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穴藏锋丹心昭史——“党内海瑞”王世英革命生涯全景纪实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有无数先辈以忠诚为笔、以热血为墨，在隐蔽战线与公开战场书写下不朽传奇。王世英，这位从山西洪洞走出的革命战士，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新中国建设五个历史时期，既是潜伏龙潭的情报尖兵，又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参谋长，更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中，有无数先辈以忠诚为笔、以热血为墨，在隐蔽战线与公开战场书写下不朽传奇。王世英，这位从山西洪洞走出的革命战士，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与新中国建设五个历史时期，既是潜伏龙潭的情报尖兵，又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参谋长，更是主政一方的人民公仆。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信仰、担当使命的生动缩影，尤其是在上海隐蔽战线的惊险周旋、促成西安事变的关键铺垫、支援延安的经济担当，以及特殊时期守护革命资产的赤胆忠诚，在他120周年诞辰之际，其精神愈发值得铭记。

1905年，王世英出生于山西省洪洞县杜戍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黄土高原的厚重底蕴，赋予他坚韧不拔的性格；民间疾苦的耳濡目染，让他早早萌发了改变社会的志向。少年时期的王世英，就读于当地私塾与高小，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不仅熟读四书五经，更通过进步书籍接触到新思想。彼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在青年中激荡，王世英却在迷茫中敏锐察觉：不推翻旧世界的根基，任何局部改良都只是空谈。

1924年，19岁的王世英离开家乡，辗转抵达太原，考入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山西进步青年的聚集地，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此悄然传播。王世英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聆听进步教师的宣讲，逐渐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1925年2月，经同学介绍，王世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事业紧密相连，开启了长达44年的革命征程。 同年，全国革命形势高涨，广州黄埔军校成为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摇篮。王世英响应党的号召，毅然南下，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

在黄埔军校，他系统学习军事理论与战术指挥，聆听周恩来、恽代英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授课，不仅军事素养得到极大提升，更坚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信仰。在校期间，他积极参与左派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右派的反动言论展开坚决斗争，展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与斗争精神。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正式打响。王世英从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政治部任宣传干事。他随部队转战湖南、湖北等地，深入前线阵地，用通俗的语言向士兵与群众宣讲北伐的意义，揭露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反动本质。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在战壕里起草宣传传单，组织士兵突击队，多次协助部队突破敌军防线。北伐战争的炮火，将这位青年党员淬炼成为一名既能动笔宣传、又能冲锋陷阵的革命战士。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王世英被党组织派到河南国民革命军十九军从事兵运工作，任营政治指导员。同年冬当选为中共皖北特委、亳州分委委员。 1928年春参加皖北农民暴动，失败后转至北平。此后王世英在阎锡山部任卫生团政治处任主任、副营长等职，从事秘密兵运活动。

1931年10月，几经寻找党组织的王世英，因政治可靠、能力突出，被调往上海，加入中央特科，从此踏上了风险四伏的隐蔽战线。他在特科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到南京打入国民党内部，建立情报网络，获取国民党军政机密。离沪前，陈赓亲自向王世英面授重任，郑重地说：“世英同志，组织决定委派你为特科驻南京特派员，代号老余。现在敌我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以后，我们在南京原建情报网已完全暴露，幸亏伍豪同志及时安排，我们打入敌人上层的几个主要同志安全撤离了，可对他们下属网线的同志敌人一天也未放松追查，最近又有几个联络点被破坏，原来唯一的无线电台最近也失去联系。你要自己想办法先立住脚，再开展工作。紧急联络暗号是"伍豪之剑"。”

他利用黄埔军校同学、山西同乡的关系，渗透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警察局等要害部门，发展了多名秘密情报员。其中，最关键的一位是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一名参谋，通过此人，王世英获取了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的军事部署、上海特务机关的行动计划等重要情报，为党中央决策与红军作战提供了关键支撑。

