造业回流以及弥补财政缺口，对战略对手乃至盟友都竖起了关税壁垒。第三，在国际秩序层面，特朗普不可逆地打破了战后国际秩序。他上任以来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条约，拒绝履行国际义务，全球治理出现了“制度真空”，除此之外，他还改写了美欧的战后同盟逻辑，多次羞辱欧洲盟友并指责其“搭便车”。可见，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从规则维护者转向规则破坏者，正在逐步打破美国乃至世界的固有模式。另外，弗格森指出，特朗普的变革性源于其深刻的技术洞察，他是首个完全理解互联⽹对公共领域的颠覆性改变，并充分利⽤这⼀变⾰的总统（弗格森将特朗普称为“推特总统”）。奥巴马也用社交媒体，但只是将其作为竞选工具，而特朗普则把它用作打破精英秩序、重塑政治规则的武器。

汉森认为，特朗普正凭一己之力推翻进步派项目。他改变了共和党，将其塑造为一个民族民粹主义政党，还摧毁了民主党，将其核心主张划为边缘议题。汉森将特朗普如今在美国国内所掀起的变革称为一场“全方位反革命”（360 degree counter-revolution），它就像是法国大革命中的“热月政变”（Thermidorian reaction），充斥着对激进革命的反向修正。过去，进步主义主导的美国社会推行身份政治和觉醒文化，美国高校、企业盛行DEI（多元化、公平与包容）项目，保守派认为其对种族、性别议题矫枉过正。如今，特朗普正在系统性反击这些进步主义议程，通过取消DEI，恢复SAT（美国高中毕业生申请大学的重要学术测试）等措施，试图重建以美国传统价值观凝聚的社会秩序。

而迟迟未给出分数的科特金指出，特朗普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不要高估其历史变革性。首先，特朗普的核心作用虽在于推动共和党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并不能代表美国社会的整体变化：除了两党选民之外，美国还有约占 40% 的独立选民，且特朗普各项核心主张在独立选民中的支持率正逐步下滑，仅局限于共和党内的变革，显然无法等同于全美范围内的结构性转变。其次，即便特朗普的部分核心政策，如强化边境安全、打击毒品犯罪等确实获得了不少民众认同，但他推行这些政策的具体方式，在全美范围内并未形成广泛共识。民众支持政策目标本身，与认可特朗普的执行路径，本质上是两回事。最后，科特金强调，不应过度放大特朗普政策的实际效力：一方面，他的行事风格常显随意，政策连贯性不足，朝令夕改的特质削弱了政策的长期影响力；另一方面，美国社会的深层结构性力量，如人口结构变迁、颠覆性技术发展对国家走向的塑造作用，实则远大于单一总统任期内的政策调整。 2 特朗普的真面目究竟为何？

从内政到外交，主持人罗宾森持续发问。当前，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的外交政策成形了吗？他的外交理念的本质是什么？其核心是否是“除非他国招惹美国及其盟友，否则就让世界自行其是”？

弗格森指出，相较于杰克逊主义与孤立主义，特朗普的政策更具“尼克松式”特征，二者在对盟友的策略、对“和平缔造者”身份的追求及激进的国际经济政策上高度契合。首先，二者均认为美国盟友在“搭便车”，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自主保障自身安全。具体来看，特朗普将乌克兰危机界定为欧洲事务，称美国无法左右俄罗斯，这恰似尼克松的“越南化”策略——通过将战争任务逐步移交南越，为美国体面退出越战铺路。其次，二者皆渴望以“和平缔造者”之名留世。9月联合国大会期间，特朗普大肆宣扬自身在止战方面的重大贡献；其近期推动的“20点计划”（即加沙和平计划），亦彰显了推动中东格局实现根本性变革的决心。最后，二者均倾向推行激进的国际经济政策。上世纪七十年代，“尼克松冲击”震颤世界：他不仅宣布访华，更推动美元与黄金脱钩，并征收10%的临时进口税。弗格森认为，特朗普如今政策的真正灵感，正源自当年尼克松的那场变革。

汉森认为，特朗普外交策略的核心是“反应式威慑”（reactive deterrence），其本质在于“先警告、后精准反制、见好就收”，绝不陷入长期泥潭。在全球范围内，特朗普以“是否存在共同利益”为标准选择合作对象，而非简单以意识形态划线：对愿与美国合作的国家，他承诺“好处”；对反对者，则着力构建威慑。特朗普的威慑逻辑清晰：起初明确警告对手“勿采取敌对行动”，若对方一意孤行，则实施精准打击；同时，他会预先规划“退出策略”，避免重蹈越南战争等长期战争的覆辙。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也是它能够成功威慑对手的关键。此外，特朗普的行动目标始终聚焦“消除特定威胁”，并无介入他国“国家建设”、进行“民主输出”的野心。汉森还对比了特朗普的两届任期，他认为，特朗普始终对第一任期的“天真与不彻底”耿耿于怀，当时他因追求跨党派合作，任用了不少建制派人士；第二任期则吸取教训，行事更趋激进且具破坏性。这一时期，他的国际形象堪称“强势的破局者”：他打破惯例，在国际场合直言不讳地批评欧洲盟友，对国际多边组织更是嗤之以鼻。然而，这种作风反而换来他人的顺从与跟风模仿，进一步助长了他我行我素的行事风格。 3 特朗普的务实中国观

