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发起了“中原会战”（我方称为洛阳会战）。当时我任三十六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在这次战役中，李家钰阵亡，我被俘。我设计逃脱转回成都后，曾写过《豫西十日记》、《李家钰抗战史迹》、《被俘脱归记》等文章作为纪念。现在这篇就是根据上述几篇材料整理而

引子

＃本文摘自《川军出川抗战亲历记》(1985年7月)，张仲雷遗稿，原标题《记洛阳会战与李家钰殉国经过》

三门峡陕州区张家河水库，推测为此地，不确信

正文

1944年4月，日本侵略军发起了“中原会战”（我方称为洛阳会战）。当时我任三十六集团军总部参谋长。在这次战役中，李家钰阵亡，我被俘。我设计逃脱转回成都后，曾写过《豫西十日记》、《李家钰抗战史迹》、《被俘脱归记》等文章作为纪念。现在这篇就是根据上述几篇材料整理而成的。

一、1944年春，第一战区已侦知敌人有发动攻势、袭击我河南战区的企图。3月中旬，蒋鼎文在洛阳召开所属军长以上将领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李家钰参加会议回到新安古村即召集总部和四十七军上校以上军官，传达洛阳会议情况，并研究本集团军应准备的事项。李家钰说：“战事在不久的将来即将发生，要作好对付敌人进攻的准备。在洛阳会议期间，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得到有关方面的密电：‘敌人已计划于4月发动攻势’当时还把这个密电拿给大家看过。但是在这个会议上，没有决定如何准备对付敌人，只谈了将各军军官眷属及笨重行李、重要文件迅速向后方转移的话。”李家钰接着说：“这次战事发动后，洛阳岌岌可危，泛区方面更危险。我们的兵力虽然不少，但在配备上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都要上级决定后才敢行动。这样遥控部署，部队就失去了灵活性。我曾建议：与其待敌来攻，不如先发制人，但建议未蒙采纳。”从李家钰的谈话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洛阳的紧急军事会议并未对敌人即将发动的攻势作出相应的有效对策，尽管洛阳地形险要，兵力也还充足，但当局玩忽职守，未精心筹划对策，以致敌人发动攻势后，不到一月，洛阳就沦陷了。

二、1944年4月18日夜12点过，我在古村总部突然接到洛阳长官部参谋长董英斌电话：“今晚，敌人已在中牟渡河，现在只有百余人，正同我军战斗中，望你部注意上游河防，严密警戒。若中牟渡河之敌还未完全驱逐，上游又发生敌情，两头都要对付，就不好办了。”接着我就在电话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李家钰，并通知了李宗昉。

5月15日从夺获敌人的文件上得悉，敌人称这次作战为“中原会战”，使用兵力共三个师团和一个“虎师团”（新由东京调来坦克第三师团的改称)。敌在豫中方面，使用的兵力为两个师团和另一个“虎师团”；在豫西方面，是由黄河北岸运城来的一个师团。其会战主力在黄泛区方面，而作战目标是指向潼关和卢氏。

三、敌人在中牟渡河后，大批兵力集结于泛区两岸地区。同时敌人原在北邙山的桥头堡阵地，亦随之扩大。两股力量会合，一举攻占了郑州。敌人占领郑州后，展开大部兵力，向我登封及虎牢关两处既设阵地进攻。守备在登封一带的为汤恩伯部，守备在虎牢关的为孙蔚如部。经过十天战斗，敌人攻势顿挫，遂将北翼改攻为守，主力南伸，一部迁回到龙门南之水砦；水砦与洛阳相距仅百余里。在此紧急情况下，蒋鼎文乃将谢辅三率领的暂四军，张际鹏率领的十四军及新八军的新六师合编为一个兵团，命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刘戡统一指挥，名“刘戡兵团”，以阻止由水砦北进之敌。刘戡奉命后，即率所部向水砦出发（大约在5月1、2号）。到达龙门后，即利用伊水、龙门之险阻止敌人。龙门方面之敌，虽被阻止，但据空军侦察所获情报，敌两个装甲纵队，分向洛阳、巩县前进。蒋鼎文怕被敌人包围，于5月7日将长官部撤到新安。洛阳守城任务，交十五军武庭麟部及九十四师张世光部共同担负，由武庭麟指挥。与此同时，对如何固守洛阳，也作了新的计划和部署：