除了情报工作，王世英还承担着营救被捕同志的重任。在上海期间他先后救出20多名党员干部，为党保存了宝贵的革命力量。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上海特科多次遭受破坏的“特殊时期”，王世英始终坚守岗位，守护着特科最后的“革命资产”。这里的“资产”，不仅包括党组织的秘密经费、文件档案，更包括特科积累的情报网络、秘密工作经验与忠诚骨干。

1933年2月，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转移至中央苏区后，王世英调回上海任军委委员，在军委情报部（代号中兴公司）工作，负责军委系统的工作，代理中央特科情报科、行动科，成为上海特科留守工作的核心人物，最后一任特科负责人。

1934年后，他出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军委代理书记，全面主持共产党在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在白色恐怖条件下坚持了秘密情报工作，建立保存了一些重要的内线关系。鉴于上海中央局遭到多次破坏，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1935年3月，成立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王世英负责军委系统工作。同年7月遭到国民政府破坏后，将在上海的领导机关人员转移至天津，以后合并入中共顺直省委机关，为党组织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革命力量。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到全国各界的广泛响应。此时，王世英奉命离开上海，前往华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重点联络国民党爱国将领，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其中，与杨虎城将军的联络，成为他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任务，也为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埋下了关键伏笔。 杨虎城时任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长期驻守陕西，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早已不满，且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意愿。但由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双方一直未能建立正式联系。

1935年底，王世英化名“王瑾”，以“商人”身份潜入西安，通过杨虎城的秘书、进步人士宋绮云的介绍，与杨虎城进行了第一次秘密会谈。初次见面时，杨虎城对王世英的身份仍有疑虑，谈话较为谨慎。王世英坦诚地向他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分析了全国抗日形势，指出“只有联合共产党，停止内战，才能挽救民族危亡”。他还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写给杨虎城的亲笔信，信中表达了共产党愿与十七路军合作抗日的诚意。王世英的真诚与远见，逐渐打消了杨虎城的顾虑。在后续的几次会谈中，双方就合作方式、军事配合、情报共享等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十七路军为红军提供物资援助，红军则协助十七路军训练抗日骨干；双方建立秘密联络点，及时交换日军与国民党嫡系部队的动向。

1936年春，王世英再次秘密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进行深入会谈。此时，蒋介石正逼迫杨虎城“剿共”，十七路军面临着“剿共则自取灭亡，不剿则被蒋介石消灭”的两难境地。王世英敏锐地察觉到杨虎城的焦虑，便向他提出“联张（学良）反蒋、逼蒋抗日”的建议，指出只有联合东北军，形成“西北联合抗日”的局面，才能迫使蒋介石改变政策。王世英还主动牵线，促成杨虎城与张学良的秘密接触，为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搭建了桥梁。

在王世英的推动下，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合作日益紧密：红军从十七路军获得了大量药品、弹药与粮食，缓解了陕北根据地的物资短缺；十七路军则从红军那里获得了抗日宣传资料与军事训练方法，部队的抗日士气大幅提升。这种合作，不仅增强了西北爱国力量的实力，更让杨虎城与张学良坚定了“逼蒋抗日”的决心。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逼其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十年内战的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而王世英在事变前夕的奔走联络、牵线搭桥，无疑为这一历史转折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工作，就像一颗“铺路石”，为西安事变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合作基础。

此外，王世英还积极团结李宗仁、宋哲元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1935年冬，他与李宗仁代表刘仲容会谈，坚定了李宗仁联合抗日的决心；1936年5月，他推动宋哲元抗日，派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工作，还动用关系将靖任秋派去任情报处长，在日军“清共”前夕及时通报消息，使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救亡团体成员撤离北平。

