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古东夷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是中国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土著文化体系 。长期以来，东夷文化研究受到"中原中心论"的影响，其独立的文明价值和历史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低估或误解。然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特别是近年来在山东地区

引言

古东夷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是中国先秦时期黄河下游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核心土著文化体系 。长期以来，东夷文化研究受到"中原中心论"的影响，其独立的文明价值和历史地位在相当程度上被低估或误解。然而，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特别是近年来在山东地区大规模的考古调查与发掘，东夷文化的真实面貌逐渐清晰地展现出来。

东夷文化不仅是史前六大文化区之一，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距今8300年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东夷人创造了连续发展、独具特色的文化序列，时间跨度超过4000年。这一文化体系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等多个层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东夷文化地域分布与历史渊源的系统考察，揭示这一古老文明的真实面貌和历史地位。研究将从考古学证据出发，结合文献记载，全面分析东夷文化的地理范围、发展脉络、文化特征以及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关系，以期为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和早期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一、东夷文化的地域分布：从海岱核心到环渤海文化圈

1.1 核心分布区域：海岱地区的地理范围

东夷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是海岱地区，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海岱地区基本等同于现今山东省域，尤以半岛地区为核心；而广义的海岱文化圈则通过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得以证实，其范围向北延伸至河北南端，向西涵盖豫东地区，向南则包括皖北与苏北的广袤地域 。

海岱地区的地理特征为东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该地区以泰沂山区为中心，北起鲁北冀中，向南越过淮河，西自山东最西部、河南省东部一线，东至黄海之滨 。泰沂山脉不仅是地理上的制高点，更是东夷文化的精神象征，东夷人由太阳崇拜、东方崇拜，逐步演化为泰山崇拜 。

从考古发现来看，海岱地区已确立了完整的文化谱系：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分属于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时间延续4000多年。这一连续发展的文化序列证明了东夷文化在海岱地区的深厚根基和持续发展。

1.2 历史时期的地理边界变化

东夷文化的地理边界并非固定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动态变化特征。根据学者李军强的系统研究，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可分为五个发展阶段：产生期、扩展期、繁盛期、衰落期、东向收缩期。

**后李文化时期（约公元前8500-7500年）**是东夷文化的产生期，其分布范围仅限于鲁北地区西至黄河、东到潍河的狭长地带。这一时期的东夷文化刚刚起步，活动范围相对有限。

**北辛文化时期（约公元前7500-6200年）**进入扩展期，早期集中在泰山以南的鲁中南地区，中期、晚期有所扩大，大致扩展到东起黄海、西到京杭运河两侧、南达淮河故道、向北到黄河北岸的广大区域，中间有部分空白区域。

**大汶口文化时期（约公元前6200-4600年）**达到繁盛期，早期、中期范围基本一致，主要分布于鲁中南、苏北地区，胶东半岛遗址有所增多，鲁西北和潍河流域有少量发现；大汶口晚期，其分布范围不仅遍布山东全省，并且已经涵盖了苏皖北部、豫东的开封、周口西部等地。

**龙山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600-4000年）**延续繁盛态势，范围西到京杭运河一线，东到黄海，南达苏皖北部，东北已经过海达到辽东半岛南端。这一时期东夷文化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岳石文化时期（约公元前4000-3500年）**分布范围基本涵盖了山东全省、苏北、皖北、豫东、河北东南部及辽东半岛南端的广大地区。但随后的珍珠门文化时期开始出现衰落和东向收缩，初期分布范围缩小，主要集中在弥河以东的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到末期仅局限于胶东半岛东南一隅。

1.3 考古发现支撑的分布范围

考古发现为东夷文化的地域分布提供了坚实的证据支撑。目前已发现的重要遗址遍布海岱地区，形成了密集的文化遗址网络。

在山东地区，已发现龙山文化遗址达2000多处 ，其中包括：

- 城子崖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龙山街道，是龙山文化的命名地，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由若干个遗址群组成