以汤恩伯部度其所辖王仲廉集团军组成汤恩伯兵团，集结于伊川、宜阳间地区，担任南翼攻势；以孙蔚如部及第九车（军长韩锡侯）组成孙蔚如兵团，集结马屯附近地区，担任北翼攻势；刘戡兵团由龙门正面转移为中间，担任延秋至磁涧之间的防御。

三十六集团军之四十七军，则联系刘戡兵团左翼，而延至黄河正面。同时驻在西安的第八战区副长官胡宗南，应蒋鼎文要求，派两个军来豫，以增强第一战区兵力。

从这些计划和部署看，是准备在这里同敌人打一仗的，也是有力量的。

5月9日傍晚，与黄河北岸民军接联的四十七军左翼河防部队，遥闻垣曲方面有浓密的机炮声向我岸洋湖村青风注间发射。继后，又谍悉：晚9时许，敌人已有一部从白狼渡河，并占领了洋湖村。10日，原在该村的河北民军退到了黛眉山，敌正向中关锐进。

驻在新安的蒋鼎文，闻此消息即命新六师归还新八军，并派空军轰炸白狼渡口，打了一个整天，并未将渡河之敌打退。这时，在新安的机关部队，有遭敌东西夹击之虞，人心异常动摇。蒋鼎文及长官部人员，乃于10日午夜由新安经石陵而达宜阳，再转洛宁。此时，准备在洛阳会战的诸兵团（计汤恩伯、王仲廉、孙蔚如、刘茂恩、李家钰、刘戡、高树勋等集团军及韩锡侯、谢辅三、马法五等军）均随之溃退西撤。这一会战，就这样结束了。

四、洛阳失守后，5月11日晨，李家钰接到蒋介石由重庆打来的电话：大意说，新安以东，部队还多，铭三（蒋鼎文字）去后，可将总部移到新安铁路以南地区，就近照料；并利用电报线，随时通话……。与此同时，又接到蒋鼎文由新安县府派专人转来的密码命令。命令我总部以一部兵力暂留河防，抽调主力打击从渑池袭来之敌。李家钰一面研究应敌对策，一面指挥总部移动。此时的三十六集团军，实际只有四十七军的四个步兵团（有两个团回四川接收新兵）。除分布在河防上的一时不能抽调外，当即令四十七军一O四师之吴长林团，尽先集结，开赴石寺镇至云梦山（亦名云雾山）一线占领阵地，阻止敌人东进。总部于是日薄暮到新安，赓即越过陇海铁路南移至东华沟。12日，情况更为紧张，延秋、磁涧方面的炮声，越来越近，越强烈了；渑池方面之敌，已东进到云梦山、金斗岩；陇海线上的英豪镇，亦发现敌踪。东西对进之敌，已相距不过七十里。虽然我集团军总部已越过新安，而友军孙蔚如集团主力，则正由马屯向新安行进中。我四十七军大部，还留在陇海路以北地区。李家钰当时考虑，以英豪镇新发现的情况较为严重，遂抽调一七八师之彭仕复团，开赴铁门西南王马廉沟及牛心砦附近地区，占领阵地，掩护孙蔚如集团军安全通过新安，然后继续转进。

我们原定由东华沟出发，经赵峪、江屯向河上沟前进，因河上沟有我先遣的辎重、行李，非战斗人员也驻在那里。当我们到达江屯时，获彭士复报告说，他已率部队由铁门转到河上沟。跟着又听到河上沟方面有浓密的枪声。李家钰考虑，已不能再向河上沟前进，必须改道，遂立派随行的四十七军辎重团团长史跃龙，指挥总军直属部队，占领阵地，掩护我总部向石陵前进。在行进途中，遇到敌炮自河上沟发来炮弹数发，幸炮弹飞行途径与我行进路线正成直交，虽然炮弹从我们头顶上空飞过，但无一伤亡。

是夜我们宿于石陵，后悉彭仕复团长当日在河上沟战斗中阵亡。

五、5月14日，李家钰守候吴长林、彭仕复、史跃龙等三团消息，到正午时，等着第十四军某团到达，才知在延秋、磁涧间防御的刘戡兵团，已于昨夜南撤。李家钰遂令总部及随行部队（一个连）避开公路，向西移动。是夜宿于南郭庄（属宜阳）。

