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有大批来自古印度和西域国家的佛教僧人和居士、商人，为传播佛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敦煌、张掖、武威、洛阳、西安、南京、扬州等城市，在皇帝和王公贵族的支持下，翻译佛经、讲经说法。在他们的努力和推动下，佛教迅速在中国扎根、发展，走上了中国化的历程。西域胡僧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随着时代的不同，构成稍有变化。汉晋之际，来自古代月氏、康居和安息等地的僧人在大江南北活跃，一些小乘经典被节录性地翻译出来；东晋五胡十六国以来，罽宾（今克什米尔地区）和龟兹地区的僧人发挥了重要作用，说一切有部的学术系统传入，大乘经典和印度佛学思想文化体系开始系统地输入；隋唐之际，来自中印度和南印度等地的僧人增多，密教典籍被系统地翻译出来，中国佛教的本土宗派开始形成，并深刻地影响了如今的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胡僧东来传教，有陆路和海路。海路一般是从扶南（今柬埔寨）或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搭乘商船转道而来；而陆路则是越过帕米尔高原，通过丝绸之路南道、北道或中道，经过和田、库车、伊宁等地，辗转到敦煌，然后沿河西走廊东向中原或江南。负笈东来的胡僧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形象，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东汉时期，时人对中亚来华胡人相貌是这样描写的：“莎车之胡，黄目深睛，员耳狭颐。康居之胡，焦头折頞，高辅陷□，眼无黑眸，颊无余肉。罽宾之胡，面象炙猬，顶如持囊，隅目赤眦，洞頞仰鼻。”这些对于胡人的描写，显然在审美心态上并不十分健康。也难怪，不同地域、种群和文化的差异，总会体现在心理接受的诧异方面。敦煌藏经洞所出唐代纸本绘画《行脚僧图》中，描绘了一位背负经卷、疾步前行的西域胡僧，为我们了解这一群体提供了鲜明生动的实例（图1）。摘要：汉唐时期，有大批来自古印度和西域国家的佛教僧人和居士、商人，为传播佛教，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敦煌、张掖、武威、洛阳、西安、南京、扬州等城市，在皇帝和王公贵族的支持下，翻译佛经、讲经说法。在他们的努力和推动下，佛教迅速在中国扎根、发展，走上了中国化的历程。西域胡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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