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接受了杨澜的采访，观众都想看看这个从河南农村走出去的科学家。

1999年，崔琦刚拿到诺贝尔物理学奖，站上了人生的顶点。

他接受了杨澜的采访，观众都想看看这个从河南农村走出去的科学家。

采访气氛很融洽，都在聊成功和物理。

杨澜顺势提出了一个问题，大意是：如果当年你母亲没有坚持把你送出来读书，今天会怎样？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预想的回答通常是关于知识如何改变人生的。

可崔琦听完，笑容瞬间凝固了。

他沉默了几秒，眼圈发红，声音开始颤抖。

他给出的回答，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宁愿自己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

他说，如果他还留在那个小山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好歹有个儿子。

那样，他的父母，或许就不至于在那两个特殊的年份，一个饿死，一个病死。

01

1939年，崔琦出生在河南宝丰县肖旗乡的范庄村。

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原农村，贫穷是普遍的底色。

崔琦的童年印象，浓缩为几个词就是：乾旱、洪涝与战争。

在动荡的岁月里，能生存下来就是最大的任务。

他的父亲叫崔长生，母亲叫王双贤。

两人都是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农民，不识字。

崔琦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在当时的农村环境，一个男孩意味着家庭未来的支柱和全部的指望。

村里人的想法非常现实。

读书有什么用？认识几个字，难道能换来粮食吗？

不如早点下地干活，多挣点工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崔琦自己年幼时，也是这种想法。

他和其他农村孩子一样，贪玩，对念书没兴趣。

父母把他送去私塾，他却总想着逃学，觉得挖红薯比背书有意思。

他的父亲崔长生，一个老实的农民，对儿子没有太高的期望。

他认为儿子终究是要回来继承家业种地的，能认识几个字，会算算账，别在外面吃亏，就算不错了。

只要将来能守住家里的几亩地，就足够了。

但崔琦的母亲王双贤，这位同样不识字的农村女性，却有不同的坚持。

她没有多少大道理，只是朴素地认定一件事：这样的日子太苦了。

她不希望儿子和自己一样，一辈子被束缚在这片土地上。

她觉得，读书，是让儿子“走出去”的唯一路径。

02

在读书这件事上，母亲王双贤是家里最坚决的。

崔琦逃学，她会满村子去找。

崔琦偷懒，她就在油灯下陪着，看着儿子写完作业，尽管她自己一个字也看不懂。

她用的是最朴素的办法，督促儿子走上正轨。

在母亲的管教下，崔琦念完了小学。

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村里没有中学。

想继续念书，就得去县城，这意味着一大笔开销。

父亲崔长生又犹豫了，他觉得儿子认识的字已经够用了。

1951年，崔琦12岁。

在农村，12岁的男孩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劳动力。

家里经济十分拮据，很难再拿出余钱去供一个“读书人”。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机会出现了。