他还促成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1936年8、9月间，他在香港与叶挺会面，叶挺叙说了几年来隐居澳门的苦闷生活，王世英讲了华北抗日形势和延安的情况。叶挺高兴地说：“南昌起义至今才 8 年，想不到红军的势力发展如此之快，这正说明共产党是得民心者啊！”他立刻向中央汇报了见到叶挺的情况。使得后来为中央考虑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提供了重要信息参考。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世英奉命回到山西，担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负责同阎锡山的第二战区进行抗日统战工作（后又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敌军工作部部长兼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临行前朱德说：“世英，我是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你肩上的担子不轻”，“你去办事处，是在阎锡山的老窝里扎下的一颗钉子”，“一是要拖住他，不让他投降日寇；二是要支持他，不让蒋介石把他吞掉，不然，我们陕甘宁边区同中央军之间的缓冲地带就没有了，将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困难；三是要警惕他，随时准备应付他的反共活动；四是及时掌握阎锡山的动态，随时向中央报告”。

在与老谋深算的阎锡山打交道五六年中，他坚持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大智大勇锲而不舍地做好统战工作。抓住各种机会多种渠道诸多方式向阎及其高、中、下层干部官兵做抗日工作，硬是把阎锡山紧紧拖拽住坚持“守土抗战”。

延安，是中央的首脑机关，可在抗战伊始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日军的封锁与国民党的停发军饷，导致红军（八路军）的粮食、服装、药品极度短缺，甚至连战士的冬衣都无法保障。为缓解延安的经济危机，党中央交给王世英一项特殊任务：向阎锡山借款。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长期统治山西，既想抵御日军，又担心共产党在山西发展壮大，态度十分暧昧。王世英与阎锡山有同乡之谊，且在大革命时期曾与阎锡山有过接触，对他的性格与处境较为了解。王世英深知，向阎锡山借款，既要展现共产党的诚意，又要抓住他的“软肋”：害怕日军占领山西、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

1937年秋，王世英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他没有直接提出借款，而是先分析了山西的抗战形势：日军已占领大同，正向太原逼近，仅凭晋绥军难以抵挡；八路军已开赴山西前线，在平型关取得大捷，为山西抗战注入了信心。接着，王世英话锋一转，坦诚地讲述了延安的经济困境：“八路军战士在前线浴血奋战，却连棉衣都穿不上，粮食也只能掺着野菜吃。若延安陷入困境，八路军的抗战力量便会削弱，最终受损的还是山西的抗战局面。”

阎锡山沉默良久，既担心借款给共产党会得罪蒋介石，又害怕八路军因缺粮而无法支援山西抗战。王世英看出了他的犹豫，便进一步提出：“这笔借款，不是‘施舍’，而是‘合作’。八路军在山西抗战，保护的是阎锡山的地盘；延安渡过难关，才能更好地配合晋绥军作战。将来抗战胜利，八路军定会如数归还。”王世英的话，既点明了双方的共同利益，又给了阎锡山台阶。最终，阎锡山同意借款10万大洋，并承诺为八路军提供部分粮食与药品。当10万大洋通过秘密渠道运往延安时，毛泽东专门致电王世英：“这笔款项，解了延安的燃眉之急，你为党和红军立了大功。”事实上，这10万大洋不仅缓解了延安的经济困难，更巩固了八路军与晋绥军的抗日合作关系。在后续的忻口会战、太原保卫战中，八路军与晋绥军相互配合，多次重创日军，成为山西抗战的中流砥柱。

除了借款延安，王世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展对阎锡山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他长期驻守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武乡，经常深入晋绥军驻地，与阎锡山的将领们座谈，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化解双方的摩擦。一次，晋绥军的一支部队与八路军发生冲突，双方剑拔弩张。王世英连夜赶到冲突地点，一方面安抚八路军战士的情绪，另一方面向晋绥军将领解释误会，最终促使双方达成和解，避免了“内战”的发生。1944 年，毛泽东和朱德在接见王世英时说：“你们办事处工作做得很好，阎锡山做什么，我们随时都可以知道。”

