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晓岚、高君曼姐妹二人，祖籍霍邱，住霍邱城内西大街。父名高登科，是满清二品武官，先后做过游击(南宿州)、统领(安庆)副将等官。告老返乡后，神经有些不正常。高登科原配周氏，后因病去世，续弦亓氏。高晓岚为周氏所生，高君曼和两个哥哥为亓氏所生。高君曼本名小众，又名君

高晓岚、高君曼姐妹二人，祖籍霍邱，住霍邱城内西大街。父名高登科，是满清二品武官，先后做过游击(南宿州)、统领(安庆)副将等官。告老返乡后，神经有些不正常。高登科原配周氏，后因病去世，续弦亓氏。高晓岚为周氏所生，高君曼和两个哥哥为亓氏所生。高君曼本名小众，又名君梅。高君曼与姐姐高晓岚生活环境不同，她是生父生母的掌上明珠，从小娇生惯养，少有挫折，故有高老姑娘之称，她受教于家庭教师，知书达理，思想开阔。在性格上，她活泼开朗，干练洒脱，热情奔放。清末和民国时期，高家拥有土地田产四十余顷(四千多亩)。

1876年前后，高登科在安庆任统领时，高氏姐妹随父寄居安庆。那时高登科与陈独秀的家庭父兄关系甚好，当时高家对年轻英俊的陈独秀十分器重。于是陈、高二家，即由父母作主，结下亲事。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后，夫妻二人起初相处得还算过得去，一方面是陈独秀本来就对这门亲事期望不高，另一方面是高晓岚到了陈家以后，恪守妇道，生活十分俭朴，在乡里有贤惠之名。结婚数年之后，生了三子一女: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长女筱秀。照理，这对夫妇是该相安无事地聊度时光了，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已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高晓岚则目不识丁，结婚以后，陈独秀多次劝她多识些字，学点文学，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儿歌。偏偏高晓岚对此不屑一顾，自以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为此陈独秀渐渐感到心灰意冷。慢慢俩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夫妻感情不大融洽。高晓岚是一个旧式妇女，中规中矩，嫁到陈家33年中，生子育女，平时总是穿着蓝布长褂，宽大的裤脚管，用绳子扎得紧紧的，上孝公婆，下抚子女。1930年9月9日，高晓岚在安庆去世，终年55岁。

高君曼是北京女子师范学生，在北京读书接受了新的思想，她的性格与高晓岚迥然不同，她追求知识，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特别爱读陈独秀发表在各报刊上的作品，对陈独秀很是仰慕崇拜。当时的高君曼身材高挑，时装新潮，处处显示着清丽恭良的新式女性特质。在与陈独秀的交往中，高君曼满腔的热情、新颖的思想、不凡的谈吐，让陈独秀耳目一新，很快两人便觉相见恨晚。后来，高君曼寻找机会借着各种理由与陈独秀单独接触，或促膝谈心，或小径漫步，交流思想、热烈讨论。当时，陈独秀常常去藏书楼发表时事演说，高君曼便常常去那里阅读进步报刊或听演讲。起初，二人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在传统的伦理观念里，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么。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他们很快陷入热恋，两个性情刚烈的叛逆者的出现，对于他们封建家族的冲击是很大的。乡邻的传说沸沸扬扬，陈、高两家严厉指责，但二人并不在乎。同时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已名存实亡。1909年年底，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与高君曼同居。次年，31岁的陈独秀在陈高两家一片反对和讥讽声中，与高君曼在西湖正式宣布结为伉俪，并与家庭中断了关系。结婚后，陈独秀遂在南京西华门内东厂街建修一所住宅，同高君曼一块居住，与高晓岚分居两地。陈独秀经历了一场婚姻悲剧之后，自然对高君曼倍加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夫妻之间和睦相处。高君曼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名子美，男儿名鹤年。然而，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较向往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但恰恰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家人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就一直充满着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牢房。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开始还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但这一片苦心偏偏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子女问题上，陈独秀的固执和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和高晓岚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了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高君曼想把陈延年和陈乔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于是高君曼跑到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于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里食宿，不知道这件事情缘由的人，谁又怎么看待我呢?”谁知道陈独秀知道了这事以后，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仍是不同意让陈延年和陈乔年来家里住食。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乖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于两人开始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高君曼逐渐对这份感情心灰意冷，终于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女，离陈独秀而去。直到1932年，高君曼也在安庆病故，也没有再去见陈独秀一面。

高氏姐妹虽生长在霍邱，但成人特别是结婚以后，就长期旅外，很少返回家乡。因此，邻里乡亲大都用其名而不识其人。高君曼在“五四”前夕回霍邱一次，将其母亓氏接到安庆居住，这时其父已死高君曼那次回霍邱虽未久住，但接触不少知识界人士，带回一些进步书刊，传播一些革命思想。从那以后，高氏姐妹就没有回霍邱了。

高君曼的两个哥哥，都是不干政治的地主少爷，长期在家，不出四门。早在1918年兄弟两同时病逝，大铁汉两个儿子，长子明甫，次子继先，均已死去。二铁汉无后。

高、陈两家，虽为亲家，但长期以来很少来往。只在抗战之初高君曼侄子高明甫为谋事曾去南京找到了陈独秀，住了一阵，陈独秀从爱护高明甫的角度出发，说“你高家人丁稀少，不宜远出，还是在家找点事干吧”。解放后高明甫又去南京探亲，因已迁居地址不明，未找到陈家。自此，高、陈两家没有来往联系，

(本文系1980年5月霍邱县革命斗争史办公室根据刘从周、丁伯刚、高张氏等人的口述资料整理，本书选用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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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衡水凌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