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孝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范畴，贯穿中国数千年文明演进脉络。从汉代“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到明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孝文化既塑造了家庭伦理秩序，也构建了国家治理的价值根基。江苏南京明孝陵以“孝”为名，见证着皇权对孝道的推崇，其承载的孝治思想跨越时空，为当

作者：安徽孟庆南（孟苦禅） AI 写作

导言

孝道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范畴，贯穿中国数千年文明演进脉络。从汉代“举孝廉”的选官制度到明代“以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孝文化既塑造了家庭伦理秩序，也构建了国家治理的价值根基。江苏南京明孝陵以“孝”为名，见证着皇权对孝道的推崇，其承载的孝治思想跨越时空，为当代青少年孝文化教育提供了历史镜鉴。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引，在社会转型加速的当下，聚焦青少年孝文化认知断层、家庭责任意识弱化、感恩情怀缺失等问题。邓小平曾尖锐指出，我们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核心在于思想政治与传统美德教育的薄弱。基于此，回溯“举孝廉”制度与明孝陵所代表的孝治实践，剖析当代青少年孝文化教育的症结与危害，探索孝道价值的现代重塑路径，对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历史为脉络，以问题为导向，结合九大维度的分析与启示，探讨“以文育孝”的青少年教育路径，实现传统孝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从南京明孝陵说起：皇陵中的孝治符号

坐落于江苏南京紫金山南麓的明孝陵，是中国明清皇陵中唯一以“孝”命名的帝王陵寝，其名称蕴含着深刻的政治伦理与文化内涵。这座朱元璋与马皇后的合葬陵寝，“孝”字的由来兼具个人情感与治国理念双重维度——既源自马皇后“孝慈高皇后”的谥号，彰显帝后之间的伦理典范；更承载着朱元璋“以孝治天下”的执政主张，将家庭孝道升华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准则。

马皇后的“孝慈”品德为朝野所敬仰。她在朱元璋创业初期舍身相护，掌权后勤俭持家、体恤宫人，更屡次以孝道伦理劝谏朱元璋宽宥贤臣、体恤百姓，临终前仍担忧御医因治不好自己获罪而拒绝医治，其言行成为宫廷与民间的孝道标杆。朱元璋正是将这份家庭伦理放大为治国方略，通过陵寝命名强化孝道的政治价值，使“孝”从赡养父母的私德，延伸为忠于君主、体恤民生的公德，形成“事亲孝则忠可移于君，爱民仁则义可施于政”的治理逻辑。

明孝陵的建筑布局更暗含孝治秩序。神道的石象路以六种瑞兽象征皇权威严，而翁仲路的文臣武将雕像则隐喻“忠孝两全”的为官准则；陵宫的“明楼”与“宝城”形成层级关系，恰似家庭中“父慈子孝”的伦理秩序投射到国家治理中。即便到了清代，统治者仍延续对明孝陵的保护与祭祀——康熙帝南巡时五次拜谒，乾隆帝六次亲往祭奠，既体现对前朝的政治尊重，更暗含对孝治传统的继承。明孝陵由此超越单纯的帝王陵寝意义，成为中华孝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文化符号，为当代青少年理解孝道的历史价值提供了直观的物质载体。

二、曹操举孝廉：孝作为选官标准的历史实践

东汉末年，曹操通过“举孝廉”踏入仕途，这一经历并非个例，而是汉代“以孝取士”制度的典型缩影。“举孝廉”制度始于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改革中，针对汉初“军功爵制”导致的官吏素质良莠不齐问题，提出将“孝”与“廉”确立为选拔官员的核心标准，规定郡国每年按人口比例举荐“孝悌力田”“廉洁奉公”之士入朝为官，开启了道德品质与仕途晋升直接挂钩的历史先河。

曹操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便以“孝悌闻名乡里”，地方官员依据“举孝廉”制度将其举荐，他初任洛阳北部尉时，便以“五色棒”严明执法，甚至惩处了权贵亲属，这份刚正不阿的特质，恰与“孝廉”所要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逻辑相契合。尽管后世文学作品多塑造曹操“奸雄”形象，但他通过举孝廉入仕的经历，真实印证了汉代“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选人逻辑——统治者认为，一个能在家庭中恪守孝道、赡养父母的人，必然能在朝堂上忠于君主、体恤百姓，这种“家国同构”的伦理认知，使孝道成为连接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的核心纽带。