- 桐林（田旺）遗址：展现着从新石器时代到隋唐时期的连续丰富的文化积淀，以龙山文化堆积最为突出，2023年发现4000多年前高等级院落

- 两城镇遗址：总面积近100万平方米，以龙山文化为主，含商周、汉文化遗存，发掘出土的黑陶、玉器、酒器、稻田与稻谷、城址等遗存，证明了当时以两城镇遗址为中心的日照地区已进入文明时代

- 尧王城遗址：城壕面积达400万平方米，是目前黄河下游地区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史前城址之一，自首次发现后，先后进行了10余次发掘，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出土文物10000余件

在苏北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址同样丰富，以花厅遗址最为著名，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发掘就出土玉器581件（组）。在豫东地区，永城王庄遗址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系统发掘出河南境内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大汶口文化大型墓群，清理出大汶口时期墓葬23座，随葬陶器500余件，玉石器150余件 。

1.4 东夷文化圈的形成与扩展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提出了**"东夷文化圈"**的概念。在东亚文明史上，渤海所具有的价值不亚于曾经孕育了古罗马文明的地中海和爱琴海，我国将此文明称之为"东夷文化圈"，有的韩国学者称之为"阿斯达文化圈"。

东夷文化圈的空间范围是动态变化的，这与古代国家的疆域变化有关。广义的东夷泛指古代东方的民族，其地理范围包括今天山东半岛、辽东、辽西以及朝鲜半岛。环渤海地区以山东地区、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地区为中心，此区域因地理位置相近而在历史发展空间上相互交叉、相互钩连，彼此之间在潜移默化中相互影响，但又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区域性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史前时期海岱先民已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开始了文化交流，最初的交流极有可能是借助星罗棋布的庙岛群岛 。山东临淄出土的"陈侯壶"，铭文记载着齐国与"辰国"（今朝鲜半岛南部）的贸易，而韩国金海出土的青铜剑，剑格上的云雷纹与临淄青铜器如出一辙，这些都是东夷文化对外交流的重要证据 。

二、东夷文化的历史渊源：从史前文明到华夏融合

2.1 东夷文化的起源：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东夷文化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东夷文化的起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50万年前），原始东夷人栖息在沂源县鲁山脚下的溶洞中，他们以采集和渔猎为生，以母为氏，过着原始共产主义生活 。沂源县发现的猿人化石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山东地区人类化石，被命名为"沂源人"，这是东夷文化的最早源头。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10万年前），随着族群的扩大，东夷人为了寻找更好的越冬场所和生活环境，沿沂河沭河而下，追逐太阳而居，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临沂地区的沂沭河大平原上，用波澜壮阔的氏族大迁徙，谱写了神话中"夸父追日"的历史壮举 。

在细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前），远古先民在沂沭河流域建立了密集的聚落群，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驯养家畜，驯化农作物，开始了最初的原始农业活动。沂沭河流域（今临沂地区）成为我国原始农业的发源地之一，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绿色革命的摇篮之一 。

2.2 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形成与发展

进入新石器时代，东夷文化开始了连续而系统的发展。海岱地区已确立了完整的文化谱系：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分属于新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时间延续4000多年。

**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7500年）**是迄今所知最早的东夷族文化，主要分布于鲁北有限地区，前后延续了约1000余年的时间。后李遗存均分布在泰沂山系北麓的山前平原地带 。这一时期的东夷人已经开始制作陶器，掌握了基本的农业生产技术。

**北辛文化（距今约7500-6200年）**以鲁中南为基地，逐渐向南分布到江苏淮北，向北分布到鲁北，其影响达于胶东半岛北部。北辛文化较后李文化不但分布广阔，而且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上有了较大的进步，海岱社会已从蒙昧时代过渡到了野蛮时代 。

**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200-4600年）**时期，人口明显增加，出现了大型聚落。到大汶口文化后期，海岱各地文化呈现出空前的一致，并开始向海岱区外扩张 。这一时期是东夷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社会复杂化程度明显提高，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分化和等级制度。

