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孝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并非僵化的封建教条，而是随时代演进不断丰富的精神财富。在现代文学语境中，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与朱自清的《背影》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切入点，将传统孝道从“赡养”“顺从”的表层要求，深化为“理解”“感恩”“救赎”的精神共鸣，为当代

作者：安徽孟庆南（孟苦禅）

导言

孝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并非僵化的封建教条，而是随时代演进不断丰富的精神财富。在现代文学语境中，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与朱自清的《背影》以个体生命体验为切入点，将传统孝道从“赡养”“顺从”的表层要求，深化为“理解”“感恩”“救赎”的精神共鸣，为当代青少年理解孝文化的现代内涵提供了经典范本。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引，摒弃对孝文化的片面解读，聚焦两篇散文中“苦难与觉醒”“平凡与伟大”两大核心矛盾，通过九个维度的剖析，挖掘文本中孝文化的情感内核与现实意义，为当下青少年孝文化教育提供可感知、可践行的路径，避免泛泛而谈与过度阐释，确保分析简明扼要、直击本质。

一、从“地坛”到“站台”：孝的场景承载与情感起点

《我与地坛》与《背影》的孝文化表达，均始于具体而微的场景，这些场景并非随意选取，而是孝的情感萌发与觉醒的“见证者”。史铁生笔下的地坛，是他双腿瘫痪后“逃避”世界的隐秘角落，“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这座荒芜却不衰败的古园，不仅容纳了他的绝望与迷茫，更成为他观察母亲、理解母爱的窗口——母亲悄悄来地坛寻他，“步履茫然又急迫”，却从不在他面前显露担忧，只在离开时“无言地帮我整理好凌乱的桌椅”。地坛的每一条小径、每一棵古柏，都记录着母亲隐忍的牵挂，也成为史铁生后知后觉领悟母爱的“精神地标”。

而朱自清笔下的浦口车站站台，是父子离别的寻常场景，却因“背影”这一细节成为孝的情感锚点。1917年的冬日，父亲拖着肥胖的身躯，“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为儿子买橘子时“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处站台没有地坛的深沉意境，却充满生活的烟火气——杂乱的行李、拥挤的人群、蹒跚的步履，构成了父亲笨拙却真挚的爱意现场。正是这平凡的站台场景，让朱自清从最初对父亲“迂”的不耐烦，转变为“眼泪很快地流下来了”的愧疚与感动，完成了孝的情感觉醒。

两座场景一静一动、一隐一显，却共同指向孝的本质：孝并非刻意的仪式，而是在日常场景中对亲人爱意的感知与回应。地坛的沉静让史铁生沉淀思绪，读懂母亲沉默背后的痛；站台的喧闹让朱自清直面父亲的付出，打破内心的隔阂——场景的承载，让抽象的孝变得可触可感，也为两篇散文的孝文化内涵奠定了情感基调。

二、“隐忍的母亲”与“笨拙的父亲”：孝的认知起点——读懂平凡中的伟大

《我与地坛》中的母亲与《背影》中的父亲，是孝文化的两大经典形象，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平凡中的伟大”，而这种伟大，恰恰是当代青少年理解孝的关键认知起点。史铁生的母亲，始终以“隐忍”的姿态守护儿子：她知道儿子“心里的苦闷”，却从“不追问”，只在他出门时“叮嘱我带伞”；她想陪儿子去地坛，却“不敢说”，怕触痛他的自尊；直到临终前，她仍在“惦记着我的腿”，念叨着“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从没有豪言壮语，甚至没有清晰的情感表达，却用“悄悄”“无言”“不敢”等细节，将母爱融入每一个细微的举动中，这种“不说出口的爱”，是史铁生在母亲去世后，通过地坛的回忆才逐渐读懂的——原来母亲的“坚强”，是用自己的痛苦换儿子的安宁。

朱自清的父亲，则以“笨拙”的形象传递父爱：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却在送儿子时显得“迂”——亲自照看行李、反复叮嘱茶房、执意要送儿子到车站，甚至不顾年迈去买橘子。这些在朱自清最初看来“多余”的举动，背后是父亲失业后“光景很是惨淡”的境遇下，仍想为儿子做最后一点事的执念。父亲的“笨拙”，不是能力的欠缺，而是爱意的直白流露：他不懂如何用语言表达关心，便用行动证明；他不顾自己的体面，只愿儿子旅途安稳。正是这种“笨拙”，让朱自清后来读懂“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的不易，也读懂父亲“待我渐渐不同往日”的愧疚——原来父亲的“迂”，是父爱的最朴素表达。