此外，王世英还主管八路军的敌工工作，负责对日军的政治瓦解与对伪军的策反。他组织编写了大量日文宣传品，通过炮弹、飞机、地下交通员等方式投送到日军阵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号召日军士兵反战。在他的领导下，八路军敌工部先后策反伪军近万人，建立了多个“反战同盟”支部，为削弱日军战斗力、加速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被迫奋起反击。王世英先后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工部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等职，活跃在华北解放战场，既参与军事指挥，又负责敌工策反，成为解放军的“双面尖兵”。其中，在太原战役中策动国民党第30军黄樵松部起义，是他解放战争时期最辉煌的功绩之一。

太原，是阎锡山的“老巢”，经过多年经营，构建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号称“固若金汤”。1948年9月，太原战役打响，解放军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担任总指挥。当时，国民党第30军驻守太原外围的核心阵地——东山，该军军长黄樵松是一位爱国将领，对阎锡山的独裁统治与内战政策早已不满，有起义投诚的意愿。

王世英长期从事统战与敌工工作，经验丰富，且与黄樵松有旧识。王世英率策反小组进驻榆次，通过黄樵松的亲信、第30军参谋处长王玉瓒与黄樵松取得联系。起初，黄樵松担心起义后家人的安全，犹豫不决。王世英便亲笔写信给黄樵松，信中写道：“将军身为爱国军人，当以民族大义为重，弃暗投明，为太原人民免遭战火涂炭作出贡献。中共向来优待起义将领，将军的家人安全，我们定会全力保障。”同时，王世英还安排黄樵松的好友、进步人士杜任之前往太原，当面劝说黄樵松。

在王世英的耐心劝说与周密安排下，黄樵松终于下定决心起义。1948年10月31日，黄樵松派王玉瓒前往解放军驻地，与王世英签订起义协议：第30军于11月4日晚发动起义，打开太原东山的防御缺口，配合解放军攻城；解放军则保证第30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然而，就在起义即将发动时，第30军副军长戴炳南出卖了起义计划，向阎锡山告密。阎锡山立即逮捕了黄樵松与王玉瓒，将他们杀害于太原。

黄樵松部起义虽然失败，但王世英的策反工作并非毫无成效。一方面，起义计划的暴露打乱了阎锡山的防御部署，迫使他调兵加强东山防守，削弱了其他阵地的兵力；另一方面，黄樵松的牺牲让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爱国将领深受震动，为后续更多国民党部队起义树立了榜样。在太原战役后期，王世英继续开展策反工作，先后策动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特务团、工兵营等多支部队起义，为1949年4月太原的解放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王世英被任命为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负责城市的接管与警备工作。当时的天津，刚经历过战火洗礼，社会秩序混乱，特务活动猖獗，物资供应紧张。王世英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一是加强治安巡逻，严厉打击特务、土匪的破坏活动，仅一个月就抓获特务分子200余人，稳定了社会秩序；二是组织部队协助地方政府恢复生产，帮助工厂复工、商店开业，保障市民的粮食与生活用品供应；三是开展群众工作，深入街道、工厂宣传党的政策，消除市民对解放军的疑虑，赢得了天津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在他的努力下，天津很快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成为新中国北方的重要工业城市与港口。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世英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山西，先后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山西省省长等职。此时的山西，经过长期战乱，经济凋敝，农业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王世英深知家乡人民的期盼，决心以“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带领山西人民重建家园。

在农业方面，王世英重点推动土地改革与农业生产恢复。他深入农村调研，发现山西农村存在“土地分散、水利失修、农具短缺”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彻底完成土地改革，将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兴修水利，组织农民修复汾河、沁河等河流的堤坝，修建小型水库与灌溉渠道，解决农业灌溉问题；三是推广新式农具与优良种子，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提高农民的种植水平。到1952年，山西的粮食产量比1949年增长了40%，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

在工业方面，王世英抓住国家“一五”计划的机遇，积极争取工业项目落户山西。山西拥有丰富的煤炭、铁矿资源，是发展重工业的理想之地。王世英多次前往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汇报山西的资源优势与发展规划，最终争取到太原重型机器厂、太原钢铁厂、大同煤矿等一批重点工业项目。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他经常深入施工现场，解决施工中的困难：协调物资运输、解决工人住宿、保障电力供应，每一项工作都亲力亲为。