15日晨，继续西行。过尹村时，适逢刘戡、张际鹏亦在尹村。刘、张、李商议三军在此暂住，联系作战计划。占领五村、耿沟、竹园沟、冯沟，西经会卦、塞沟、张村至杨村之对东、对北等阵地，以阻止由洛阳（东面）渑池(北面）方向而来之敌。当日我们刚出尹村，即遇四十七军残部到达于村，遂与该部会合，总部是夜宿在于村。李家钰令四十七军部队移驻于村以北，警戒渑池方向之敌。

16日，刘戡因奉蒋鼎文之命，负责阻止由宜阳沿洛（阳）卢（氏）公路西进之敌，因此，昨天商议的三军联合作战之策，只得作罢。李家钰命一七八师掩护刘戡兵团转进。三十六集团军总部及四十七军于午后移驻四土堆。

17日，我总部及四十七军继续西行，预定路线经史村集、河底村以达岳庄。殊军队行至距河底村约三里许，忽闻西北方有浓密的枪声，继闻一谍兵报告，敌人正与我新八军之新六师激战于河底村附近地区。因此，我们又改道由程村向岳村前进。过程村时与新八军军长胡伯翰相遇，他要求我军以一部联系其左翼占领阵地，以保障他侧翼安全。李家钰遂命一〇四师担任之。这时，四十九军及孙蔚如兵团（原定转移宜阳）、刘戡兵团（原定转移韩城），由于不能前进，相继折返集结于此。于是，部队、驮马、车辆均拥挤在一凹道中，这个人、马、车混成的密集纵队，正是敌人炮击的良好目标。敌人发现后，曾连续发来十余发炮弹，幸效力不大，仅伤一病兵。李家钰又决定，总部南移。在途中，因闻河底村之敌已迂回到我左后方，阻我到岳庄的道路，我们又改宿翟涯，而不到岳庄了六、5月17日夜，我们宿营翟涯。翟涯为山中一小集镇，属渑池县管辖，在程村之南，而不及程村之大，居民约三百户。是夜到此地的有谢辅三、李家钰、刘戡、张际鹏、胡伯翰、李宗昉等将领暨我和石彦懋、谭本良、王有度、张持华等参谋长,加上随军幕僚，大家聚集在暂四军军部，开了一个临时会议，主要是商讨今后的行动。这个会议是洛阳会战后在豫西转进中的一件大事。首先发言的为胡伯翰，他说：“这么大的队伍，都挤在一路，争先恐后地行走，以致发生混乱，若一旦遇敌，就无法指挥，进退无方，大家都受影响。我提议请李总司令（即李家钰）统一指挥，如明日继续行动，也请先行规划。”接着，刘戡说：“我们部队确实不少，如果不加整理，彼此观望，长此西行，又跑哪里去呢？光跑不是办法！大家商量一下，看究竟如何行动才相宜。”

跟着李家钰说：“我们应该商讨一下今后的行动，倘若部队混乱，当然要产生很多障阻，行动必然迟缓，指挥必然困难，如果明天继续西进，我原殿后。”接着又商议各部西行的路线。刘戡说：“我决心率领部队到卢氏去找蒋长宫，我愿选在傍南一点的道路行进，并准备明夜宿头峪。”接着胡伯翰说：“我要到宫前去找我们的总司令（即高树助），因为他已经有电话要我回去，如果不回去的话，他会怀疑我拖他的队伍。”这样，他就选了一条傍北点的到宫前的路。留下来的是介于两路之间的一条路，李家钰选了这条路，并拟于明夜在前河宿营。

七、5月18日晨，诸军从翟涯出发，分道扬镳，齐向西行。当我们出发时，翟涯街面，已看不到其他军队了西行约八里到达阳县。闻孙蔚如昨夜由岳庄抵此还未出发。李家钰遂偕李宗昉和我一同到孙住处拜访，会晤时，除孙蔚如外，还有他的副司令裴昌会、参谋长陈式玉在场。李家钰将昨夜在翟涯开会的情况转告孙之后，我们继续西行。向前河前进，但未到达前河，改宿营于西马蹄沟。

19日晨，李家钰在西马蹄沟忽接刘戡一函，其中大意说在头峪与高树勋通电话，据说：“敌人一部已在陕县渡河，灵宝也有敌踪。”