接着外交政策的议题，主持人罗宾森抛出问题：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图景是否明晰？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路线走向将会如何？

对此，科特金指出，对华政策是当前美国外交政策中最具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议题，而如何应对中国，亦是其外交政策的核心议题。他提及，当前世界存在三个令美国显露脆弱的“失败边界”（borders of defeat）——乌克兰、以色列及中国台湾省。在这些地区，美国常显力不从心，其缓和谈判多无济于事。科特金认为，美国需在这些议题上把握好“尺度”：既要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战争，又要防止因一味绥靖，被视为投降做派。

弗格森表示，特朗普实际上将中美竞争的核心判定为经济竞争而非地缘政治竞争，在他看来，经济博弈才是中美较量的关键。在美对华战略演进历程中，正是特朗普率先开启了对华全面战略竞争的时代。特朗普能成功当选，核心动因之一便是他承诺“解决美国制造业外流”的问题。上任后，他通过加征关税、实施出口管制，乃至威逼利诱他国及企业赴美投资建厂等举措，践行着自己的核心关切——美国能否在制造业领域，追赶上已实现飞跃的中国？“美国再工业化”虽难度极大，却是中美经济竞争的核心战场。而在当下技术浪潮中，人工智能竞赛的胜负，更直接决定着这场经济竞争的最终走向。

而提到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未来走向，弗格森认为，其正呈现从强硬对抗到尼克松式“大交易”转变的趋势，特朗普正朝与中国达成外交妥协的方向迈进。这一政策转向背后有两大动因：其一，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关键布局，为其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中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二，特朗普发起贸易战后，中国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并依托在稀土领域的核心优势，直接冲击美国的汽车制造厂商。这都让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一个难以撼动的强大对手。对“务实”的特朗普而言，台湾问题并非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是其为达成对华“大交易”可动用的谈判筹码。 4 特朗普如何解决美国的财政危机？

谈到美国现在的财政状况，罗宾森引用了亚当·弗格森的相关表述——任何一个大国，如果它的偿债支出超过了国防支出，那么它的大国地位将不会长久。而如今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达到了惊人的120%，凸显出了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危机。

弗格森认为，美国当前正处于完全不可持续的财政轨道上。而特朗普政府出于政治权宜，从未有稳定公共财政的打算——毕竟福利制度改革在政治层面风险极高。美国财政问题的根源可追溯至小布什政府时期，因历届政府均缺乏有效解决方案，这一问题已逐渐威胁到美国的军力现代化进程与战略威慑能力。但在弗格森看来，评判特朗普执政成效的标准，应聚焦于美国与中国等竞争对手的博弈表现，而非国内财政改革的推进情况。

汉森表示，特朗普政府实则有一套明确的财政解决方案，其核心思路是“靠经济增长化解财政困境”，且绝不触碰福利制度，但这套方案空想色彩浓厚，本质上是自欺欺人。具体来看，其方案包含五大设想，均存在明显落地隐患：其一，吸引巨额外国投资，但多为口头承诺，兑现度低，资金是否到位难以追踪；其二，大力发展能源出口，计划将能源销往全球，但产能供给缺乏明确支撑；其三，依赖关税创收，但关税与经济增长或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且微薄的关税收入，对于填补巨大的财政缺口而言杯水车薪；其四，寄望于人工智能、加密货币等新兴产业收益，但仅为模糊的乐观预期，具体落地效果存疑；其五，削减联邦雇员规模，试图通过精简政府人员节省开支，但目前多为纸面计划，缺乏实质性推进。在这套方案中，“福利制度改革”俨然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禁忌。但福利问题对美国的威胁从未停止——近期美国联邦政府停摆，便与两党在医保福利预算上的分歧直接相关。

科特金补充表示，当前特朗普政府与美国两党均深陷“财政疯狂”的困局：既缺乏解决财政问题的政治意愿，也不愿触碰最敏感却至关重要的福利改革议题。而特朗普任内通过的《大而美法案》，更是这一“财政疯狂”的延续。他进一步指出，若特朗普仅靠易被后续政府推翻的行政令，以及牺牲财政可持续性的法案来支撑任期，又未能留下具有长期价值的政治遗产，那么他未必称得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总统”。

5 特朗普的高效改革能否成功？

与财政危机同样不容忽视的，还有美国的高校危机。罗宾森首先点出了美国大学当前的核心困境：高校在依赖联邦政府补贴的同时，其自治权正持续遭受联邦权力的侵蚀。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通过宣称“关闭”教育部、打击DEI项目、冻结联邦资金、收紧学生签证等一系列举措，着力重塑美国高等教育生态。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最新民调显示，过去五年美国公众对本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信心显著下滑，高达七成受访者认为，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总体上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