1953年，太原重型机器厂建成投产，成为新中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制造基地；1954年，太原钢铁厂实现铁、钢、材的全面生产，为国家工业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些工业项目的落地，不仅奠定了山西重工业基地的地位，更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让山西的工业面貌焕然一新。

在政务管理上，王世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为民服务”的原则。他反对形式主义，要求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倾听群众呼声。一次，他到晋南农村考察，发现部分地区存在“虚报粮食产量”的问题，立即召开会议严肃批评，并要求重新核实产量，杜绝弄虚作假。他还十分重视干部队伍建设，提拔了一批有能力、有担当的年轻干部，同时严惩贪污腐败行为，保持了政府的清正廉洁。在他主政山西期间，山西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他也被山西人民亲切地称为“咱们的好省长”。

然而，平静的建设岁月并未持续太久。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王世英因坚持原则、反对极端行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遭到残酷迫害。造反派多次对他进行批斗、审讯，逼迫他承认莫须有的罪名，但王世英始终坚守信仰，拒不低头。他在狱中写下《我的自白》，详细陈述自己的革命经历，驳斥对他的污蔑：“我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我没有背叛党，没有背叛革命，我的每一步都无愧于天地，无愧于良心。” 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王世英的身体受到极大摧残，但他依然保持着乐观与坚定。他对前来探望的家人说：“不要怕，党是公正的，总有一天会还我清白。你们要相信党，相信人民，继续为革命事业努力。”

1969年10月25日，王世英在狱中含冤逝世，享年64岁。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用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气节。 1979年，随着拨乱反正的推进，王世英的冤案终于得以平反昭雪。中共中央为他召开追悼大会，高度评价他的革命一生：“王世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在长达44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缅怀。” 追悼大会后，王世英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供后人瞻仰。山西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太原修建了王世英纪念馆，陈列他的革命遗物与生平事迹，让更多人了解这位从山西走出的革命先辈的传奇人生。

王世英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的革命生涯，跨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全过程，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他投笔从戎，为北伐战争冲锋陷阵；在土地革命的白色恐怖中，他潜伏龙潭，为党守护隐蔽战线的火种；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奔走统战，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殚精竭虑；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他策反敌军，为解放全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在新中国的建设岁月里，他主政家乡，为山西的发展鞠躬尽瘁。

他的精神，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忠诚，体现在无论面对何种艰难险阻，始终坚守信仰，从未动摇。在上海特科的生死考验中，他冒着生命危险传递情报、营救同志；在“文革”的残酷迫害中，他宁死不屈，维护党的尊严。他的担当，体现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主动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向阎锡山借款缓解延安困境，策动黄樵松部起义助力太原解放，每一项工作都充满风险，但他从未退缩。他的为民，体现在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主政山西时，他心系农民的温饱、工人的就业，用实际行动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如今，时代已经变迁，但王世英的精神依然闪耀着光芒。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依然需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始终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学习他勇于担当的革命精神，面对困难不退缩、面对挑战不畏惧，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学习他心系人民的为民情怀，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王世英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丰碑上，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勇前进。正如他生前常说的那句话：“革命的事业没有终点，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和人民奋斗到底。”这份赤子之心，这份铁血丹心，将永远照彻汗青，永垂不朽。

万千感怀，吾以诗心以记：

《王世英颂》

霍山孕秀出英良，少负奇志走四方。

黄埔淬锋承校训，青春许国著戎装。

投身省港擎旗鼓，跃马北伐斩棘芒。

特科潜踪传密信，龙潭历险护枢光。

止园巧计联同列，古邑危言折豪强。

抗战军前参庙算，敌工帐里破迷障。

津门策马清余烬，燕赵挥戈固塞防。

主政三晋兴农亩，擘画山河启廪仓。

劝课桑麻纾民困，整饬纲纪肃官场。

奈何奸佞施谗构，致使忠良陷厄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