“举孝廉”制度在实施初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西汉的龚胜以孝闻名，入朝后屡次直言劝谏，反对宦官专权；东汉的钟离意任会稽太守时，遇灾年开仓放粮，还允许狱中囚犯回家探亲尽孝，囚犯感念其恩，期满后尽数返回。这些案例证明，当“孝”成为官员选拔的硬性标准时，能推动形成“重德尚礼”的社会风气。但到了东汉后期，随着世家大族垄断举荐权，“举孝廉”逐渐沦为形式，甚至出现“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讽刺现象，这也从反面说明：孝文化的传承需要制度保障，更需要社会全体对孝道本质的深刻认同，这一历史教训对当代青少年孝文化教育具有重要警示意义。

三、中国历代孝治王朝与当代青少年孝文化教育的九大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明确以“孝治天下”为治国理念的王朝主要有九个，分别是汉、魏、晋、北魏、隋、唐、宋、明、清。这些王朝虽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却共同将孝文化融入政治制度、法律规范与社会教化中：汉代将“不孝”定为重罪，唐代《唐律疏议》明确“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徒二年”，明代朱元璋亲自编纂《御制大诰》倡导孝道，清代更通过“旌表节孝”树立民间榜样。九大王朝的孝治实践，构建了中华孝文化的基本框架，也为当代青少年孝文化教育提供了历史参照。

然而，与传统社会相比，当代青少年孝文化教育存在明显断层，主要表现为九大问题：

1. 认知模糊化：多数青少年知晓“孝道”概念，却不知其具体内涵，将“孝”简单等同于“给钱”，忽视“敬亲”“悦亲”等精神层面的要求；

2. 情感淡漠化：受独生子女政策与快节奏生活影响，部分青少年习惯被照顾，对父母的辛劳缺乏体谅，甚至出现与父母争吵、冷战的情况；

3. 行为表面化：在学校组织的“孝心活动”中，多流于“给父母洗一次脚”“写一封感谢信”等形式，缺乏长期坚持的自觉；

4. 家庭引导缺失：部分家长重成绩轻品德，认为“只要孩子学习好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孝”，忽视自身言传身教的作用；

5. 学校教育碎片化：孝文化教育多分散在语文、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缺乏系统的教材与教学方案，难以形成持续影响；

6. 社会氛围弱化：网络文化中存在“啃老有理”“父母皆祸害”等错误言论，冲击青少年的孝道认知；

7. 代际沟通不畅：青少年与父母在价值观、生活方式上差异较大，缺乏有效沟通，导致“想孝却不知如何孝”的困境；

8. 传统与现代脱节：部分教育者仍以“二十四孝”中“埋儿奉母”等封建糟粕为例，未能结合现代社会需求诠释孝道的新内涵；

9. 评价体系缺失：孝文化教育效果缺乏科学的评价标准，难以衡量其对青少年品德养成的实际作用。

这九大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转型期传统伦理秩序的解构与现代伦理体系的尚未完善，亟需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重塑孝文化的当代价值。

四、孝文化教育缺失的九大危害

孝文化教育的缺失，不仅影响青少年个人品德养成，更会对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发展产生深远危害，具体表现为九大方面：

1. 家庭关系紧张：青少年对父母缺乏感恩与尊重，易引发家庭矛盾，甚至出现“啃老”“弃养”等极端情况，破坏家庭这一社会基本单元的稳定；

2. 个人责任感缺失：孝道的核心是“责任”，缺乏孝文化教育的青少年，往往难以形成对家庭、他人的责任意识，进入社会后易出现“推诿扯皮”“不负责任”的行为；

3. 社会信任度下降：孝文化倡导“仁爱”“诚信”，当孝道认知弱化时，部分青少年会形成“利己主义”思维，忽视他人感受，导致社会互助精神缺失；

4. 传统文化断层：孝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其缺失会导致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碎片化，难以形成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感；

5. 法治意识薄弱：我国《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孝文化教育缺失会导致部分青少年忽视法律责任，甚至触碰法律红线；

6. 心理健康问题凸显：缺乏家庭情感支持与感恩意识的青少年，易陷入自我中心的思维模式，面对挫折时难以获得情感慰藉，增加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风险；

7. 社会治理成本增加：当家庭养老功能弱化、青少年道德失范问题增多时，需要政府投入更多资源用于养老保障与社会管理，加重社会治理负担；

8. 民族精神传承受阻：孝道中蕴含的“家国情怀”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缺失会导致青少年难以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结合，影响民族复兴大任的实现；

9. 国际形象受损：中华孝文化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国内出现“不孝”负面事件时，会影响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损害国家文化软实力。