**龙山文化（距今约4600-4000年）**时期，中国社会发展出现转折，原始氏族制度走到了尽头，文明的曙光渐渐照亮新时代的门楣。在这个时期，东夷集团与华夏集团的形式统一已经完成，在部落联盟的体制沿袭了数千年后，国家的结构初见端倪 。

**岳石文化（距今约4000-3500年）**是东夷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这一时期已经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岳石文化的遗址迄今虽已经发现300多处，但绝大多数没有经过正式发掘。据统计，目前发现的武器、小工具类、配饰、杂项等小件器物有20多件，包括铅青铜、锡青铜和纯铜，以青铜制品居多。

2.3 东夷文化的发展阶段与社会变迁

根据学者栾丰实的研究，东夷文化的完整历史可以区分为六个发展阶段：起源阶段、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鼎盛阶段、"夷夏东西"阶段、与华夏文化的融合阶段和最终的发展去向 。

第一阶段：起源阶段（旧石器时代-后李文化）

这一阶段从旧石器时代的沂源猿人开始，历经细石器时代，到后李文化时期，东夷文化开始形成。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定居生活开始于距今10000-7000年的后李文化。后李文化以寿光后李遗址命名，这也是山东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后李文化先民主要生活在泰沂山脉北缘地区，有了定居农业村落，狩猎、采集仍然是很重要的经济补充。

第二阶段：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早期）

北辛文化之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地区的社会复杂化进一步加深。大汶口文化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加剧，尤其是到中晚期。其原因就是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农业经济发展加快，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达到更高水平，生产工具的质量和数量远远超过前一个时期。

第三阶段：鼎盛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是东夷文化的鼎盛阶段，此时东夷文化达到鼎盛，海岱地区是中华大地最早产生文明、进入古国时代的地区之一 。距今5000-4000年的龙山文化是国家起源与形成、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按照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提出的"文明三要素说"，城、金属冶炼、文字在龙山时代都已经具备。

第四阶段："夷夏东西"阶段（夏商周时期）

夏朝时期，东夷是夏的重要盟友，也多次发生战争，传说中"后羿代夏"的后羿便来自东夷部落。商朝时期，东夷与商族关系密切，部分东夷方国臣服于商，晚期商纣王曾大规模征伐东夷（如淮夷），也间接导致商朝国力损耗、最终被周所灭。西周时期，周王朝通过分封诸侯（如封姜太公于齐、周公旦于鲁），对东夷地区进行统治，东夷文化开始与周文化深度融合 。

第五阶段：与华夏文化的融合阶段（春秋战国时期）

西周和春秋时期，夷夏融合又有进一步发展。夷夏之间的互化融合完成于战国时期。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齐国对山东半岛的统一，齐国把残留的东夷都纳入了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里，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融合了东夷与华夏的差异 。

第六阶段：最终的发展去向（秦汉以后）

到了秦汉时期，东夷作为独立的族群和文化已经不复存在，完全融入了华夏民族。正如学者所言，到两周时期，已经很难在考古遗存上区分出东夷古国和周代封国的文化 。

2.4 东夷族群的历史演变

东夷族群的发展历史经历了四个大的阶段：前九夷时期、九夷时期、东夷时期和后东夷时期 。

在称谓演变上，"夷"的名称约产生于夏代，与"华"、"夏"并称，目的是为了进行华夷、夏夷之辨。到了《礼记》曲礼下，"夷"才开始有"东方之人"之意 。西周金文才正式出现了"东夷"的称谓，到西周中叶淮夷在淮河地区兴起，成为东夷中势力最强的一支 。

从族群构成来看，东夷族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部落，而是由大大小小很多个部落组成的庞大部族和部落联盟。据《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夷有九种。在古代，九不是实指九个，而是"数量很多"的意思 。其中，最主要的部落有：凤姓部落，姜姓部落，嬴姓部落，姚姓部落等。东夷族各部落主要以龙、蛇、凤、鸟、太阳为图腾，以鸟类图腾居多 。

