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将中国早期文明的主轴限定于黄河流域，并由此衍生出“中原中心论”的考古与历史叙事框架。在此框架下，位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被误定为“商晚期地方文明”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边缘文明”。然而，最新考古成果及跨学科证据表明，三星堆不仅早于殷体系，更是南

三星堆：南方稻作文明的王中心与华夏文明的主流象征

作者：翁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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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将中国早期文明的主轴限定于黄河流域，并由此衍生出“中原中心论”的考古与历史叙事框架。在此框架下，位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遗址被误定为“商晚期地方文明”或“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边缘文明”。然而，最新考古成果及跨学科证据表明，三星堆不仅早于殷体系，更是南方稻作农耕文明汇聚的王权中心，是夏早王朝礼制体系与“德金之治”的实体表达。本文通过对考古学、文献学、图像学及文明类型学的综合分析，驳斥“西来说”与“中原传承说”，提出三星堆代表了以稻作经济、祖先崇拜与德礼政治为核心的华夏文明主流形态。

关键词：三星堆；夏王朝；稻作文明；德金；中原中心论；文明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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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文明叙事的地理偏移与思想误区

近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体系，受西方“文明要素论”（文字、青铜、城市、阶级）影响，形成了以黄河流域为文明轴心的年代分层模型——仰韶、龙山、二里头、殷墟、周原，自北而南、由新石器向青铜器层层推进。

这一体系虽在考古方法上建立了科学框架，但在文明叙事上却造成了地理与思想的偏差：它将华夏文明的起点限定于北方农业文明，忽视了南方稻作体系的政治化与礼制化过程。

由此，“登封王城岗为夏早期、偃师二里头为夏晚期、三星堆为商晚期”成为断代教条。

然而，当我们重新审视出土器物体系与古史记载，就会发现：三星堆才是尧、舜、禹王统传承的真实王都中心，是南方稻作文明政治整合的巅峰。

本文旨在通过系统论证，重建三星堆在华夏文明演化链中的真实定位：

它既非外来文化的输入地，也非中原文明的边缘回响，而是南方稻作农耕文明自我汇聚的王权核心，是夏早文明的“天府王都”与“德金王朝”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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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驳“西来说”：文明形态的相似不等于文化传承

“西来说”自20世纪五十年代起流行，认为三星堆青铜艺术与西亚、两河流域青铜文明存在血缘关系，主张其源自外来文化输入。

然而，这一观点忽略了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共相规律与地理独立性，存在三方面的根本性逻辑错误。

（一）符号同形≠文化同源

文明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与宗教心理下，常产生符号同构现象。

三星堆的“鹰首”“蛇身”“太阳纹”等图腾，虽在形象上与西亚神话体系有相似之处，但其精神内涵完全不同。

西亚的“鹰蛇双神”象征力量、征服与战争，而三星堆的鹰、蛇、鱼、水纹等符号体系则对应《山海经》《尚书》所载尧舜禹三王的德化象征——鹰象少昊之灵，蛇象地母之神，鱼象禹族图腾，日纹象火德尧王。

（二）技术体系的独立演化

三星堆青铜器采用“芯骨—条形芯撑”技术，形成中空、薄壁、分段铸造体系，工艺复杂度远超同期西亚与中原。

西方青铜以失蜡法为主，注重塑形而非结构；三星堆则追求“可拆—可组—可奉”的礼制功能。这一差异表明其技术体系自生自立，并服务于独特的宗庙礼制需求。

（三）宗教体系的文化隔膜

西亚诸文明崇奉神祇为天上之主宰，人服从于神；

三星堆的核心思想却是“人神合一”——王者即神、神即祖、祖即德。

青铜立人非“供奉偶像”，而是“王者宣布德政”的化身，其手中“荐礼”象征“推荐有德之人于天”，对应《尚书·尧典》“布德执义，明于四方”。

综上，三星堆文化在图腾、技术与信仰体系上均为自主发展成果，与西亚文明不存在任何可证的文化血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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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驳“中原传承说”：文明并非自北而南的单线传播