这些危害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已在部分社会现象中显现。如近年来媒体报道的“大学生因父母无法满足消费需求与父母决裂”“子女拒绝赡养患病父母”等事件，均与孝文化教育缺失直接相关，亟需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

五、邓小平：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

1989年，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初期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指出“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这一论断虽针对当时的整体教育情况，却精准点出了包括孝文化在内的传统美德教育缺失的症结——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度忽视了思想政治与道德品质教育，导致部分青少年出现“精神缺钙”的问题。

邓小平始终重视教育的根本任务，他强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三个面向”的核心，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有道德”的首要内涵，便是继承包括孝道在内的中华传统美德。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支撑，若青少年缺乏基本的道德素养，即便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难以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回顾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程，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思潮逐渐影响青少年，部分人将“成功”等同于“财富”，将“孝顺”等同于“物质回报”，忽视了精神层面的情感交流与责任担当。这正是“教育失误”在孝文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我们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未能同步强化传统美德教育，导致青少年道德认知与行为实践出现脱节。因此，践行邓小平的教育思想，就要将孝文化教育重新纳入青少年教育体系，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六、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重塑孝文化价值

市场经济强调“效率”“竞争”，但这并不意味着与孝文化相冲突。相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塑孝文化价值，既能弥补市场伦理的不足，也能为青少年成长提供道德支撑，可从五个方面着手：

1. 赋予孝道现代内涵：摒弃传统孝道中“愚孝”“等级制”等封建糟粕，将“孝”解读为“尊重父母、体谅父母、独立自强”，如通过努力学习减轻父母负担、成年后通过正当职业实现经济独立、定期与父母沟通情感等，使孝道适应现代家庭结构；

2. 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机制：家庭要发挥“第一课堂”作用，家长以身作则，通过日常相处传递感恩意识；学校要将孝文化教育纳入校本课程，结合案例教学、实践活动，避免形式主义；社会要通过媒体宣传、公益活动，营造“重孝尚礼”的氛围，如评选“最美孝心少年”、传播孝亲敬老的正能量故事；

3. 借助法治保障孝文化落地：进一步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配套措施，明确子女在赡养、探望父母方面的义务，对严重“不孝”行为依法惩处，同时通过法律引导，使青少年认识到“孝”既是道德责任，也是法律义务；

4. 融入市场经济伦理：在企业招聘、职业评价中，适当考量应聘者的孝亲表现，如将“赡养父母”“家庭责任感”作为参考指标，引导青少年认识到“孝道”与“职业素养”的一致性——一个对家庭负责的人，往往也能对工作负责；

5. 利用科技手段创新孝文化传播：借助短视频、社交平台、虚拟现实等技术，制作贴近青少年兴趣的孝文化内容，如动画短片《中华孝道故事》、互动游戏“孝心任务挑战”等，使孝文化教育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参与”，增强吸引力与感染力。

市场经济需要“契约精神”，而孝文化倡导的“情感契约”，能为市场伦理提供补充。通过上述措施，可使孝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焕发新的活力，成为青少年成长的“道德罗盘”。

七、当代审视：孝文化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从当代社会发展现状来看，孝文化教育既面临新的机遇，也存在诸多挑战。从机遇层面看，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和谐”“友善”的内涵与孝道相契合，“家风建设”被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体系，为孝文化教育提供了政策支持；同时，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汉服热、国学热的兴起，为孝文化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但挑战同样不容忽视。首先，现代家庭结构发生变化，“空巢老人”“单亲家庭”增多，部分青少年与父母相处时间减少，情感交流不足，影响孝道认知的形成；其次，网络文化的复杂性对青少年孝道认知产生冲击，短视频平台中存在的“恶搞孝道”“吐槽父母”等内容，易误导青少年形成错误观念；再次，教育评价体系仍存在“重分数轻品德”的倾向，孝文化教育缺乏刚性约束，难以落到实处；最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个人主义思潮影响青少年，部分人强调“个人自由”，忽视家庭责任，将“独立”与“孝顺”对立起来，导致孝道实践出现困难。

对这些现状与挑战的审视，是重塑孝文化教育的前提。只有客观认识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环境，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教育策略，避免“刻舟求剑”式的传统说教，实现孝文化教育的与时俱进。

八、九点启示：从历史到当代的孝文化教育经验

梳理中国历代孝治实践与当代青少年教育现状，可得出九点启示，为孝文化教育提供借鉴：

1. 孝文化教育必须与时代结合：汉代“举孝廉”适应了封建集权的需要，明代“以孝治天下”契合了巩固皇权的目标，当代孝文化教育也需适应现代社会需求，避免机械照搬传统；