在东夷族的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有太昊、蚩尤、少昊、大舜等 ：

- 太昊，伏羲氏，风姓，以龙为图腾。据《白虎通》和《新语》道基记载，伏羲氏定人道，创八卦，并且还发明了五十弦的瑟等乐器，设官分职，制礼作乐，进入文明社会。

- 蚩尤，姜姓，炎帝后裔，其部落有81个氏族组成。蚩尤时期，冶铜技术空前提高，制铜工具大量涌现。蚩尤用铜制作了大量的刀、戟、大弩等兵器，增强了兵器的杀伤力，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

- 少昊，名质，又名金天氏，黄帝后裔，嬴姓。因修太昊之法，故称少昊。其居住中心在曲阜，足迹遍及山东各地。少昊氏以凤鸟等各种鸟类为图腾，组织严密，设官分职，井然有序，社会化程度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 舜，古籍中称作虞舜，姚姓。《孟子》离娄说，舜生于诸冯，也就是今山东省诸城市。据传，舜亲率东夷人大力发展农业、畜牧业、渔业和制陶业，由于舜品德高尚，治理有方，东夷族人口激增，社会发展，文化繁荣。

三、东夷文化的特征与成就

3.1 物质文化成就：制陶、冶金与手工业

东夷文化在物质文化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制陶技术的高度发展。

制陶技术的巅峰成就

东夷人的制陶技术代表了中国史前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东夷地区成就了中国乃至世界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龙山文化高柄杯蛋壳陶，享有"黑如漆、薄如纸、明如镜、声如罄"的美誉 。这种蛋壳陶最薄部位多在盘口部位，一般厚度在0.2-0.3毫米，最厚的地方也不足0.5毫米，重不超过70克。

东夷人在后李文化时期已开始制作陶器，到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已普遍使用快轮技术，并能熟练掌握陶土的选择、成型、烧制等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过程，陶器数量迅猛增长 。大汶口文化陶器以鼎、鬶、觚弧形杯的组合特点最为鲜明，鼎是炊器，主要有釜形鼎、盆形鼎和钵形鼎。觚形杯是大汶口文化的一种标志性器物，不仅是水器，也是酒器 。

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组合为罐形鼎、鬶、罐、平底盆、豆和高柄杯等，为大汶口文化的延伸，又具有新的历史发展特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白陶鬶，这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典型器物，由高岭土经1200℃左右的高温烧制而成，胎壁较薄，质地却很坚硬，体现了制陶技术的又一进步。白陶鬶造型像一个伸着长喙的鸟，背部有鋬，底部有三只丰满的袋足稳定支撑，可增加容量、增大受热面积、缩短烹煮时间 。

金属冶炼技术的发展

东夷人在金属冶炼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就。早在龙山文化时期，东夷人就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并出现了国家，标志着文明社会的开始。在漫长的史前阶段，东夷人靠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制造出了实用、精美的石器、骨器、玉器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烧造出了薄如纸、黑如漆、音如镜的蛋壳陶；编织出了布纹细、密度高的纺织品；发明了冶铜术、原始历法和最古老的文字——昌乐骨刻文字；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家禽饲养业和酿酒业 。

岳石文化时期已进入早期青铜时代，岳石文化遗存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是出现了青铜器物 。据北京科技大学孙淑云等人研究，在山东青岛平度、烟台福山、五莲昌沟等地存在铜锌或铜锌铅共生矿，通过原始冶炼即可产生黄铜，东夷人有意识地挑选孔雀石等，冶炼后得到红铜和青铜。

手工业的全面发展

东夷人的手工业涵盖了多个领域，除了制陶和冶金外，还包括石器、骨器、玉器、纺织等行业。在石器制作方面，北辛文化的农业较之前的后李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从遗址发掘的器物来看，主要表现在农业工具的比重加大，种类增多。北辛文化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主要表现在石器、骨器和陶器的制作上，其次是磨制石器取代打制石器占主导地位，骨器制作相当精细，绝大多数为通体磨制 。

