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凡尔赛园林是路易十四权力的“立体宣言”，安德烈·勒诺特雷设计的规整风格，每一处细节都在宣告对自然的掌控。最靠近宫殿的花坛由水、草和黄杨木刺绣图案组成，围绕中轴线排布，焦点直指国王寝宫；远处的小树林被林荫道划成方格，连树木都经过修剪，变成“有序的森林”。喷泉虽多
1、凡尔赛园林是路易十四权力的“立体宣言”，安德烈·勒诺特雷设计的规整风格，每一处细节都在宣告对自然的掌控。最靠近宫殿的花坛由水、草和黄杨木刺绣图案组成，围绕中轴线排布，焦点直指国王寝宫；远处的小树林被林荫道划成方格，连树木都经过修剪，变成“有序的森林”。喷泉虽多，却因供水短缺，只有国王靠近时才会通过哨声和旗语启动；阿波罗喷泉的雕塑象征太阳王的白日之行，柯塞沃克的“战争之瓶”则定格1672年横渡莱茵河的胜利。钱德拉·慕克吉直言：“凡尔赛是对自然实施实质性掌控的典型，大声宣告着法国的惊人力量。”在这里，无序的荒野被改造成人工造物，园林成了法国想成为“新罗马”的政治宣言。
2、凡尔赛园林的影响遍布欧洲，却鲜有能复制其规模的作品。汉诺威的黑伦豪森园林由勒诺特雷的学生马丁·沙博尼耶设计，维也纳美景宫出自另一位学生多米尼克·吉拉尔之手，西班牙费利佩五世为解思乡之情，派法国设计师打造拉格兰哈宫——这些君主都想借园林彰显权威，却只能做出“凡尔赛缩小版”。安托万—约瑟夫·德扎利耶的《园艺理论与实践》1709年出版后被译成多语言，成了模仿者的“说明书”；无数贵族庄园里，都能看到简化的刺绣花坛或小型喷泉。但就像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埃马努埃尔自夸“庭园像法国的一样”，却不敢将宫殿纳入其中，欧洲各国终究只能借凡尔赛的“形”，难承其“神”——毕竟没有哪个国家能聚齐法国那样的资源与野心。
3、英格兰用风景园林挑战凡尔赛的规整，背后藏着对绝对主义的政治反抗。查理二世1661年想请勒诺特雷赴英，却没能成功；英格兰的气候更适合宽阔草坪与自然树丛，圈地运动创造的农耕单元、猎狐对隐蔽处的需求，也推动了“融入自然”的园林风格。艾迪生1712年在《观察者》中写道：“宽阔的视野就是自由的形象，眼睛有空间去四处浏览，就像关于永恒的深思对理解力一样。”沙夫茨伯里伯爵更谴责规整园林是“堕落品味”，主张“让设计服从自然，而非自然服从设计”。园艺家斯蒂芬·斯威策在《田园平面图》中对比“规范设计者”与“自然设计者”，而“哈哈”壕渠的发明——隐蔽的壕沟让动物看似与园林一体——更成了自由世界观的隐喻：英格兰不要“掌控自然”的绝对主义，要“与自然共生”的自由主义。
4、斯托园林成了英格兰“爱国者”的政治舞台，科巴姆勋爵用草木与雕塑编织对腐败的批判。他雇大批园艺师打造的“现代美德神殿”刻意造得破败，里面的无头雕像直指沃波尔；“古代美德神殿”供奉着来库古等希腊英雄，铭文称赞他们“设计了对抗腐败的法律，确立完美自由”。1738年建成的“不列颠杰出人士神殿”，将阿尔弗雷德大王、莎士比亚、牛顿等8位实干家与8位学问家并列，他们都是“自由与美德”的象征，与当时盛行的专制腐败形成鲜明对比。花在园林上的巨额金钱，成了“爱国者”对抗沃波尔政权的武器——就像阿德里安·冯·布特拉尔所说，这些庄园是“自由主义世界设计的象征”，每一处景观都在诉说对理想政治的向往。
5、英格兰风景园林跨越多佛尔海峡，在德意志沃利茨园林焕发新生，传递着与凡尔赛截然不同的价值观。1763—1775年，安哈尔特—德绍的弗朗茨侯爵三次造访英格兰，参观布莱尼姆、斯托等20多座庄园，回去后便打造沃利茨园林：这里没有凡尔赛的直线与对称，却有帕拉第奥别墅、火山模型、哥特宅邸，甚至煤溪谷铁桥的模型。凡尔赛彰显中央集权的权力意志，沃利茨却宣传个人教化、宽容与联邦主义——“英格兰座椅”供人远眺自然，岩穴藏着对朴素的推崇。越来越多欧洲游客将英格兰园林纳入“壮游”行程，风景园林成了自由主义思想的“流动载体”，它证明：园林不仅能宣告权力，更能传递对政治理想的追求。