两位亲人的形象，打破了传统孝文化中“权威式”的家长形象，他们有脆弱、有无奈、有不完美，却因真实而更具感染力。当代青少年多习惯被父母照顾，却常忽视这份照顾背后的付出——母亲的“唠叨”可能是担忧，父亲的“严厉”可能是期望，正如史铁生读懂母亲的隐忍、朱自清读懂父亲的笨拙，读懂平凡中的伟大，正是孝的认知起点。

三、“迟到的领悟”与“及时的愧疚”：孝的情感内核——感恩与反思

两篇散文的孝文化内涵，均围绕“时间差”展开：史铁生的“迟到的领悟”与朱自清的“及时的愧疚”，虽表现形式不同，却共同指向孝的情感内核——感恩与反思。史铁生的领悟，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痛彻心扉：在母亲在世时，他“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沉浸在自身的苦难中，“没有想过母亲的感受”；他甚至“故意不给她好脸色”，将双腿瘫痪的痛苦转嫁为对母亲的冷漠。直到母亲去世后，他在地坛中反复回忆母亲的举动，才明白“每次我要动身时，她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的深意，才懂得“她心里太苦了”，这种领悟来得太晚，“母亲已经不在了”，只剩下“无边的空落”。这份“迟到的领悟”，让史铁生将对母亲的愧疚转化为对生命的敬畏，也让读者明白：孝的感恩，不能等“以后”，因为亲人的等待，经不起时间的消耗。

朱自清的愧疚，是“及时觉醒”的反思：在车站送别时，他“总觉得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甚至“心里暗笑他的迂”；直到看见父亲爬铁道买橘子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这一刻，他突然意识到父亲的衰老与不易——父亲失业后“家中光景很是惨淡”，却仍倾尽所能为他付出；他也想起自己“近来很是任性”，对父亲的关心“常常忽略”。这份愧疚是及时的，因为父亲还在，他可以通过后来的书信“惦记着我的一切”，可以在多年后写下《背影》，将这份愧疚转化为对父爱的永久铭记。朱自清的反思告诉我们：孝的感恩，需要“当下的觉醒”，哪怕只是一句问候、一次体谅，都能减少日后的遗憾。

无论是“迟到的领悟”还是“及时的愧疚”，本质上都是对“自我中心”的打破——史铁生从关注自身苦难到体谅母亲痛苦，朱自清从嫌弃父亲笨拙到理解父亲付出，这个过程正是孝的情感升华：感恩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反思；孝不是形式上的回报，而是发自内心的体谅。这种情感内核，对当代青少年极具启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青少年常因学业、社交忽视父母的情感需求，而两篇散文提醒我们，孝的感恩与反思，永远不嫌早。

四、“生命的救赎”与“记忆的定格”：孝的价值延伸——从家庭到自我成长

孝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维系家庭情感，更在于推动个体的自我成长。《我与地坛》中，史铁生对母亲的孝，最终转化为“生命的救赎”；《背影》中，朱自清对父亲的孝，凝结为“记忆的定格”，两者共同展现了孝的价值延伸。史铁生双腿瘫痪后，曾“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甚至“觉得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是母亲的爱让他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母亲“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让他明白“死是必然降临的节日”，而活着，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他在地坛中“看见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回家”，这份“想透”，本质上是孝的驱动——他不能让母亲的付出白费，不能让母亲的牵挂落空。后来，史铁生写下《我与地坛》，用文字记录母亲的爱，也用文字完成对生命的救赎：他从一个“绝望的残疾人”，成为一个“用文字照亮他人”的作家，而这一切的起点，是对母亲的孝。

朱自清在《背影》中，将父亲的背影“定格”在记忆中，这份定格成为他自我成长的精神动力。多年后，当他“在大学教书，常常想起父亲的背影”，想起父亲“少年出外谋生的艰难”，便会更加珍惜自己的学业与工作；当他“为人父后”，才更懂父亲“买橘子时的努力”，便会更加用心照顾自己的孩子。父亲的背影，不再只是一个离别的场景，而是一种“责任的象征”——它提醒朱自清，要像父亲一样，扛起家庭的重担，要像父亲爱自己一样，去爱身边的人。这种“记忆的定格”，让孝从对父亲的感恩，延伸为对家庭、对社会的责任，推动朱自清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