在玉器制作方面，东夷的玉器制造水平虽不如长江下游的良渚人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人，但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玉器制造有着8000年历史，海岱地区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地层都曾有玉器出土，大汶口文化时期玉器数量显著增多。目前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有500多处，在王因、刘林、花厅等遗址都发现有玉器，尤其是江苏新沂的花厅遗址出土玉器众多，20世纪80年代的两次发掘就出土玉器581件（组）。

3.2 精神文化特征：鸟图腾崇拜与太阳信仰

东夷文化在精神文化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最突出的是鸟图腾崇拜和太阳信仰。

鸟图腾崇拜的普遍性

东夷以鸟为部族图腾，这是东夷文化最重要的标识性特征。少皞部落的鸟图腾崇拜影响深远，如与东夷有渊源的商人、秦人亦以鸟为部族图腾 。东夷族各部落主要以龙、蛇、凤、鸟、太阳为图腾，以鸟类图腾居多 。

东夷的鸟图腾崇拜直观反映在出土器物上，如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中多见的典型器物——陶鬹，流口上翘作鸟喙形，俨然仿鸟造型而作。龙山文化中所谓鬼脸式鼎足实为鸟头形鼎足，同时期遗存多见的鸟头形盖钮、鸟形玉器、鸟纹装饰等，无不是东夷部族鸟图腾崇拜的印迹 。

太阳信仰与泰山崇拜的形成

由于太阳能给人以光明与温暖，东夷人首先产生了对太阳的崇拜。东夷人由太阳崇拜、东方崇拜，逐步演化为泰山崇拜 。这种崇拜的演变过程反映了东夷人对自然现象的深刻理解和精神追求的升华。

东夷人的太阳崇拜还体现在文字创造上。在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日月山"刻符**（学界释读为"旦"或"昊"），比甲骨文早1500年，被写入人教版历史课本。这些刻画在陶器上的图像文字，一般刻画在大口尊的口沿下部，这批图像文字多为单字，目前共发现20多个 。

宗教信仰与巫术文化

东夷人的宗教信仰体系相当复杂，包括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巫术等多个层面。北辛文化时期已经发展出一系列信仰，比如龟灵崇拜和犬牲习俗。在龙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卜骨和卜甲，岳石文化遗存的重要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发现了卜骨和卜甲 ，这表明东夷人有着复杂的占卜和巫术传统。

东夷文化的民族精神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对宗教的崇拜、对伦理道德的坚守、对科技文化的创新等。然而影响最大最深以致至今也难以割舍的是东夷的**"好让不争""天性柔顺"的"仁俗"精神** 。

3.3 社会组织形式：从氏族到国家的演进

东夷社会的组织形式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平等到等级的演变过程。

早期平等社会阶段

后李文化时期，东夷社会处于平等的生活状态。从墓葬的随葬品来看，没有明显的贫富分化，人们聚族而居，体现为一种集体生活。北辛文化尽管还是处在一个平等社会的阶段，但有些氏族比别的氏族可能更富裕一些。北辛文化的房屋面积一般不如后李文化大，可见当时的社会单位正在逐渐变小，预示着氏族内部可能已经分离出不同的家族。

社会分层与等级制度的形成

大汶口文化时期是东夷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贫富分化加剧，尤其是到中晚期。贫富分化加剧的最明显证据表现在墓葬方面，大小墓葬的随葬品数量对比悬殊，有的多达100多件，质量上乘的随葬品有玉器、陶器等；有的却仅随葬简单的日用器具。

早期国家的形成

龙山文化时期，东夷社会进入了国家起源与形成、进入文明社会的时代。龙山时代已经具备了文明的基本要素：城、金属冶炼、文字。早在1930年，我国最早的一批考古学家在发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时已经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城墙遗迹。在河南、山东、河北、山西，不断有类似的夯土城墙被发现，而且城内部的功能分区得到揭示。