20日黎明，我们从雁翎关出发，继续西行走至距菜园十里处，即折入南山，经张洼到达沟南午餐。午餐后，继续向赵家坡头前进，但因道路崎岖，行军困难，翻越两座山后，即近黄昏。是日即宿营于东姚院。

5月21日，李家钰新获情报，敌人因追击高树勋，只距东姚院约十余里了。李家钰遂令部队在早餐后，急忙收拾行李，准备于午前10时出发。后因杨显名、李家英两位师长在电话上要求改变已决定的路线，以至将出发时间拖延至午前11时半。当总部刚由东姚院出发，行未半里，即遇敌人由张村射来的炮弹数发。于是，李又把原由南而西的路线改为由西而南，还要李宗昉派人通知李家英（前卫）不要等他；之后，总部就由改定的由赵家坡头——西坡（即秦家坡）经双庙到南寺院这条路线行进。

当我总部越过赵家坡头时，有一谍兵向我报告：“刚才陕县县府职员是由张家河上坡向南的。”我遂向李家钰说：“总司令，怎么不走陕县县府职员走的那条路？”他回答；“没得路嘛。”我又向南望，发现山头上有一密集的着草黄色军装的队伍，于是又向李说：“怎么这山上有密集队伍呢？”他又回答：“是蕴长（李家英字）的队伍。”我接着又说：“蕴长在行军，为什么密集？恐怕不妥呀！”

当时我瞥见一卫士唐某，背有望远镜，遂叫唐将望远镜取来，递与李说：“总司令！请看看再走。”李气冲冲地说：“不要看！不要看！凭命！”这时忽听得后面从东姚院方向不断有步枪声，估计是由东面蹑我而来之敌。行不数武，又闻对面山头有浓密机枪声。此时，李家钰向我说：“仲雷！刚才后面有枪声。怎么现在对面又打起来了？”我说；“是啊！你身边还没有队伍呢！”他说：“喊一班步枪兵来！叫他们不要打枪，免敌人发觉是高级司令部，会打得更厉害。”

不久到了张家河。休息时，请来一老者作响导，大家一齐上西坡。正在上坡时，北面山上有当地人叫我们：“你们是哪军的？来不得呀！上面有敌人啦！”同时又望见从南山下来的不少逃难的老百姓，目睹此情景，遂派高级参谋萧孝泽下坡去询问。还没得到萧的回话，李家钰就继续上坡了。登上山坡后，就地整顿部队（仅有特务营的一个连），又询问往南寺院的道路。据响导的老者说，山上山下都有路，山下不能走牲口，他要求把我们送到汽道（即公路）后，让他回去。看来李家钰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他向老者问：“这条路是不是从张汴到后山联保的？”老者答：“是。”李就说：“既是通后山联保的路，就是本地人运柴的路，不是什么汽道。”李派了一排步兵任尖兵，总部在尖兵后行进。继续南行。当时总部上校参谋陈兆鹏，手持地图，自告奋勇愿担任行军的尖兵长。他向着一排士兵说：“跟我来！”我们继续在山坪上向南行。不久，望见前面山头上有人在移动，又听着有步枪声，“尖兵”已越过去。我派谍报兵崔英去探听。不久，崔英回报说：“山上尽是一些戴钢盔的人，伪装很好，个个头上插有麦子，不会说中国话，口中哇哇乱叫。请总司令、参谋长快走！”李家钰和我急忙回头走，李走得快，我走得慢，在我身边的卫士李俊明，催我快走。我边走边说：“戴钢盔的都看见了，还跑得脱吗？你们走，不要等我！”我们没有走多久，山头上的敌人就一冲而下，总部特务连和一些官兵都散开在麦地，向敌人还击。我当时急不择路，往侧面崖壁一跳；跳下崖后，右手跌伤，鼻子跌破，流了不少血。正俯看血渍时，就见两个日本兵，跑到我面前，一个端着枪、把刺刀对我比起，另一个用绳子将我捆着，拉我坐在一个土坎上，他俩叽里咕噜地指我的自来水笔和手表，我都一—“奉送”——这时我才惊觉过来，我被敌人俘虏了!

我被俘后，在7月2日夜，从会兴镇山西会馆中逃出。7月9日在社兴关见到了高树勋，才知道李家钰在我被俘的同时牺牲了。

资料来源：

《川军出川抗战亲历记》(1985年7月)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