孝的价值延伸，本质上是“爱的传递”：史铁生从母亲那里获得坚韧，再用文字传递给更多身处困境的人；朱自清从父亲那里获得责任，再用行动传递给下一代。这种传递，让孝超越了家庭的范畴，成为个体成长的精神养分。对当代青少年而言，孝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动力——理解父母的付出，会让人更懂得珍惜生活；回报父母的爱，会让人更有责任感，这种成长，正是孝文化最珍贵的价值。

五、“沉默的爱”与“无言的情”：孝的现代表达——超越语言的行动

传统孝文化常强调“晨昏定省”“嘘寒问暖”的语言表达，而《我与地坛》与《背影》却展现了孝的现代表达——超越语言的行动，这种表达更符合现代家庭的情感模式，也更具现实意义。史铁生的母亲，从没有说过“我爱你”，却用行动诠释了最深沉的爱：她“每一次都在那园子里找到我”，却“不打扰我”，只在远处静静等候；她“走遍了半个城”，为儿子寻找“治腿的偏方”，却“从不在我面前提疗效”；她临终前，“眼睛却还没闭上”，直到听见“我答应她要好好活”，才“安详地闭上了眼”。这些行动，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量，因为它承载着母亲的痛苦与希望，也让史铁生后来明白，“爱，是不需要说出口的”。

朱自清的父亲，也很少用语言表达关心，却用行动传递了最真挚的情：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又“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他“蹒跚地走到铁道边”买橘子，又“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只说一句“我走了，到那边来信”；后来，他“给我写了一信”，说“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简单的几句话，却藏着对儿子的牵挂。父亲的行动，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让朱自清懂得，“情，是藏在细节里的”。

在现代社会，很多家庭仍存在“情感表达羞涩”的情况，父母不善言辞，青少年也不习惯直白表达爱意。两篇散文告诉我们，孝的现代表达，不必拘泥于语言：为父母倒一杯水、帮父母做一次家务、耐心听父母说一次话，这些行动比“我爱你”更能让父母感受到温暖。当代青少年常抱怨“不知道如何孝顺父母”，其实，超越语言的行动，就是最朴素也最有效的孝——正如史铁生的母亲用等待表达爱，朱自清的父亲用橘子传递情，行动中的孝，更显真诚。

六、“苦难中的相依”与“困境中的相守”：孝的现实意义——家庭的精神纽带

在人生的苦难与困境中，孝成为家庭最坚固的精神纽带，这是《我与地坛》与《背影》共同展现的孝的现实意义。史铁生一家的苦难，是“双腿瘫痪”带来的生存困境：史铁生失去了行走的能力，母亲承受着“儿子残疾”的精神打击，家庭的重担压在母亲一个人身上。但正是这份苦难，让母子之间的孝更加紧密——母亲“白天送我去地坛，晚上再去接我”，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史铁生后来“努力地写作”，希望“能让母亲为我骄傲”。他们在苦难中相依，母亲用爱支撑史铁生活下去，史铁生用努力回报母亲的爱，孝成为他们对抗苦难的“精神武器”，让这个家庭没有在困境中崩塌。

朱自清一家的困境，是“父亲失业”带来的经济危机：父亲“赋闲在家”，家中“光景很是惨淡”，连“变卖典质”都不够维持生计。但正是这份困境，让父子之间的孝更加真挚——父亲“还想着送我到车站”，哪怕自己“身体不好”；朱自清后来“常常寄钱回家”，又“写信安慰父亲”。他们在困境中相守，父亲用最后的力量为儿子付出，朱自清用孝心慰藉父亲的焦虑，孝成为他们渡过难关的“精神支柱”，让这个家庭在困境中看到希望。