通过在鲁东南进行的长达20多年的区域系统调查，考古学家至少找到了龙山时代的两个古国，即尧王城古国和两城镇古国。从调查所揭示的聚落形态分析，这两个古国都城所控制的区域范围之内，聚落形态明显呈等级状分布，表明这里在龙山时期已进入复杂社会。

尧王城遗址的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早期国家的存在。据中美联合考古队调查，尧王城遗址所处的聚落群分为大中小三级，并在数量上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状结构，尧王城遗址作为区域中心的大型聚落，采用直接管理周边中、小聚落和通过二级中心聚落管控外围地区聚落的手段，实现对全部区域的有效控制，形成**"都、邑、聚"三级结构**的早期国家形态 。

3.4 文字与礼乐制度的创造

东夷人在文字创造和礼乐制度方面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文字的发明与发展

东夷人创造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从陵阳河大汶口文化的图像文字，到丁公龙山文化的陶书，再到桓台岳石文化的甲骨文字，一脉相承，源远流长，成为商周甲骨文的直接源头之一 。

学者们考古研究发现，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之前是山东昌乐、寿光、桓台、章丘、邹平、淄博、青州和诸城等地发现的骨刻文。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根据他发现雕刻图文符号的兽骨研究认为：这是距今4600~3300年前的中国早期文字，这应当是龙山文化时期产生和流行的文字，而其晚期与甲骨文形成的早期是交叉使用的，因此定名为"骨刻文"，比安阳甲骨文早了1000年 。

礼乐制度的建立

东夷地区是中国传统的礼乐制度最早形成的地方。所谓夏代、商代、周代的用玉制度、用鼎制度都源自东夷。"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见，中国历史上的两大礼仪系统基本上都来自东方，并由此奠定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思想 。

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具备了整套礼制器具。考古发现，整套礼制器具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具备，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焦家遗址出土文物展，名字就叫"礼出东方"。在焦家等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中第一次看到多重棺椁，意味着当时的棺椁制度已经产生。作为身份体现的多重棺椁制度不断发展，到了周代，已经演化为天子九重棺椁、诸侯七重棺椁等，依次递减。

音乐文化的发展

东夷人在音乐文化方面也有重要创造。舜帝创造了以《大韶》为代表的音乐文化，舜死后，把君位禅让给禹，因而舜也便成了后世儒家所歌颂的上古圣君 。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发现与音乐相关的遗物有济宁野店、王因遗址的陶鼓，日照莒县陵阳河遗址的笛柄杯，泰安大汶口、济宁王因、聊城尚庄、邳州大墩子、日照东海峪等遗址的龟形陶铃等 。

四、东夷文化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关系

4.1 与中原华夏文明的交流与融合

东夷文化与中原华夏文明的关系是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关键。

早期的文化交流与影响

海岱的"夷"与中原的"夏"之间的互动融合并非始于夏代，而是从夏代之前的五帝时代就开始，一直持续到春秋战国时期 。考古证据显示，距今6000-5000年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对应传说中的太昊、少昊时代），中华大地已形成东夷、西夏、北狄、南蛮四大文化集群。其中东夷集群分布最为集中，以太昊、少昊为宗神象征，其太阳崇拜信仰与黄河中游的炎黄系统形成鲜明文化对照 。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豫东地区发现的大汶口文化墓葬群，证实东夷文化很早就已渗透中原腹地 。大汶口文化自中期开始向西部中原地区迁徙，极大推动了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交流，促进了各地区文化格局的演变，展现了海岱地区对中华早期文明的贡献 。

夷夏互化融合的历史进程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原与四方之民都有交往交流交融。但是，在这"五方之民"（即中原与蛮夷戎狄四方之民）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中原与东方（即东夷）的交往交流交融最为深入，也最为持久，是最主要的。夷夏的交往交流交融走的是"互化融合"道路 。