在“西来说”式微后，学界又转向“中原传承说”，认为三星堆是殷文明的西南辐射产物。

但从时间、宗教、礼制三个维度考察，这一说法同样站不住脚。

（一）时间序列上，三星堆早于殷商

八坑中出土的金杖、神树、玉戈、象牙与青铜立人，呈现出完整的王朝礼制体系。其形成时代应在夏早期（约公元前2300—前1900年），远早于殷墟的公元前13世纪。

此外，坑内出土器物具有一次性掩埋、共时性破坏的特征，反映出历史文献所记“后羿、寒浞篡夏”导致的宗庙毁灭事件，正对应《尚书·五子之歌》中“太康失国”之记。

（二）宗教体系上，三星堆与殷商完全不同源

殷商奉“玄鸟”为始祖，主“冥方”信仰；

三星堆则崇“火德尧”“土德舜”“水德禹”，是夏代的三德体系。

青铜神树三层九枝，象征“三皇五帝”“九州共主”；金面具象征“金德天子”；神台象征“文祖庙”。

这是一套完整的夏王祭天祀祖体系，与殷商“鬼神宗法体系”截然不同。

（三）礼制体系上，三星堆的等级高于中原同期

中原龙山文化虽有城邑雏形，但尚无明确的宗庙制度。

三星堆则已具备“三坛一庙”结构：神树为天坛，金面具为庙主，神台为祭基，大立人为王身。

这是早期“人—神—天”三位一体礼制体系的实体呈现。其制度成熟度与文献中“禹别九州、制礼作乐”的叙事完全契合。

因此，所谓“中原传承”实际上是考古断代的误判与历史逻辑的倒置。

三星堆不是中原的延伸，而是中原文明的根系之一——南方稻作文明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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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稻作农耕文明的汇聚：从良渚到三星堆的文明南轴

要理解三星堆的文化根源，必须追溯其地理文明系谱——长江流域稻作文明带。

（一）稻作经济与水利智慧

长江中下游地区自距今7000年前已形成稻作经济体系，良渚、石家河、宝墩、城背溪诸遗址均显示出成熟的稻作灌溉与水利工程。

这种“以水定邦”的生态文化直接孕育出尧舜禹“治水定天下”的政治观。

三星堆出土大量鱼纹、舟纹、波纹装饰，皆为水崇拜符号，其文化精神正是稻作文明“水德政治”的延续。

（二）祖庙政治与宗法秩序

稻作社会以宗庙为政治核心，强调血缘与祖灵的延续。

三星堆的“八坑”实为毁庙遗迹，是尧舜禹三世王祖庙体系被灭的考古切面。

其出土象牙、金器、玉器的组合，象征“祭祖、奉德、延天命”的礼制结构。

（三）“以德立王”的政治哲学

稻作文明注重伦理与生育循环，形成“德主刑辅”的社会观。

三星堆的黄金象征“德金王权”，玉琮象征“通天礼器”，铜像象征“宣布德政”。

这种以德为王、以礼为制的政治哲学，是夏文明与华夏文明的精神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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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星堆的王权象征与“德金之治”

根据《尚书·洪范》“五行之序”，夏德金、殷德水、周德木。

三星堆的黄金遗物体系恰是夏德金的实体表达：

1. 黄金面具——象征天命在王，以金为德，昭示光明公正；

2. 金杖——王之政令与权威象征，对应《舜典》“布政于四方”；

3. 青铜神树——天地通道，寓王命之天授；

4. 立人像——人神合一，执杖布政，象征“以德布天下”。

这种象征体系不是地方文化偶发现象，而是系统王朝礼制的完整表达。

三星堆由此被视为夏早王朝“德金政治”的物质再现，是华夏文明“德治王权”的原型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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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明类型学意义：从“多源共祖”到“南北并立”

三星堆的发现，使中国文明的空间格局由单线进化转为多轴并立。

• 北方：黄河流域以粟作农业为基础，发展出早期宗法城邦体系；

• 南方：长江流域以稻作为核心，形成礼制化宗庙文明；

• 会合点：夏王朝以“德金”为统合理念，将南北文明融于一体。

三星堆正是这一“南北文明会合”过程的王中心。

它以稻作礼制、祖庙政治与金德王权为轴，构建了华夏文明的“德统宇宙”——

即“天命出于德，王权根于礼，民心系于水土”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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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重建华夏文明的南方主轴

综上所述：

1. 三星堆文明并非外来输入（驳“西来说”），亦非中原派生（驳“中原传承说”）；

2. 它是南方稻作农耕文明的汇聚成果，是夏早王朝的政治与礼制中心；

3. 其核心精神为“以德立王、以礼制国”，是华夏文明主流体系的早期形态；

4. 在文明地理上，三星堆标志着华夏文明起源的双极格局：北有粟作之邦，南有稻作之王。

因此，重建中国文明史，必须将三星堆置于主流叙事的正位。

它不是边缘的奇迹，而是华夏文明自身成长的南方根系。

正如《尚书·禹贡》所言：“导岷山之水，至于江，东流为海。”

——华夏文明的源头，正从岷山之南、稻作之地流向整个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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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与参考文献（节选）

1. 《尚书·尧典》《舜典》《禹贡》。

2. 《山海经·大荒西经》《海外南经》。

3.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考古报告（第一至第八号坑）》，2023。

4. 翁卫和：《尧帝宣布坛考古与文明史新解》，未刊稿，2025。

5. 翁卫和：《三星堆“红铜纸”及冶金技艺研究》，2024。

6. 翁卫和：《夏德金与黄金王权的考古体系》，2025。

7. 李学勤：《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华书局，2000。

8.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

来源：翁卫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