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寺 | 开放不是口号，是可以感触的存在

摘要：自开埠以来，这里便成为重庆最早迎接外来的窗口，传教士、外交官、实业家在此驻足；抗战时期，民主人士、文化精英在此汇聚；改革开放后，创业者、数字人才在此扎根。它既是“民主之家”的诞生地，也是现代教育发轫之所；既有西南美专留下的艺术血脉，也有数智园区跃动的创新脉搏。

从上清寺的街巷望向两江四岸，历史烽烟与市井烟火在此交融。

自开埠以来，这里便成为重庆最早迎接外来的窗口，传教士、外交官、实业家在此驻足；抗战时期，民主人士、文化精英在此汇聚；改革开放后，创业者、数字人才在此扎根。它既是“民主之家”的诞生地，也是现代教育发轫之所；既有西南美专留下的艺术血脉，也有数智园区跃动的创新脉搏。

在上清寺，开放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可触可感的存在：它是特园中毛泽东与民主人士深夜长谈的烛光，是美专校街青年攥紧车票走向世界的起点，是人民大礼堂围墙拆除时市民捐出的压岁钱，也是“渝事好商量”院子里那杯冒着热气的盖碗茶。

这里始终保持着一种珍贵的平衡——既厚重，又年轻；既坚守根脉，又拥抱外来。直辖数十载，当李子坝轻轨穿楼跃升为世界级网红，上清寺依然以从容之姿，安静而坚定地讲述着属于整个重庆的开放叙事。

01 开放是破壁崇山的城市基因

重庆依山傍水，群山如天然城墙，江水似移动护城河，地理阻隔曾让发展举步维艰。但在上清寺，我们能看到重庆人如何将阻隔转化为动力，以开放胸怀书写“破壁崇山”的史诗。

开埠时期，上清寺一带形成重庆最早的“国际社区”。外国传教士建起教堂、医院和学校，带来西方文化理念。本地商贩与传教士讨价还价的日常场景，悄然改变着传统思维。

（1940年重庆市街道图↑）

1929年，市长潘文华推动修建从通远门到曾家岩的首条公路。工人凿岩跨崖，每日仅推进数米，却终使公路贯通。此后，上清寺从偏僻山城变为商业文化中心，1935年更成为重庆市第三区，奠定区域发展基石。

新中国成立后，1958年嘉陵江大桥兴建，1966年建成通车。邓小平“让天堑变通途”的号召激励建设者克服水流湍急、地质复杂等难题。大桥彻底改变重庆交通格局，促进经济联系与城市扩张。

改革开放以来，上清寺成为政治文化中心，高楼林立、交通发达，却仍保留开放气质。这里西装白领与散步老人并存，现代写字楼与历史建筑交融，传统与现代和谐共生。

从“洋人街”到公路建设，从区划调整到跨江大桥，每一次突破都镌刻开放印记。这种精神融入城市基因，推动重庆成为西南重要中心城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上清寺地区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重庆作为内陆开放高地的地位日益凸显。上清寺作为重庆的重要窗口，必将在新时代的开放浪潮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那些曾经打破地理阻隔的开拓者们或许已经远去，但他们留下的开放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前行。在这片热土上，"破壁崇山"的故事还将继续书写，开放发展的篇章必将更加精彩。

02 开放是党的胸襟和气度

上清寺是中国民主党派的摇篮，特园、中共中央南方局驻地、桂园构成“民主堡垒”，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开放胸襟。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依托特园修建，藏有5万余件史料，展示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风雨同舟的历程。基本陈列“共画同心圆共圆中国梦”，以1300余张图片、2200余件文物文献，展现多党合作制度的必然性与优越性。

特园：特园:抗战时期重庆的"民主之家"↑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园成立，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鲜英将私宅开放为“民主之家”，1945年举办民主会议数百场。此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前身相继在此区域活动，形成“民主群落”。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常步行往来，播撒多党合作种子。

毛泽东1945年三顾特园，与张澜等民主人士促膝长谈，阐释中共主张，听取建议。《参政员毛泽东在渝市之动态》这份国民党特务监视记录，从侧面反映中共寻求和平的真诚愿望和毛泽东深入敌穴的“弥天大勇”。

站在新时代回望历史，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仅在于它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胜利，更在于它拥有海纳百川的政治胸襟。从特园的会议桌，到人民政协会议上的掌声，这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品质一脉相承。正如嘉陵江水奔流不息，中国共产党人的开放品格也必将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升华。

而在上清寺，这种党的开放胸襟和气度，浸润了这里的一切。

03 开放是烽火淬炼的文明火种

沿嘉陵江畔，从求精中学到西南美专旧址，从人民小学到三峡博物馆，每一处都在诉说上清寺文化开放的故事。

清末民初，外国传教士在上清寺区域开办教会学校，开启重庆现代教育。1891年，求精学堂在曾家岩创办，后发展为求精中学。1925年，启明学堂更名明诚中学，1988年改建雾都宾馆。