崔琦在香港的亲戚（据说是二姐崔珂）传来消息，说有办法让他去香港念书。

这个消息对于1951年的河南农村家庭来说，分量可想而知。

香港，那是一个他们全家都无法想象的世界。

但紧接着就是两个巨大的现实难题：第一是路费，从河南到香港的费用堪称天文数字；第二是舍不舍得。

父亲崔长生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

他的想法很实际：家里唯一的男孩，12岁，正是能帮手干活的年纪。

这一走，什么时候能回来？万一在外面遇到意外怎么办？

更何况，家里如此贫困，如果倾尽所有送出去，最后没读出什么结果，岂不是人财两空。

12岁的崔琦自己也不想走。

他对未知的世界充满了迷茫和恐惧，他宁愿守着父母，在村里继续过着熟悉的生活。

他甚至和父亲站在一起，劝母亲打消这个念头。

但这一次，母亲王双贤展现出了非凡的坚持。

她和丈夫争论，也给儿子讲道理。

她的态度很坚决：必须走。

她认为，儿子如果留在村里，一辈子就是农民的命，和他们一样受穷。

送出去，哪怕只有微乎其微的机会，也可能换来不一样的人生。

她觉得家里再难，也不缺这一个半大孩子的劳力。

这场争论持续了很久，最终，是母亲的意见占了上风。

03

决定做了，钱的问题却迫在眉睫。

王双贤开始四处奔走，求人帮忙。

东家凑一点粮食，西家借几个钱，硬是把路费给凑齐了。

1951年的出发日，成了崔琦人生的分界线。

12岁的他依旧不愿离开，一步三回头。

父亲崔长生蹲在门槛上，只是抽着旱烟，一言不发，眼眶通红。

反而是母亲王双贤，表现得最为镇定。

她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白面烙成大饼，又煮了十几个鸡蛋，仔细包好放进儿子的行囊。

她没有哭，只是拉着儿子的手反复叮嘱，到了香港要听话，要好好念书。

崔琦问母亲什么时候能回来。

母亲安慰他，等到下次麦收的时候，就能回来了。

12岁的崔琦，带着母亲烙的饼和这个“麦收之约”，独自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他未曾料到，这一次分别，竟是与父母的最后一面。

他更不知道，母亲许诺的那个“下次麦收”，他此生再也无法兑现。

04

一个12岁的河南农村孩子，独自来到1951年的香港，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切都超出了他的认知。

最大的障碍是语言。

他习惯了河南方言和私塾的官话，但香港通行的是广东话，他一个字也听不懂。

刚到香港培正中学时，他如同“聋哑人”一般。

老师上课的内容、同学间的交流，他都无法理解。

那种孤独和挫败感是难以言喻的。

初到香港，他人生地不熟，经济拮据，生活极为困苦。

他后来在自传中提到，当时最怕的就是过节。

每逢佳节，别的同学都有家人团聚，他只能一个人躲在宿舍，思念家乡和父母。

他数次想过放弃，干脆回家，至少能帮家里干活。

但只要一想到母亲当初为了凑钱送他出来的艰辛，一想到那个“麦收之约”，他就咬牙坚持下去。

崔琦身上有一股韧劲。

语言不通，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学。

他拿着书本请教别人，一个词一个词地背诵。

别人休息了，他还在路灯下学习。

为了维持生计，他去打零工，甚至去码头扛包、去餐厅洗盘子。

他把所有的苦都藏在心里，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

他心里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做出成绩，风风光光地回去，向父母证明当年的决定没有错。

对家的思念，全部转化成了学习的动力。

凭借着聪慧和这股拼劲，他的成绩很快迎头赶上，并成为学校的优等生。

在香港完成中学学业后（先在培正，后转入金文泰中学），他再次面临选择。

回内地，还是去更远的地方？

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想回河南老家已非易事。

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前行。

他申请了美国的大学。

1958年，他成功获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州奥古斯塔纳学院的全额奖学金。

当他坐上前往美国的轮船时，他以为自己距离“麦收之约”更近了。

他计划着，在美国站稳脚跟后，就把父母接出来过好日子。

但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启程赴美的第二年，1959年。

一场巨大的困难席卷了他的家乡河南。

他那个贫穷的村庄，未能幸免。

他更不知道，这次远行，竟是与父亲的生死相隔。

05

1959年，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

河南是受影响较严重的地区之一。

崔琦远在美国的大学里，正专心研究物理。

他也许还在给家里写信，描述着美国的大学生活。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父亲崔长生，那个盼着儿子早日归来的老实农民，就在这一年没能挺过去。