2. 制度保障是关键：历代王朝通过法律、选官制度推动孝道，当代也需建立健全孝文化教育的制度体系，如将其纳入学校评价、社会信用体系；

3. 言传身教重于形式：马皇后以自身言行成为孝道标杆，家长、教师也应通过日常行为传递孝亲理念，而非仅依赖口号式教育；

4. 避免走向极端：既要反对“愚孝”，也要抵制“不孝”，坚持“理性孝道”，平衡个人发展与家庭责任；

5. 注重精神层面的孝：传统孝文化强调“敬”胜于“养”，当代教育应引导青少年关注父母的情感需求，而非仅满足物质需求；

6. 家校社协同发力：单一主体难以完成孝文化教育，需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合力，构建全方位的教育网络；

7. 借助文化载体传播：明孝陵作为物质文化遗产承载孝治思想，当代可利用博物馆、文化节、文艺作品等载体，增强孝文化的感染力；

8. 与法治教育结合：将孝道与法律义务结合，使青少年认识到“孝”既是道德要求，也是法律责任，增强行为自觉；

9. 长期坚持而非短期突击：孝文化素养的形成需要长期培养，学校与家庭应将其融入日常，避免“节日式”“活动式”的表面化教育。

这九点启示，是从历史实践中总结的经验，也是应对当代挑战的策略，为孝文化教育的落地提供了清晰路径。

九、以文育孝：从“孝”与“文”的汉字本义说起

“教育”的“教”字，在甲骨文中写作“”，左边为“孝”，右边为“攴”（手持教鞭的形象），后演变为“文”，其本义便是“以孝道为核心的文化教化”。这一汉字结构深刻揭示了“孝”与“文”的内在联系——孝是道德根基，文是传播载体，“以文育孝”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逻辑。

“以文育孝”的关键，在于通过文化熏陶培养青少年的孝道认知与行为习惯。具体可从三个层面展开：

1. 文本研读：引导青少年阅读《论语》《孟子》中关于孝道的论述，如“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结合《弟子规》《二十四孝》中剔除封建糟粕后的经典故事，理解孝道的精神内核；同时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孝亲敬老的篇章，如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通过文字感受亲情的温暖与孝道的力量。

2. 文化实践：组织青少年参与“孝亲文化活动”，如为父母撰写家书、记录家庭故事、参与社区敬老服务等，将文字中的孝道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鼓励青少年学习传统礼仪，如春节拜年、中秋团聚时的传统习俗，在文化仪式中体会“敬亲”“睦亲”的内涵，让孝道从书本走向生活。

3. 价值升华：引导青少年将“家庭孝道”扩展为“社会大爱”，通过了解“最美孝心少年”照顾患病家人、志愿者关爱孤寡老人等案例，认识到孝道不仅是对父母的责任，更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结合“家国情怀”教育，让青少年明白“孝”的更高境界是“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即通过努力学习、服务社会，实现个人价值与家庭荣誉、国家发展的统一。

“以文育孝”并非简单的文化灌输，而是通过文字的温度、文化的厚度，让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建立对孝道的认同，形成稳定的道德品格。这种教育方式，既符合汉字“教”的本义，也契合当代青少年的认知特点，是实现孝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有效路径。

结语

从南京明孝陵的“孝”字符号，到汉代“举孝廉”的选官实践，中华孝文化历经千年传承，始终是维系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精神纽带。当代青少年孝文化教育面临的认知模糊、情感淡漠等问题，本质上是传统伦理与现代社会转型碰撞产生的阵痛。邓小平“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的论断，警示我们必须重视包括孝道在内的传统美德教育，避免在追求物质发展的同时，丢失精神文明的根基。

以唯物史观审视孝文化的历史演进，既要摒弃“愚孝”“等级制”等封建糟粕，也要继承“敬亲”“责任”“感恩”等核心内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协同机制、法治保障、文化创新等手段，重塑孝文化的现代价值，让青少年理解“孝”既是法律义务，也是道德自觉；既是家庭私德，也是社会公德。

“教”字左为“孝”，右为“文”，这一汉字结构本身便是对教育本质的诠释。以文育孝，以孝润心，才能让青少年在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成长为有道德、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唯有如此，中华孝文化才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为民族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编辑：赵志清

责任编辑：安徽孟庆南（孟苦禅）

2025 年于安徽省太湖县安徽五千年文博园书画院

来源：弘扬正能量一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