1926年，“西南美专”在张家花园起步，1933年迁至上清寺美专校街。万从木接任校长后，发展美术高师科、音乐系等专业，学生增至400余人，成为西南艺术教育重镇。教师刘国枢培养出罗中立、何多苓等名家，影响中国美术史。

人民小学源于1945年河北邯郸的晋冀鲁豫军区干部子弟校，后落户上清寺。刘伯承命名并题写校训，邓小平夫人卓琳任首任校长。1956年改为普通小学，向工人、居民子女开放，延续“马背上的摇篮”的精神。

三峡博物馆基因可追溯至1951年西南博物院，2005年新馆落成上清寺东侧，守护三峡库区抢救的28万件文物。从服务区域到承担国家战略，再到成为世界窗口，博物馆本身即是文化坚守与开放精神的表达。

从教会学校到人民小学，从战时美专到现代博物馆，上清寺的文化基因里始终镌刻着开放的密码。这种开放不是太平盛世的装饰品，而是烽火淬炼出的生存智慧。这里的教育者选择用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用包容的胸怀传承文化。正如嘉陵江水终将汇入长江，这些文化火种也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04 开放是一张张出发与归家的票根

美专校街的月台从未挂“长亭”匾额，却始终上演《送别》剧情。对于七八十年代重庆区县青年，上清寺是走进主城、走向世界的起点。

1983年重庆计划单列时，牛角沱汽车站吞吐着区县青年的梦想。他们持“外出务工证明”换取暂住证，这张薄纸比车票更重要。机场通航后，美专校街民航售票点排起长队，民航大巴连接着引擎轰鸣与游子报平安的电话。

1997年直辖前夕，菜园坝火车站单日发送量突破10万人次。直辖夜烟花中，有人退掉回万县的车票，改签去深圳的硬座，相信火车驶向更开放的地方。2002年，上清寺取消外来人口管理费，拆除又一堵“城墙”。

如今年轻人刷手机进站，却仍有些中年人下意识摸口袋，寻找汗涔涔的票根。

所有开放的故事，开头于此，归家亦于此。

05 开放是那堵被拆掉的围墙

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围墙见证两种开放：1954年落成时免费开放三天，展现新生政权开放姿态；1997年直辖之际拆除，宣告更深层次开放。

1951年，邓小平要求建大礼堂以“重人民当家作主之威”，西南军政委员会拨款200亿元，利用荒地建设。1954年初步建成时开放三天，全面竣工后更名重庆市人民大礼堂，成为参政议政、重大集会场所。1987年，它入选《比较建筑史》，位列新中国当代建筑第二。

1997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决定拆除围墙建广场，市民捐赠800余万元。婆孙三代捐压岁钱的场景，感动无数人。围墙拆除后，广场开放，2005年三期工程完工，面积达4.2万平方米。

从行政禁区到市民客厅，大礼堂功能演变映射社会理念更迭。开放不是恩赐，而是人民自发共建。

当大礼堂的围墙轰然倒塌，上清寺的街巷便与这座城市的政治中心真正连为一体。从马鞍山荒地到人民广场，从行政禁区到市民客厅，这片土地的每一次蜕变，都记录着重庆人对开放包容的不懈追求。而今漫步广场的人们或许不再记得那道围墙的模样，但开放的精神已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

06 开放是民主精神的继承和传扬

在上清寺，“渝事好商量”协商机制将议事桌搬到社区院坝，让公交站点、护坡绿化、儿童空间等民生“小事”成为检验基层治理的“大事”。

上清寺街道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创新推行街道议事代表会议制度，坚持“议近不议远、议实不议虚、议小不议大”的原则，聚焦民生关键领域，通过小巷议事、院坝议事、专题议事等多种形式，系统打造“一件事”基层议事品牌，形成“征、审、议、督、评”五步闭环工作法，生动体现了民主精神在基层的延续与深化。

在这一机制中，人大街道工委和人大代表发挥着核心组织与引导作用：“征”环节，人大代表依托社区网格深入走访，广泛收集民意，形成“民意清单”；“审”环节，由人大街道工委牵头审核筛选议题，按轻重缓急分级处理；“议”环节，分层召开居民议事会或街道议事代表会议，人大代表全程参与协商，推动形成共识性方案；“督”环节，人大代表与居民共同组成监督小组，对协商成果进行跟踪督办；“评”环节，以群众满意度为核心进行实效评估，实现议事全程闭环、民意有效落地。

作为基层民主创新的试验田，上清寺通过持续开放治理体系，破解了"代际鸿沟""专业傲慢""参与倦怠"等治理顽疾。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问题，更在于塑造了"人人皆可定义公共生活"的文化自觉。当协商平台成为思想碰撞的熔炉、代际对话的桥梁、专业与民生的转换器，民主实践便超越了程序正义，升华为共建共享的生活方式。这份开放包容的治理智慧，正是中国式基层民主最鲜活的注脚，也为现代城市治理提供了可延伸的实践范式。

07 开放是产城焕新的数智密码

上清寺以开放基因驱动城市更新，美专校街改造体现业态、形态、生态渐进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