关于崔长生的离世，崔琦在采访中提到，他认为是“饿死的”。

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饥饿与疾病往往是相伴相随的。

消息过了很久才传到崔琦那里。

这个消息对他打击巨大。

他身在异国，连父亲的最后一面也未见到，甚至无法回家送别。

他只能独自承受这份悲痛，并且不断地自问：

如果当初他没有离开，如果1951年他留在了家里。

家里多一个劳动力，是不是就能多一口粮食？

父亲是不是就不会在那一年倒下？

父亲的离去，成了崔琦心中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

他把悲痛压在心底，用更加刻苦的学习来填补内心的空缺。

他从奥古斯塔纳学院毕业，考入芝加哥大学，一路攻读到物理学博士。

他觉得自己必须更快地取得成就。

因为家里，只剩下了母亲。

他要尽快把母亲接出来，不能再失去她。

父亲去世后，母亲王双贤的生活更加艰难。

她离开老家，投奔了在北京新华书店工作的大女儿崔颖。

在北京，王双贤过了几年相对安稳的日子。

而崔琦，也在美国的物理学界开始有了名气。

他认为自己终于有能力了，可以把母亲接到美国。

他以为，那个“麦收之约”，终于可以兑现了。

然而，现实再次给了他沉重一击。

06

1967年，崔琦获得博士学位。

1968年，他进入了顶尖的科研机构——贝尔实验室工作。

他的人生，正走在一条上升的轨道上。

可就在同一年，中国正经历着另一场风暴。

他的母亲王双贤，因为家庭“成分”问题（据称为富农）受到了冲击。

这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并不理解复杂的政治。

她因为儿子的“海外关系”和家庭的“历史问题”，被要求离开北京，遣返回河南老家。

一位年迈的老人，经历了丧夫之痛，又在时代的风浪中备受折腾。

她的身体垮了。

就在1968年，崔琦进入贝尔实验室的同一年，他的母亲王双贤，在河南老家病逝。

这个消息，同样是辗转了很久才传到崔琦耳中。

他1951年离家。

1959年，父亲去世。

1968年，母亲去世。

从他12岁踏上火车，到父母相继离世。

整整17年，他再也没能和父母见过一面。

母亲烙的饼，他早已吃完。

母亲说的“下次麦收就回来”，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约定。

他成了顶尖的物理学家，能看懂复杂的物理公式，能探索电子的奥秘。

但他却无法计算自己回家的路程，这条路跨越了父母的生死。

这份愧疚，这份“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成了他心中沉重的负担。

他取得的成就越高，这份负担就越重。

他获得的荣誉再多，也无法填补内心的那个空洞。

因为他拥有的一切，都源于父母的牺牲。

是母亲当年力排众议，倾尽所有把他送出来的。

可他功成名就时，母亲却没能等到他的一天回报。

07

1982年，崔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电子工程系教授。

1998年10月13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通知他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奖原因是他发现了“分数量子霍尔效应”，这是物理学领域的一项重大进展。

崔琦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他被视为“知识改变人生”的典范。

一个不识字的河南农民的儿子，依靠读书，登上了科学的顶峰。

这是一个在世人眼中无比励志的故事。

1999年，获奖后的第二年，杨澜在节目中采访了他。

这就引出了开头的那一幕。

杨澜的提问，触动了崔琦内心最深处的情感。

这个在物理学界面对难题泰然自若的科学家，在那一刻，情绪难以自持。

他哽咽着说出了那句份量极重的话：

他宁愿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

他接着解释，如果他还留在农村，留在父母身边，家里有一个儿子毕竟不一样，也许他们不至于在困难中离世。

这番表白让现场的人都感到了触动。

杨澜后来也表示，她当时内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没想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会这样回答。

在外界看来，他拥有了荣誉、地位和财富。

可在他自己心里，他或许仍是那个1951年没能兑现“麦收之约”的12岁孩子。

他宁愿用满身的荣誉，去换取1959年父亲能有饱饭，去换取1968年母亲病榻前能有人陪伴。

但这一切，都无法挽回。

他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一切成功，却永远失去了他最想回报的两个人。

2014年4月，崔琦时隔63年，第一次回到了他的出生地——河南宝丰县范庄村。

此时的他，已经75岁，鬓发皆白。

创作声明：本故事来源：【《杨澜访谈录》节目内容、维基百科“崔琦”词条、央视网《[河南新闻联播]美籍华人诺贝尔奖获得者崔琦回乡省亲》】，本文依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历史故事，有些部分可能会在历史细节进行了合理推演。凡涉及推测性内容，均基于同时代的社会背景、文化习俗和相关史料进行合理构建，部分细节进行了文学性渲染和合理推演，有部分为艺术加工，如有表达的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理解，请理性阅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或与本文并无关联，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特此说明！谢谢！

来源：副本Z-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