汉森认为，美国精英大学正深陷多重困境：公众信任崩塌、教育质量遭质疑、违规操作频发、财政问题凸显，改革已是势在必行的自救之举。包括斯坦福在内的部分高校已着手改革，例如恢复校园言论自由、停止种族相关违规操作等。但争议的核心在于，这些高校将改革包装成特朗普逼迫下的被动之举；事实上，若高校能主动正视自身问题、主动提出改革方案，原本完全不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科特金完全认同汉森所指出的美国大学弊病，并重申核心立场：美国大学的改革必须由自身主动推进，而非依赖外部胁迫。他强烈反对特朗普极具破坏性的干预手段——特朗普虽能精准识别问题，却毫无解决意愿，仅是通过勒索、胁迫、滥用联邦权力等方式“戏弄”高校。在科特金看来，美国大学是国家至关重要的核心资产，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不应在政治对抗中被消耗，更不该被贬低为“无用之物”。他强调，大学危机的根源与改革的关键，均在于其领导层：领导层不应只空谈问题，而需聚焦解决方案，以赢得大国竞争为目标推动科教发展——要在与中国等国家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就必须保障基础科学获得充足且合理的资金投入与运作。

弗格森反驳了科特金“高校改革应依靠自身推进”的主张，他认为特朗普极具争议的施压方式虽令人反感，却是推动美国精英大学改革的唯一有效手段。在他眼中，美国精英大学实质是民主党的“附属机构”，早已沦为政治化工具，内部毫无自我纠正的动力与能力。他强调，面对美国高校的沉疴顽疾，手段是否得体无关紧要，能否推动改革才是核心——特朗普的强硬手段，是唯一能“穿透”这些顽固机构的方式。

6 美国正在走向衰落还是即将迎来复兴？

美国自1776年独立以来，其霸权存续时长已接近建国史的三分之一。回望历程，这个国家既历经衰落与挫折的考验，亦凭借强劲的内在韧性多次实现国力重振。如今，美国即将迎来250周年独立纪念日，这场延续两个半世纪的建国“实验”，究竟正走向落幕，还是仍存复兴的可能？

汉森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前景的乐观立场，认为国家正逐步从危机中复苏，而美国过往多次绝境逢生的经历，恰恰印证了其强大的复兴潜力。他援引美国历史上的三次重大危机作为例证：第一次是1861年爆发的南北战争，第二次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第三次则是二战初期的艰难处境。这些危机的最终结局，均是美国不仅成功转危为安，更在危机后实现超越，变得比以往更加强大。在汉森看来，这些历史先例充分证明了美国应对危机的深厚韧性，而如今的美国，已然显现出复苏向好的迹象。

科特金亦认同美国具备充足的复兴潜力，但强调复兴不会自动降临，关键在于公民的主动参与和公民意识。弗格森作为在场唯一主动选择成为美国公民的人，坦言自己更关切美国的长远未来，并认为有必要对腐朽的现状发起突破性挑战。他指出，美国建国来，人们始终在担忧“共和国能否存续”“是否会重蹈罗马帝国的覆辙”，而这种担忧恰恰具有积极意义——只要这种忧患意识不消失，且美国核心的三权分立制度仍能正常运转，美国便能安然无恙。

7 三位学者的美国叙事与复兴之辩

这场访谈的深层价值，在于三位学者以各自的观察维度，勾勒出当代美国的三重镜像——其分歧源于对变革动力与复兴路径的不同判断，却共同指向对美国未来的严肃叩问。

弗格森代表“外力破局论”。他直言特朗普的施压是打破高校腐朽现状、撼动战后旧秩序的唯一有效手段，认为美国精英机构已沦为政治化工具，内部无自我革新可能，唯有外部破坏性挑战能迫使其回归根本原则。他更关注长远竞争，强调美国需在与中国的博弈中守住科技与经济优势，并将特朗普的政策与尼克松时期的战略调整类比，视其为重塑国际秩序的关键变量。

汉森则持“历史韧性与文化纠偏论”。他从美国历史危机的复苏经验出发，坚信国家具备转危为安的韧性。在他眼中，特朗普的作用是纠偏，特朗普的干预是民众对精英体系的“再平衡”，而当下高校恢复SAT、规范校园言论等变化，正是这种纠偏的体现。

科特金秉持“制度自愈与公民主导论”。他坚决反对特朗普勒索、胁迫的干预方式，强调美国复兴的核心不在外力逼迫，而在制度的自我修复与公民的主动参与。他视高校为国家核心资产，主张“改革而非摧毁”，既批判高校领导层的不作为，也担忧特朗普的破坏会损耗制度根基；他始终强调，公民意识与能动性才是复兴的关键。

三者的张力恰恰构成了对美国较为完整的透视：弗格森的“破”、汉森的“纠”、科特金的“立”，分别对应着美国当下的危机、历史的经验与未来的路径。他们虽对“如何做”有分歧，却一致认同美国未到终结之时——复兴的可能，或许就藏在外力推动变革、历史赋予韧性与制度公民共守的辩证之中，在喧嚣的争议里，仍留存着自我反省与再造的空间。

*文章编译自Hoover Institution, 原题为"Niall Ferguson, Victor Davis Hanson, and Stephen Kotkin: Three Historians Debate the Era of Trump"， October 14, 2025, 小标题为译者自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