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是一个晚清广东的农民，为半亩祠堂地跟邻居打官司，得先凑 1 万多元（十多千文）打点轿夫、门房、差役 —— 最后赢了，却只拿到 2000 元（两千文，约 2 两银子）赔偿。

你是一个晚清广东的农民，为半亩祠堂地跟邻居打官司，得先凑 1 万多元（十多千文）打点轿夫、门房、差役 —— 最后赢了，却只拿到 2000 元（两千文，约 2 两银子）赔偿。

这不是编的段子，是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里记的真事。你以为清代知县审案，是 “惊堂木一拍，罪犯跪地认罪”？错了。这位浙江出身的知县，断案时心里算的从不是 “谁对谁错”，而是 “这案子会不会让上司骂我？会不会得罪同僚？会不会花我太多钱？”

至于真相和《大清律例》，对不起，得往后排排。

（文中银子与人民币换算，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而是以晚清长工年薪约 10 两银子、对应现代 1 万元为参考，故 1 两银子≈1000 元人民币，方便大家直观理解当时的经济成本。）

壹

杜凤治审案，第一反应永远是 “这案子会不会惹麻烦”。他在日记里写，接大案前必摸三件事：

晚清州县官有多穷？他刚到广东就听说，多数知县靠 “开桌面”（诉讼中捞钱）才能活 —— 合法年薪 45 两（约 4.5 万元），养廉银600两，但养 “大席” 师爷顾学传就要 1000 两（约 100 万元），上详一个大案的差旅费、文书费，都得自己掏。

广宁任上，有个人命案，下属劝他 “按律上详”。他算完账摇头：“上详一趟要花 50 两（约 5 万元），这案子没后台，没人会追究，不如让双方私了。”

最后他抓了个 “讼棍” 骂一顿，逼双方签字结案。日记里没写他贪钱，只写 “能尽快了案，不被指责‘怠惰’，才是首要的”。

贰

你以为 “枉法” 是知县的大忌？在杜凤治这儿，“坏了规矩”才是大问题。

邻县知县齐同浩跟他不对付，可齐同浩的儿子跟仆妇通奸，最后仆妇自杀了。按《大清律例》，“奸情致人死” 得判流放，可杜凤治一接案就找齐同浩：“你自己摆平苦主，我绝不深究。”

他还偷偷改了证据 —— 把仆妇家人禀词里的 “奸情” 划掉，改成 “仆妇久病轻生”；让证人改口 “没看见奸情，只听见吵架”。最后齐家赔了点丧葬费，案子就了了。

他在日记里庆幸：“这么办，既不得罪齐同浩，又没人能说我枉法。”

为什么要这么办呢？

清代官场自成体系，上司常压下同僚的错案，同僚间也默契地互相包庇。用通俗的话说：“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饭，谁也别掀桌子。”

叁

杜凤治最烦 “多案”—— 一个县就他一个正印官能审案，老百姓天天打官司，他根本忙不过来，还会被骂 “治理无方”。

他的对策很简单：严惩 “讼棍”。南海有个叫潘峥嵘的乡绅，靠帮人写状纸牟利，还捐了个 “知府” 虚衔。杜凤治按督抚的意思，把他关在牢里不给好饭吃，最后潘峥嵘死在牢里。

他在日记里说：“杀一儆百，看以后谁还敢教唆人打官司。”

另一方面，他常劝百姓“私了”。日记中记载，罗定陈、黎两姓争夺祠堂基址，黎姓非要他亲自勘验，结果光打点轿夫、门房就花了十多千文（一万多元），最终判赔却只有两千文。他感叹：“衙门官司不可沾着，一沾即可破家。”这话既是为自己省事，也确有体恤百姓之虑。

肆

面对棘手的人命案，“大事化小” 是晚清州县官的常用选择，杜凤治也不例外。

光绪元年，罗定州有个 6 岁小孩，学大人叫寡妇 “淫妇”，寡妇气不过，拿扁担追他，小孩不小心掉井里淹死了。

按律例，“过失致人死” 得判 “杖一百，流三千里”，可杜凤治一打听，这小孩没父母，族老已经让寡妇家赔了 2 万元（20 两）埋葬费，他就不想再深究了，案卷上只写 “小孩家牵走寡妇家的牛”。

至于 “小孩被追落井”？他提都没提。日记里写原因：“上详要花不少钱，还得应付上司盘问，不如顺着族老调解，省得自找麻烦。”

不是他冷血 —— 晚清缺乏专业的验尸官和刑侦技术，查案多靠推测；上详一趟，他自己得垫钱，最后可能还被骂 “勘验不细”。

伍

看了前面的事，你可能觉得杜凤治 “敷衍、怕事、不守律例”，可要是把他放进晚清官场里比一比，就知道他有多难得 —— 那会儿多数知县要么把 “审案” 当捞钱工具，要么把百姓当草芥，杜凤治至少还带点 “人味”。

他对弱者有种朴素的同情。有个节妇守寡二十年，被无赖骚扰。他不光把无赖打了二十大板，还自掏腰包给节妇送了 10 两银子（约 1 万元），让她买粮食过冬；有个孤寡老人被士绅占了田，他逼士绅还田后，额外罚了两石粮（约 200 斤）给老人补贴生活。

他对 “奸案” 的处理更特别。晚清没 DNA 鉴定，“奸情” 很难查实，他干脆 “一律不认”—— 有人告邻居通奸，他说 “没抓到现行就是诬告”；真有嫌疑，他也按 “斗殴”“扰乱宗族” 判，绝口不提 “奸情”。日记里写原因：“说人通奸，这女人一辈子就毁了，娘家婆家都抬不起头，不如往轻了判。”

他审案也从不瞎糊弄。有回审盗窃案，嫌疑人说 “案发时在田里干活”，邻居却证 “那天没见他下田”，他没信嫌疑人的鬼话，让差役去田里查脚印、问其他农户，最后揪出嫌疑人其实是和同伙分赃去了。

就连处理贫富纠纷，他也有自己的分寸：富人占了穷人半亩地，他不让富人 “白占”，也不逼富人 “赔巨款”，只让 “还地 + 补 5 两银子（5000 元）”；穷人欠富人钱，他会让穷人 “分期还，不付利息”。用他日记里的话说就是 “富者少与体面，贫者少令便宜”，尽量不让任何一方输得太惨。

陆

翻完杜凤治的日记，你会发现他很矛盾：

广州

可这不是他的错。晚清的知县，要管全县的征税、治安、教育，还要审案，权力看着不小，责任却也重得要命；合法收入不够养师爷、送礼，不靠 “灵活操作” 根本活不下去；《大清律例》写得严丝合缝，却不管基层有没有验尸官、有没有经费查案 —— 没条件执行的律例，再严也只是 “纸面规则”。

杜凤治的 “魔幻” 审案，本质上是个小人物在烂制度里的挣扎：他想保住乌纱帽，也想少做亏心事；他想按律例来，也想让百姓少遭罪。

晚清的司法，从来不是为了 “公平正义”，是为了 “不闹事”。而杜凤治的价值，就在于他在 “不闹事” 的底线之上，多给了百姓一点 “人味”—— 这些细碎的善意，比 “青天大老爷” 的传说更真实，也是那个黑暗年代里，最亮的光。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