当下社会，家庭可能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经济压力、健康问题、代际矛盾等。两篇散文提醒我们，孝是家庭的精神纽带——在顺境中，孝是“锦上添花”的温暖；在逆境中，孝是“雪中送炭”的力量。当代青少年生活在相对优渥的环境中，可能很少经历大的苦难，但仍会遇到家庭的小困境：父母工作不顺、家人身体不适等。此时，孝就是理解父母的不易，用自己的方式分担家庭的压力——哪怕只是少买一件玩具、多考一次好成绩，都能成为家庭的精神慰藉，这正是孝的现实意义所在。

七、当代青少年孝文化认知的偏差：从文本反观现实问题

以《我与地坛》《背影》中的孝文化内涵为镜，可清晰看到当代青少年孝文化认知存在的三大偏差，这些偏差正是孝文化教育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第一个偏差是“孝的物质化”，部分青少年将孝等同于“给钱”“买礼物”，认为“只要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就是孝顺”，却忽视了父母的情感需求——正如史铁生的母亲不需要“昂贵的补品”，只需要儿子“好好活”；朱自清的父亲不需要“华丽的衣服”，只需要儿子“到那边来信”。当代青少年常因“没时间”而用物质代替陪伴，却不知父母更渴望的是“坐下来聊聊天”“一起吃顿饭”，这种物质化的孝，偏离了孝的情感本质。

第二个偏差是“孝的被动化”，部分青少年将孝视为“父母的要求”，而非“自己的责任”，只有在父母提醒时才会“尽孝”，缺乏主动意识——史铁生的孝不是“母亲要求的”，而是“自己领悟的”；朱自清的孝不是“父亲强迫的”，而是“自己觉醒的”。当代青少年常说“等我长大了再孝顺父母”，却不知孝是“当下的行动”，等“长大了”，可能父母已经老了，这种被动化的孝，错过了孝的最佳时机。

第三个偏差是“孝的片面化”，部分青少年将孝理解为“顺从”，认为“父母说什么都要听”，缺乏独立思考与理性沟通——史铁生没有“顺从”母亲“去地坛”的隐性期望，而是在自己想通后才“好好活”；朱自清没有“顺从”父亲“不用惦记家里”的安慰，而是“常常寄钱回家”。当代青少年常因“顺从”与父母产生矛盾，或因“叛逆”与父母对立，这种片面化的孝，误解了孝的真正内涵——孝不是盲目顺从，而是理性的理解与尊重。

这三大偏差的根源，在于青少年对孝文化的认知停留在表层，缺乏对孝的情感内核、价值延伸的深层理解。而《我与地坛》《背影》恰为纠正这些偏差提供了范本：孝是情感的主动回应，不是物质的被动给予；孝是当下的行动，不是未来的承诺；孝是理性的理解，不是盲目的顺从。

八、从文本到实践：当代青少年孝文化践行的三条路径

基于《我与地坛》《背影》的孝文化内涵，结合当代青少年的生活实际，可提炼出三条具体的孝文化践行路径，确保孝从“文本认知”转化为“现实行动”。第一条路径是“学会观察细节，感知亲人的爱”，正如史铁生观察母亲“悄悄来地坛寻他”的细节，朱自清观察父亲“爬铁道买橘子”的细节，当代青少年也应学会关注父母的日常举动：母亲“早起为自己做早餐”的疲惫、父亲“下班回家后揉肩膀”的劳累、父母“反复叮嘱学习”的牵挂，这些细节都是父母爱意的表达。青少年可以每天记录一件父母为自己做的小事，通过“细节记录”培养对亲情的敏感度，避免因习以为常而忽视父母的付出——感知爱是践行孝的第一步。

第二条路径是“主动沟通情感，打破代际隔阂”，史铁生曾因“沉浸自我苦难”与母亲缺乏沟通，留下终身遗憾；朱自清则因“看见背影”后的主动反思，与父亲重建情感联结。当代青少年与父母的矛盾，多源于沟通不畅：嫌父母“唠叨”、怕父母“不理解”，却不愿主动分享自己的生活。践行孝，就需要主动迈出沟通的一步：每周和父母聊一次学校的趣事、每月和父母一起做一顿饭、在父母疲惫时说一句“辛苦了”，这些简单的沟通，能让父母感受到被需要、被重视，也能让青少年更懂父母的心意——沟通爱是践行孝的关键。