6、哈布斯堡的呈现型文化以宗教为核心，园林与建筑都围绕“奥地利式虔诚”展开，与凡尔赛的世俗奢华截然不同。利奥波德一世1657年登基后，立即前往巴伐利亚旧厄廷圣母神祠朝圣，将领土献给圣母马利亚；他七次前往施泰尔的玛丽亚采尔朝圣，1665年为感谢战胜土耳其人，更是带着整个宫廷同行。宫廷传教士圣克拉拉的亚伯拉罕说：“利奥波德一世是用膝盖击败敌人的，让利奥波德获胜的是祈祷的力量。”1683年土耳其围困维也纳时，利奥波德夫妇加入圣母敬拜团体，解围战役也在“马利亚，帮帮我们！”的呼喊中开始。对哈布斯堡而言，呈现权力的不是凡尔赛式的喷泉与雕塑，而是对圣母的虔诚——每一次朝圣、每一座献给圣母的教堂，都是“君权神授”的政治证明。
7、利奥波德一世用音乐与歌剧展现王权，《金苹果》的演出成了哈布斯堡荣耀的巅峰。1666年，为庆祝与西班牙公主玛加丽塔·特雷莎的婚礼，维也纳特地建剧院，上演安东尼奥·切斯蒂创作的《金苹果》，利奥波德亲自谱写其中两幕乐曲。这场长达8小时的戏剧拆成两晚演出，50多个独唱角色多从意大利重金聘请，23套舞台布景与华丽戏服耗资巨大，演员阵容堪称“欧洲顶级”。当时的人惊叹：“世界上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巨作，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出现。”演出细节被制成版画传遍欧洲，结尾时，利奥波德与新娘的雕像被推上舞台，背景写着“奥地利宫廷荣耀”，帕里斯将金苹果判给新娘，赞她兼具智慧、美丽与伟大——歌剧成了哈布斯堡家族“神佑王权”的活广告。
8、哈布斯堡的庆典不止于歌剧，玛加丽塔·特雷莎1666年12月抵达维也纳时，6周庆典将呈现型文化推向高潮。庆典包括无数舞会、酒宴、马上芭蕾，还有海因里希·施梅尔策的芭蕾《十二位埃塞俄比亚美人》——全由贵族绅士演出；露天表演“空气和水之间的竞赛”融合芭蕾与锦标赛，德语表演《德意志欢庆》彰显民族自豪感。作家保罗·温克勒体验后惊叹：“维也纳是世界的首都，是全天下的宝座。”与凡尔赛专注宫殿不同，哈布斯堡的庆典更注重宗教与民族情感的融合——每一场表演都在诉说：哈布斯堡的权力不是来自对自然的掌控，而是来自上帝的眷顾与臣民的认同。
9、哈布斯堡后期试图在建筑上对抗法国，却仍走不出“宗教—政治”的独特路径。1690年，建筑师菲舍尔·冯·埃拉赫为庆祝皇太子约瑟夫当选“罗马人的国王”，修建宏大凯旋门；他还设计了维也纳申布伦新宫殿，若建成，美学上或能超越凡尔赛。但最终建成的建筑低调得多，规模远不及法国对手。这种“克制”源于哈布斯堡的权力逻辑：路易十四用宫殿宣告“王权至上”，利奥波德一世却用“谦卑”彰显神圣——他在玛丽亚采尔朝圣簿上署名“圣母马利亚最渺小不配的仆人”，坦言“战时我希望圣母担任将军，和谈时希望她担任大使”。哈布斯堡的建筑竞争，从来不是单纯的规模比拼，而是“神佑王权”与“世俗霸权”的较量。
10、哈布斯堡用“间接呈现”巩固权威，诸侯与教士的宅邸成了传播其荣耀的阵地。在神圣罗马帝国，艾什泰哈齐侯爵、维尔茨堡主教的宫殿里，都特意留出供皇室使用的空间；林茨附近的圣弗洛里安修道院，1683年战胜土耳其后重建，皇帝大厅的湿壁画将卡尔六世画成朱庇特，脚踩战败的土耳其人，奥地利与匈牙利拟人化形象向他效忠；天花板湿壁画更将哈布斯堡君主国，描绘成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四大帝国的延续。很难想象法国贵族宅邸会以波旁家族肖像为主，但在哈布斯堡领地，这样的例证随处可见——凡尔赛靠自身的壮丽震慑臣民，哈布斯堡却靠整个统治网络的“集体崇拜”，让“神佑王权”渗透到每一处角落。
来源：常思勇一点号