从考古发现看，夷夏的互化融合至少在仰韶时代就已经明显起来了。其中，中原地区的郑州大河村遗址所代表的大河村文化类型，可以称得上是东西文化的融合体 。到了龙山时代，整个北方乃至长江流域出现了**"龙山化"现象**——各地的文化面貌趋于一致。

商周时期的复杂关系

夏商周时期，东夷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更加复杂。夏朝时期，东夷是夏的重要盟友，也多次发生战争，传说中"后羿代夏"的后羿便来自东夷部落。

商朝时期，东夷与商族关系密切，部分东夷方国臣服于商。商人的玄鸟崇拜就与东夷的鸟崇拜一脉相承，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商族的鸟崇拜源于东夷族 。但晚期商纣王曾大规模征伐东夷（如淮夷），也间接导致商朝国力损耗、最终被周所灭。

西周时期，周王朝通过分封诸侯对东夷地区进行统治。周初分封时，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国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包容政策，而鲁国则推行"变其俗，革其礼"**的变革政策 。

4.2 与商文化的关系：从同源到对立

东夷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具有特殊性，既有同源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

商族起源与东夷的关系

关于商族的起源，学术界有不同观点。张富祥在《商先与东夷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商族与东夷关系极为密切，其本身就是东夷族的一支，与传说中的东夷的一些部落有近亲关系。"而商人的鸟崇拜就与东夷的鸟崇拜一脉相承 。王国维也认为，商人的鸟图腾与东夷的鸟图腾有渊源关系，因而认定商人起源于东方。

商丘是先商和商业的发祥地，商人发源于商丘，商族的先族东夷人活动在商丘一带，商业起源于商丘。中原人所创造的仰韶文化与东夷人创造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在黄淮平原交汇，这是第一次文化大交融，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古商国文化。

商代东夷的文化演变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延常先生通过考古材料具体分析了商代夷人的文化遗存，认为山东地区在商代不同时期分布着岳石文化、商文化和珍珠门文化，其文化特征不同，时空关系交叉，体现了商文化东渐、夷人文化东退和夷商文化融合的过程 。

中商时期商王朝东征，揭开了东夷族商化的序幕。东夷族的商化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被征服的东夷族完全商化，表现为商文化的纯粹性，如河南的豫东地区，成为商王朝直接控制的东（南）土。二是被征服后接受商文化但仍保持部分原有文化特征 。

晚商时期的冲突与影响

晚商时期，商与东夷的关系日趋紧张。根据甲骨文记载，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商代晚期的商人称呼东方地区及其族群，绝大多数情况下为单称"夷"和复称"夷方"，但在晚商早期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已经开始出现"东夷"和"东土"的称谓。

商王帝辛（纣）多次征讨东夷，虽削弱其军事力量，但也导致商朝内部空虚，间接促成周人崛起 。从西周初叶东夷与商遗裔联合起来反对周王的情况看，商与东夷的关系还是比较亲近的 。

4.3 西周分封与齐鲁文化的形成

西周分封是东夷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直接影响了后来齐鲁文化的形成。

分封政策的差异及其影响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 。

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产生了不同的效果：

齐国的包容政策：齐太公采取"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政策，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齐太公在营丘立国之初虽然遇到了莱夷来争，但很快就稳定了，只有五个月就向周公报告其施政与奏效，使周公感到出乎意外的快 。

鲁国的变革政策：伯禽至鲁，却过了三年才向周公报告其施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在对比了齐、鲁这两种不同的方针政策及其效果之后："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齐鲁文化的形成与特点

齐文化和鲁文化的形成都与东夷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东夷文化是齐鲁文化的重要源头：齐文化，即以东夷文化为主，吸收周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鲁文化，即以周文化为主，吸收东夷文化而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东夷文化是齐鲁文化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根基 。