第三条路径是“承担家庭责任，实现自我成长”，史铁生用“好好活”“努力写作”回报母亲的爱，朱自清用“努力学业”“赡养家庭”回应父亲的付出，他们的孝都与“承担责任”紧密相连。当代青少年不必等到“长大成人”才承担责任，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就是责任的体现：自己整理房间、主动分担家务、认真对待学业、在父母遇到困难时耐心陪伴，这些行为既是对家庭的责任，也是自我成长的过程。当青少年通过承担责任感受到“自己能为父母做事”时，孝就从“被动接受”变成了“主动付出”——承担责任是践行孝的核心。

这三条路径，均源于对文本孝文化内涵的提炼：从“感知爱”到“沟通爱”，再到“承担责任”，层层递进，既符合青少年的认知规律，也让孝的践行变得具体可操作，避免了“空喊口号”式的道德说教。

九、“文以载孝”：经典文本在当代孝文化教育中的价值

《我与地坛》《背影》作为现代文学经典，其“文以载孝”的特质，在当代孝文化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情感共鸣的价值”，相较于传统孝文化教育中“二十四孝”等故事的历史距离感，两篇散文以现代生活为背景，书写的是每个人都可能经历的“亲情小事”——母亲的牵挂、父亲的付出、子女的愧疚，这些情感极易引发当代青少年的共鸣。当青少年读到史铁生“后来我才知道，她之所以去地坛，是为了不打扰我，却又怕我想不开”时，会想起自己母亲“偷偷看自己写作业”的场景；当读到朱自清“父亲爬铁道买橘子的背影”时，会想起自己父亲“帮自己搬行李”的模样——这种共鸣，让孝文化教育从“说教”变成“共情”，更容易被青少年接受。

其次是“认知引导的价值”，两篇散文没有直接定义“孝是什么”，而是通过人物的经历与感悟，引导读者自己思考孝的内涵。史铁生从“忽视母亲”到“读懂母亲”的过程，引导青少年思考“孝不是理所当然的接受，而是主动的理解”；朱自清从“嫌弃父亲”到“铭记父亲”的转变，引导青少年思考“孝不是完美的回报，而是及时的感恩”。这种“引导式”的认知传递，比“灌输式”的教育更有效——青少年通过文本自己得出的结论，会内化为更坚定的道德认知，避免了对孝文化的片面理解。

最后是“实践示范的价值”，两篇散文不仅展现了孝的情感与认知，更提供了孝的实践范本：史铁生用“文字记录母爱”“好好活下去”践行孝，朱自清用“铭记父爱”“承担家庭责任”践行孝，这些实践方式具有很强的可复制性。当代青少年可以学习史铁生，用日记、书信记录对父母的爱；可以学习朱自清，用行动回应父母的付出——经典文本的实践示范，让青少年知道“孝该怎么做”，避免了“想孝却不知如何做”的困境。

在当代孝文化教育中，我们需要更多像《我与地坛》《背影》这样的“文以载孝”的经典文本，它们以文学的温度传递孝的内核，以情感的力量引导孝的实践，让孝文化真正走进青少年的心里，成为他们成长的精神养分。

结语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与朱自清的《背影》，虽创作于不同年代，却以相似的情感内核，为当代孝文化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从地坛的沉静到站台的喧闹，从隐忍的母亲到笨拙的父亲，从迟到的领悟到及时的愧疚，两篇散文将孝文化从传统的“伦理教条”，转化为现代的“情感共鸣”与“实践指南”——孝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细节的感知；不是未来的承诺，而是当下的行动；不是盲目的顺从，而是理性的理解与责任的承担。

以唯物史观审视，这两篇经典文本的价值，在于它们捕捉到了孝文化的“永恒内核”——爱与责任，同时又赋予其“现代形态”——平等的沟通、情感的共鸣、自我的成长。对当代青少年而言，读懂《我与地坛》中的“母亲”、记住《背影》中的“父亲”，本质上是读懂身边的父母，记住父母的付出；践行孝文化，本质上是用理解回应牵挂，用行动回报爱意。

经典永流传，孝意恒久远。《我与地坛》《背影》中的孝文化内涵，不会因时代变迁而褪色，反而会在代代相传中，成为连接家庭情感、推动个体成长、传承中华美德的重要纽带，为培育有温度、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编辑：赵志清

责任编辑：安徽孟庆南（孟苦禅）

2025 年于安徽省太湖县安徽五千年文博园书画院

来源：弘扬正能量一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