考古学发现印证了这种差异。近些年，临淄齐国故城与曲阜鲁国故城相继进行了发掘，看出齐鲁两国在西周、春秋时期，彼此文化面貌、丧葬习俗、城市布局等方面，的确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结合文献记载，齐国的商文化色彩浓厚，还保存许多原始的残余（如大量地杀殉人畜与妇女地位较高等等），而鲁国则保持周文化传统 。

4.4 春秋战国时期的最终融合

春秋战国时期是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最终融合的关键阶段。

政治统一与文化融合

到了战国时期，由于齐国对山东半岛的统一，齐国把残留的东夷都纳入了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里，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融合了东夷与华夏的差异。夷夏之间的互化融合完成于战国时期 。

春秋时期，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太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在今山东境还有少昊后裔莒、郯、谭、费等国。他们与诸夏通婚、会盟，在与楚国的争霸斗争中，他们主要是依附齐、鲁，被认为是诸夏的同盟。从出土文物看，今山东境内的春秋东夷各国，社会与文化发展水平也很接近中原各诸侯，只是因为他们仍保留一些东夷礼俗，当时仍被认为是东夷。实际上已是与诸夏即合而未化，到战国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别已不引起人们重视了。

文化交融的物质见证

春秋时期的一件重要文物——青铜酃，生动展现了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的融合。这件青铜器是春秋时期莒国作为东夷古国，其传统的尚鸟习俗与华夏龙图腾文化相融合的物质见证，呈现出东夷凤鸟文化和华夏龙文化最初的融合形态。当莒国的东夷贵族在为威严神圣的礼乐之仪而铸造一只高规格的青铜酃时，他把钮盖铸为凤鸟之形——这是东夷的古老崇拜；他把双耳铸为龙首之形——这是华夏的神圣敬畏 。

最终的历史归宿

到晚商到两周时期，与文献记载的其他地区（如南蛮、西戎、北狄）后来都留存下诸多少数民族部落不同，东夷文化最终完全融入中华古代文化洪流之中，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古代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

从西周初年到西周末年，这么多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出现"东夷"一词，足以说明东方土著族群称为"东夷"是西周时的实情，春秋时的东夷是西周东夷衰落后的一部分的延续 。到秦始皇统一时，三代东夷的苗裔，都已融合于华夏民族之中 。

结论

通过对古东夷文化地域分布与历史渊源的系统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结论：

第一，东夷文化具有独立而完整的文明体系。东夷文化以海岱地区为核心，在长达4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从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到岳石文化的连续发展序列，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体系。特别是其在制陶技术、文字创造、礼乐制度等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充分证明了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第二，东夷文化的地域分布呈现动态扩展特征。从最初局限于鲁北地区的后李文化，到覆盖山东全省并延伸至苏皖北部、豫东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再到形成环渤海文化圈，东夷文化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影响力持续增强。这种扩展不仅体现在空间上的延伸，更体现在文化传播和文明影响的深化。

第三，东夷文化与其他文明的互动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东夷文化与中原华夏文明、商文化等的交流融合，不是简单的文化传播或征服，而是"互化融合"的过程。从五帝时代开始的夷夏互动，到西周分封后的齐鲁文化形成，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最终融合，东夷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和贡献于中华文明的整体发展。

第四，东夷文化的历史贡献具有深远影响。东夷人创造的蛋壳陶代表了史前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发明的文字系统成为商周甲骨文的重要源头，建立的礼乐制度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礼制基础。东夷文化的"仁"文化传统深刻影响了儒家思想的形成，其鸟图腾崇拜、太阳信仰等精神文化特征至今仍在中华文化中留有印记。

第五，东夷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受"中原中心论"影响，东夷文化的历史地位和文明价值在相当程度上被低估。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增多和研究的深入，东夷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日益清晰。深入研究东夷文化，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也为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总之，古东夷文化以其独特的地域特色、悠久的历史传统和辉煌的文明成就，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海岱地区古代居民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财富。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更加重视东夷文化研究，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来源：杏花微雨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